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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道路的开拓与扩大 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经营和拓展，明代贵州宣慰司所管辖的水西地区，涉及的地域范围已极为广大，实为黔省最大的地方势力。据彝文文献《阿哲家的疆域》:“上至姆堵尼，下至俎易迭，左至赤能益洁益，右至沓尼博”俎易迭或作祖溢歹或租义歹，即今贵州都匀，则其辖区除最核心的黔西北地区外，又跨过乌江上游鸭池河，向今贵州中东部地区延伸，直达贵阳、龙里一带，逼近都匀等地，向西又与乌撒、乌蒙、东川等地区毗连，形成范围极为广裹的彝族文化圈。加上“山川险隘，林深菁密，行若登天，一夫防守，万人难进”。曾经深入水西腹地的王阳明甚至认为:“我安氏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纯，飞鸟不能越，猿揉不能攀。”诚乃“华夏要冲，滇南门户”，战略地位不能说不重要，故长期以来均为中央王朝密切注视和尽力掌控的重点。例如，明人吴国伦便在《西征杂述》自序中称:予以权士，取道水西九驿，渡赤虺河，毕节四卫，往返几千里，皆罗夷地云。四卫在汉唐时稍通，独九驿辟自我高帝奄有筑城之后，至今夷落如初，特为中国役属耳。 (按:赤虺河即赤水河，毕节四卫则为乌撒卫、永宁卫、赤水卫、毕节卫。) 吴氏显然是看到黔地“道路关隘，纤屈羊肠，苗贼啸呼剽掠，出没如鬼域”，并比较奢香开通龙场九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干辄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才发出上述感叹的。毫无疑问，他是以国家立场为出发点，判断水西地区设立土司制度，逐渐融入大一统秩序架构，才得出“为中国役属”的结论的。而“王政之所重，莫大于道路”。“九驿”即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鸠、阁雅、归化、毕节等驿的经略或开通，主要是确保人滇及通蜀道路的畅通，以便更加有效地扼控远在天末的云南，必然很早就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检读《明太祖实录》，便赫然书有朱元璋“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明确要求他们“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结果自然是“符至，奉行”“癸丑条”。考今存彝文“俄索尼(乌撤部纪事)摩崖”，即大书深刻有以下文字:三十四兵营，与汉境相通。响应宣告者，在葬地设治所。……而今眼前，两相避让，汉邑安宁，汉返其营。待汉人到来，布吐必到场。两位汉使，翻开公文，圣文逐字念，垒下了界标，心悦诚服，道路开通。 按照彝文翻译整理者的解释，文中的“三十四兵营”，当与乌撒军事组织“苏保”下设之三十四“朵柔”有关。“朵柔”本指管粮之官，但也可引申转义为“地盘”。“汉人”特指朝廷或朝廷使者，“汉邑”则兼喻朝廷及朝廷所辖城池地域。“布吐”原为毕耄管理者，此处当为翻译人员。细审摩崖上下文意，则似与朱元璋谕令修路有关，所谓“圣文”云云，不过转达朝廷诏令而已。时傅友德统率之朝廷大军，一路已由四川永宁进入乌撒，占据险远要害，一路则由湖南辰、沅直入贵州宣慰司，逼近曲靖。两路大军分途进攻夹击，均以今贵州地区为基地，不久便深入云南腹地，占领昆明，直捣大理，摧毁元宗室残余势力。而战事节节向前推进，考虑到“贵州万山陡峻，溪流未通，军民货财，转运为苦”的情况圆。如何确保驿道运输畅通，满足前方将士军需补给，及时改变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遂不能不成为头等边政大事。因此，面对朝廷大军进境所形成的弹压态势，“诸蛮闻风降，贵州路通，沿途设堡，于时尚未建卫”，乌撒部酋显然参与了境内驿道的修筑。而上引彝文摩崖意译文字，恰好提供了所谓“符至，奉行”的生动历史细节，反映了“土人随其疆界远迩”修路的真实不虚，乃是事后庆功的重要石刻实录文本。 与乌撒彝部一样，水西彝地也是傅友德大军平滇必经之地，同样受到朝廷兵锋过境的威慑，因而无论被动或主动，都必然按照“随其疆界远迩”筑路的诏令，承担了境内驿道的修建工作。与此同时稍后，“贵州诸卫城堡，并驿传、铺舍、桥道，皆(马)烨创建，极其坚固雄伟”，可见贵州都指挥使马烨也曾主持过修路设驿的工作，后人据此遂称其为“才臣”。而奢香的所作所为之所以值得称道，固然可说是早在朝廷平滇大军过境的情况下，便已“相其夫(霭翠)输忠，率土归附，贡马万匹”。更重要的是战事结束之后，尽管霭翠已经故去，奢香仍继续“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非特确保了川、黔、滇毗邻地区驿路的畅通，实现了国家对西南地区的有效控制，而且助成了中央王朝的宏观整体边防布局，达致了国家边疆体系一体化的战略目的。 尤宜注意的是，奢香执政期间，水西境内的龙场等九驿，均一概由其“给驿使往来’，即“岁供马及廩积”。甚至延至奢香身后，驿马铺陈等费用，也“俱系安宣慰使各头自办”。其他如由毕节经乌撒而至赤水的“卫军”驿道，亦设有八处驿站，以“供往来之行季”。而“驿以马而站以夫，驿马及站夫之粮，皆供自土官”。正统三年(1438年)，乌撒土知府禄旧(一作陇旧)“继承奢周(香)遗志”，开通“进入洪鲁大别城的路”，而“把石驿修筑”。实际即因为乌撒乃“西南要扼之区”，所以必须确保贯穿今赫章、威宁两地驿道的畅通，以连接水西境内奢香率先开通之驿路，不仅强化了水西与乌撒两地的联系，而且更将驿路直接延伸到了云南腹部。考虑到威宁等地“为黔极西最高处，旧名乌拢菁，汉谚所谓‘盘羊乌栊，气与天通’者也”。则修路之艰难，当可想而知。一旦遇到道路必经的巨谷深河，彝族先民也有“在宽阔江面，建造金银桥，用银石金木，建银石拱桥，搭金的大桥”的传统，故修路的同时亦特别注意造桥。据“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所列捐赠银、粮、羊者的人名数额，更可见乌撒道的开通完善主要是靠彝人部族支系或土目集资，显然也节约了国家行政财力开支的成本，减轻了地方流官难以动员边地“夷民”的困难。因此，在明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综计全黔形势，东起湘边，西讫滇境，横贯其中，千数百里为驿程大道。北则接壤川疆，开化亦早。惟南通粤西之路，山川阻深，灌莽丛棘，所在梗塞”。与南下粤西之路的艰难相较，北接川境之路始终畅达，其中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固然不能不是一种制约因素，但文化的开发与政治的认同更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无怪乎时人感慨:“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横贯东西的滇楚大道需要大量屯兵驻守，必然消耗国家大量财力人力才能确保其通行的安全不同，水西地区驿道交通线的维护与供给一概由彝民地方社会自理，能长期保持畅通无阻，不能不说是他们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七、地方秩序的强化与稳定 当然，驿道在水西境内的开通，仍必须站在国家整体治边策略与彝人地方政权利益的双重立场上进行观察，既看双方之间的互动，也了解其中必有的博弈。 从国家整体治边策略看，“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无论山川的险要或道路的艰难，显然都是国家力量难以长驱直入的重要原因。因此，“诸蛮之强梗，由于山川之险阻，财力之富饶，则莫若置驿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险失矣，困之而志驯矣，然后为我所制而无难，此胜算亦远猷也”。可见驿道的开设，实际即意味着国家政治渗透力量的不断强化和扩大，象征着帝国权力网络在边地的继续深入与延伸。与此相反，修路从彝人地方利益的角度看，尽管也意味着“财帛随之而至，寿命如繁星闪灼”，而“凡是赫赫有名的前辈，都重视治理道路”(按该碑刻写年代当在明代嘉靖年间)，“开通长途驿道，也就踏上繁荣之路”，但也难免不会产生“君长失宝座，虎豹戴铁链，鹤鹃被捕捉”的担忧，实际即意味着“汉人夺彝权”可能性的不断扩大和增长，象征着彝区土司权力支配力量的让步与萎缩，预示了地方政治势力的消解及崩溃。所以，“雄长一方，多骄鹜状”的安贵荣，便对中央王朝的做法时或不满，曾一度要求削减驿站数目，终被时在龙场驿任上的王阳明晓以利害得失，最终移书恳切劝止。水西从此“安靖丞六十年，可谓一纸贤于十万师矣”。而“龙场驿亦惟一谪官来掌，因大播其姓名于天壤间”。以后贵州巡抚郭子章鉴于“水西隔乌江一衣带水，便是播州播酋杨应龙，竟负险，逆颜行，王师屡征不克”，遂在治边策略上，“实借水西力以安贵阳”，虽难免不遭时人诟病，但“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故“终子章之世，水西不敢动，盖有大长其志也”。足证驿道交通路线开发的或畅或阻，实亦关系国家经略拓殖历程的或进或滞。 因此，明代国家权力“藉奢香夫人力，除道置邮，开滇南门户，惟有黔始得有滇南，黔道塞则楚与滇卒隔不通”。具见水西地区驿道的畅通或便达，尤其是长时期的“马匹廩汽，世世办焉”，不仅节约了国家大量行政开支成本，而且也维护了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无怪乎后人要盛赞奢香“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智溢唐¨，功高博望，彼地有此异人，山川岂能再阻蛮方耶?”褒扬参与其事的朝野人物，更可说是“君王自长策，女子亦英雄，九驿初设置，三巴路已通，夜郎今自小，不待问唐蒙”。而“终贵荣之世，不敢跋扈者”，后人也以为王阳明“一纸手札胜于数万甲兵”，“是其文德、教思已行罗施鬼国矣”，遂不能不感慨“驿丞乎?驿丞乎?谁谓其职之微乃有如是弘施乎?”郭子章“在贵州几十年，所设施动中民隐”，其人离黔后，“水西安氏建怀德祠祀诸葛武侯、关壮缪侯，而子章与焉”。足证原先“梗塞久矣”的水西驿道经过奢香的修筑完善，的确长期畅通无碍。特别是其地“当滇、蜀、黔三省要冲，不知几许盗夹侵，几辈苗蛮肆横，烽烟危急，干戈扰攘”。而奢香开通驿道之后，竟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到了“夜行不虑盗”，如果比对“贵州南路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的情形，则可说判若天壤，必然令人兴起“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僰道犹同风”的欣喜赞叹，发出“彝俗固亦有美处”的价值认同情感。至于地方族群社会生活，今存彝文《妥阿哲纪功碑》则有“往汉族所辖的城池去购置锦帛，祭祀我的祖先”的说法，所谓“汉族所辖的城池”，乃是“指成都”，彝文典籍即“常提及聘工匠到点苍(今大理)，置铜器到德本(东川)，购锦帛到能沽(成都)”。而“开辟多样路段相连驿道，犹如走进花丛间，女子通过踏步似男人。天地间的十一个方位，举去把上面朝贡”，支线小路与主干驿道的贯通，连接了分散错居的千村万寨，当然就意味着代表朝廷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渠道。可见交通的畅通，无论任何时候，必然都会发挥连接不同地域及相关族群的作用，不仅扩大了其活动交往的空间，促进了人、财、物的流动，带来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便利或福祉，而且也拓宽了文化传播或辐射的范围，有裨于跨民族区域乃至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结束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着的文化心理隔膜现象。遂不能不兴师动众，勒石纪功，妙喻巧譬，不无感慨地宣称:雪产生于太阳下，雷霆产生在高空，中天下面驿道交岔，犹如绚丽的彩虹。在宇宙之中，天空高旷无垠。宇宙天地的形成，使世间人们，获得了利益。……彝族中的能人，要求葬人讲道理，修筑永久性的驿道，拉进与史溢距离而长见识。 据此可知，道路的开道，无论在国在民，在汉在彝，虽谋划的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看，仍可说双方都是实际的受益者。无论或快或缓，是长是短，道路交通线的开发及其延长，都必然有利于“通其财利，同其数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恶，同其好善”，不仅方便了地缘社会空间的互通有无，增加了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活力，同时也打破了交往世界的缝隙或隔阂，发挥了难以想象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交往与互助空间的扩大，必然也意味着族群之间经济文化差异的逐渐消除，边地社会大一统秩序格局的重新建构，说明边缘与中心固然可以是冲突的或竞争的，但未必就不能是互助的或合作的，道路既然能够连接边缘与中心，当然就意味着能够整合差距与分殊。 开发和维护龙场九驿交通秩序的奢香，乃是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霭翠死后即由其代立宣慰使职。霭翠在位时，朱元璋便曾明确诏告天下，“贵州宣慰史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并“与贵阳府、贵前二卫同在省城，府、卫所辖地在城北，宣慰司所辖地在城南”。可证其势力及影响之大，必然引起帝国的高度重视，表面是在安抚重用水西，实际则是稳定和强化边地秩序。奢香继霭翠执政水西期间，显然进一步增进了彝族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加快了彝汉之间经济文化多方面的互动与交流，顺应了国家大一统格局的秩序化建构进程。因此，镌刻于正统三年(1438年)彝文摩崖文字，才不无赞叹地反复强调:“是德高望重的人，建立了道德学说，汉族中的大丈夫，以通达宇宙天地为志向，长期行善积德地就聪慧，灵巧有如太阳的光线，有心把天际探索，成为掌握天文的学者”;“借鉴汉族的人生观念，像高山屹立可大地……心向皇城，为皇帝的事着想”。清人黎庶昌也情不自禁地赞叹:“龙场九驿，草昧蚕从，凿山开道，黔蜀利通。匪日报德，万祀载功……腴荒色陋，藻翰雍容。”均可见随着交道的畅达，彝汉之间的交往已极为频繁，不仅族群之间的隔膜已有所消解，即国家认同意识也逐渐得到强化。而无论官方文本记录或民间口头叙事，历来颂扬奢香胆识功勋者数量亦颇多。十分明显，彝族社会与汉文化区域的互动、交往与融变，决非仅限于奢香筑路一人一事上，只是出于历史典范或政治叙事正面塑造的需要，其人其事才获得了聚光灯似的投射或关注，浓缩了一个时代社会变迁发展多方面的信息，不能不反复予以多方面的历史分析和客观解读。而水西作为国家治边长程历史的典型个案，也值得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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