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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建荣 孙战伟 石磊 邵安定 宋俊荣 马金磊 赵汗青 张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渭南市博物馆 澄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摘 要:2017～2018年,对刘家洼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基址、高等级墓地等遗迹,出土了带铭文的芮公铜鼎,以及铜编钟、石编磬、玉戈等礼乐器,从遗址规模和遗物等级可以推断该遗址为春秋早中期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 关键词:陕西澄城县;刘家洼遗址;芮国都城;春秋早中期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南距县城约20余公里,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洛河的二级支流鲁家河由北向南从遗址中部穿过(图一)。 刘家洼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铜戈、陶罐等[1], 2016年底遗址内的墓葬被盗,追缴文物400余件(组),包括鼎、簋、壶等青铜重器,表明此地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墓地。2017～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渭南市、澄城县的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刘家洼遗址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对遗址展开全面系统调查和详细勘探的同时,重点发掘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初步了解了遗址的范围和布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铭文材料,认定该地为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现将阶段性的发掘收获简报如下。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遗址概况 经过实地踏查和详细钻探,初步廓清了刘家洼遗址的四至范围、布局结构及遗存的分布情况。遗址的西、南、北三面以自然冲沟为界,西北角有一段人工壕沟,与西侧和北侧的自然冲沟相接,再通往鲁家河,这段人工壕沟长约300、宽6～25、深2～3米。遗址的东面由一条南北向人工壕沟与外界相隔,人工壕沟长约1500、宽3～4、深2.5～3米,其南、北两端与自然冲沟相接,从而形成一个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相连、几近封闭的大型遗址区。遗址东西长约2000、南北宽约150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鲁家河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遗址内分布有丰富的春秋时期文化遗存,包括城址区、夯土基址密集区、一般性居址密集区、高等级墓地和中小型墓地等(图二)。 城址区位于东区中部,夹于南北两条小自然冲沟之间,东与黄土台塬地相连,地势向西缓降,至鲁家河边的二级阶地上,呈东高西低的缓坡状,上下落差约80米。城址南、北、东三边可见夯土墙基,西邻鲁家河河道,从而形成一个基本封闭的不规则城区,东西长500、南北宽2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址南、北、东三边的夯土墙基断续残存总长约340、宽2～3米,各处宽窄不一,局部残高2米。夯层厚约7、夯窝直径3～4厘米(图三)。 城址内勘探发现有2处夯土台基(单体面积均超过300平方米)、1处大面积淤土区、部分道路和大量灰坑等,采集有鬲、盆、罐、豆、三足瓮、板瓦等春秋时期的陶器残片(图四),尤为重要的是采集到一件陶范残块,说明可能存在铸铜活动。 图二 遗址范围和遗迹分布示意图 图三 城址北城墙东段的夯土层(南→北) 图四 城址区采集的陶器标本 在城址西侧发现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人工壕沟,现存长约50米,南端与自然冲沟相接,北端向北部的自然冲沟延伸,推测壕沟总长约170米。经解剖发掘可知这段人工壕沟宽约8、深6～7米,沟内堆积中包含有丰富的春秋时期陶器残片和大量板瓦,以及大量的人工搬运石块。 以上迹象表明城址位置居中,地势险要,遗存丰富,功能完备,应是刘家洼遗址最核心的高等级贵族居住区。 城址东南向塬地开阔平坦,相邻处勘探发现有大面积房址。遗址的东、西两区各有1处一般居址密集区。已确认墓地4处,其中东区3处、西区1处,共发现210余座墓葬。 二、墓地概况 在了解遗址布局的同时,对东Ⅰ区和西区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东Ⅰ区墓地发掘墓葬73座、马坑1个,探明马坑2个,除2座中字形大墓(编号为M1、M2)与带壁龛和殉人的竖穴土坑大墓(编号为M3)之外,其余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图五)。西区墓地发掘墓葬44座、马坑1个,探明马坑2个,墓葬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 (一)大型墓葬 就单个墓葬而言,无疑是东Ⅰ区三座大墓(M1～3)发掘收获最大。M1、M2的形制和结构基本相同,M3规模略小。三座大墓均遭严重盗扰,人骨不存,墓主葬式不明。以M1为例加以介绍。 M1 平面呈中字形,方向24度,墓室口大底小,南北各有斜坡状墓道(图六)。墓室底部的四周有生土二层台,椁室紧贴二层台搭建而成,双棺一大一小,置于椁室中部。现存墓室口部长11、宽约10米,墓道口部宽8、底宽6～8米,二层台高2.7、台面宽1.2～1.5米。东、西二层台上发现有对称分布的“柱洞”各两个,其内不见任何木柱痕迹,可能与下棺的设施有关。 M1残存各类随葬品共计240件(组)。二层台上发现2件彩绘木俑(图七)和一束木柄。棺椁之间的随葬品摆放有一定规律,东侧放置铜礼器,西侧和南侧放置乐器,北侧多为车马器。东侧残存铜簋2件。南侧有石编磬两组共10件、铜编钟一组7件、铜钲1件和漆木建鼓1件;石磬由大到小5件一组,共有两组,呈一排分布,紧邻石磬的北侧和西侧可见木质磬架痕迹,其上髹漆彩绘;石磬下压铜编钟,编钟从西向东、由大到小陈置,最东部为铜钲。西侧残存铜编钟2件。另外,东侧近外棺处的椁盖板上放置大玉戈2件,棺椁之间发现铜戈4件,盗洞内有2件铜柄铁矛。以下择要介绍部分随葬品。 图五 东Ⅰ区墓地发掘现场(南→北) 图六 东Ⅰ区M1(上为西) 铜编钟 9件。南边1组7件(M 1︰181～187),形制及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图八;图九)。圆柱状甬与体相通,封衡,锥度不大。旋幹俱全,旋饰四乳丁。合瓦形腔体,钟壁较厚。平舞,铣棱斜直。于口弧曲上收,弧度不大。钲、篆、枚区四边以粗阳线弦纹为界。二节圆柱形枚分布于钟体两面,枚区疏朗,每区分3行,每行有3枚,共计36枚。舞部饰窃曲纹,篆带饰横“S”形云纹,正鼓部饰两个横置的“工”字形云纹。除最大2件甬钟外,其余5件甬钟背面右侧鼓部均有凤鸟纹,作为侧鼓音的演奏标记。钲间素面。于口内壁均有调音槽,可知这7件编甬钟均为实用器。从其试奏的音列和发掘现场痕迹看,这套编甬钟的编列原应为8件,第八件已被盗掘遗失。体形最大者为M1︰181,通高42.5、甬长13.1、铣长29.2、鼓间19、铣间25.4、正鼓厚0.45、侧鼓厚1.35、枚高2.8厘米,重16.01千克(见图八,1)。最小者为M1︰187,通高20.6、甬长8.2、铣长12.2、鼓间7.7、铣间10.6、正鼓厚0.45、侧鼓厚1.2、枚高0.6厘米,重2.36千克(见图八,2)。 图七 东Ⅰ区M1出土的彩绘木俑(东→西) 图八 铜编钟拓本1. M1︰181 2.M1︰187 石编磬 10件(M1∶156～165)。均保存完好,共有两组,每组5件,器形相同,大小相次。石灰岩质。编磬上呈倨句,底边微弧上收,呈凸五边形,并非为六边曲尺形。鼓部较长,股部较短,鼓股分明。倨句处有倨孔,为单面钻。表面打磨光滑,素面。经试奏,编磬音色优美,音高准确。体形最大者为M1︰156,通长46.5、底长40.8、高17、厚2.1～2.8、倨孔直径2.3、股博长11.4、鼓博长9、股上边长29.1、鼓上边长19.9厘米,倨句144度。最小者为M1︰165,通长21.2、底长18.5、高7.5、厚1.6～1.85、倨孔直径1.2、股博长5.9、鼓博长4.35、股上边长9.1、鼓上边长12.7厘米,倨句152度(图一○)。 铜钲 1件(M1︰188)。钲腔横截面呈合瓦形。平舞,八棱状甬。甬上有一穿,可以悬挂演奏。器表所饰主纹为减地平雕的饕餮纹。通高27.9、甬长10.3、铣间13.3、鼓厚0.9厘米(图一一;图一二)。 图九 铜编钟(从右至左依次为M1︰181～187) 图一○ 石编磬(从右至左依次为M1∶156～165) 铜簋 2件。大小及形制相同。带盖,盖呈浅覆碗形,圈状捉手。整器呈卵圆形,子口,鼓腹,圈足外撇,圈足下铸接三个兽首衔环状附足。器身两侧分置兽首环耳,下垂长方形珥,耳鋬略上翘。圈状捉手正中饰鸟纹,圆睛,勾喙,躯体下伸出细长爪,尾部为有圆眼、卷唇的龙头。盖面顶端及器腹饰瓦楞纹,盖缘与颈部饰带状无目窃曲纹,圈足饰一周重环纹。附足上的兽面清晰,桃心形角,圆目,阔面。兽面下附半圆形小足,足底近平,圆形内孔。耳鋬顶端的兽首铸有螺旋状犄角,圆目,卷鼻。鋬身两侧阴刻两道弦纹,珥上饰卷云纹。M1︰12,口径20、盖捉手直径11、通高22.2厘米(图一三)。 图一一 铜钲拓本(M1︰188) 铜戈 4件。据戈内形制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3件。直内。M1︰20,直援,等腰圭首形锋,两援均有刃,援身起脊直通锋尖。长方形内,内中部有一圆穿,圆穿近援一侧有五条横向直线纹。中胡,胡上有两竖长方形穿孔。援近内处上方有一横长方形穿,穿下有一心形镂孔。通长22.6、内长7.2、援宽3厘米(图一四)。 图一二 铜钲(M1︰188) B型:1件(M1︰189)。銎内,直援,圭首形锋。中胡,上有两竖长方形穿孔。长方形内与援相接处有一銎,残断可拼接,宽度与内近同,銎孔椭圆形。阑上有断茬,正位于銎孔下,可知还应有一銎。素面。銎孔内残留有木柲。通长约20.1厘米。 玉戈 3件。2件完整,1件残缺。M1︰14,乳黄色,通体抛光。扁平长条形,长援,长方形直内,前锋呈三角形,中脊由锋尖直通内底,锋、援和内有边刃,内前端有一圆穿,援、内有明显分界。长43、宽10厘米(图一五)。 (二)中型墓葬 东Ⅰ区墓地发掘的中型墓葬中M6[2]、M 2 7、M 4 9未被盗扰,保存完整,随葬品亦很丰富。西区墓地的中型墓葬随葬铜礼器较少且组合无规律,随葬品相较东区而言略显贫乏。但个别墓葬出土铜虎形饰、青铜短剑和金丝绕环等,又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属性。此外,在东Ⅰ区与上述M6、M49和M 2 7规模相当、且未被盗扰的其他墓葬,随葬品亦较少,不见铜礼器,仅随葬石圭、串饰等,典型者如M20。 M 2 0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 0 0度。口小底大,现存墓口长4.8、宽2.68米,墓底长5.08、宽3.26～3.3、深6.56米(图一六;图一七;图一八)。墓壁较光滑,但未见工具痕迹。墓室的北壁东端和东壁北端分布有脚窝,上下排列,每排3个,上下间距1～1.1米,脚窝较规整,形状呈马蹄形,宽0.11～0.13、高0.09、进深0.07～0.09米。墓内填土呈黄褐色,土质较硬,含少量料礓石颗粒,无其他包含物,未见夯打的痕迹。墓底四周有高1.41米的熟土二层台,南、北侧的台面宽0.49～0.65米,东、西侧的台面宽0.21～0.32米。 图一三 铜簋(M1︰12) 图一四 A型铜戈(M1︰20) 图一五 玉戈(M1︰14) 图一六 东Ⅰ区M20平面及上部随葬品分布图 1.串饰(第一组1-1-A1～2、1-1-B1～10、1-1-C1～92;第二组1-2-A1～2、1-2-B1～13、1-2-C1～104;第三组1-3-A1～4、1-3-C1～178) (A为铜铃,B为铜鱼,C为石坠和蚌坠) 2～4.铜翣角 5、6.铜翣 图一七 东Ⅰ区M20平面、剖视及下部随葬品分布图 7、8.玉玦 9.玉口唅 10.石刀 11.石圭 葬具为一椁一棺。椁、棺均已腐朽成白色板灰,仅存痕迹。椁室南北长4、东西宽2.6、高1.41米。椁盖板为东西向放置,共22块,每块长2.33～2.63、宽0.09～0.21米。椁盖板两端搭于二层台上,中部有明显下塌的现象。椁底板南北向摆放,东西依次排列于墓室底部,共16块,每块长4.9～4.92、宽0.12～0.19米。棺位于椁内中部偏南,长约2.3、宽约0.92米,棺板厚约0.1米。棺盖板、人骨、棺底边叠压在一起,无法辨识。未发现枕木。墓主骨骼保存一般,上肢骨腐朽严重,两股骨保存状况较好。单人仰身直肢,双手交叉于髋部,下肢平放,头朝南,面向西,初步鉴定为女性。 随葬品有串饰3组,每组均由铜铃、铜鱼、石坠、蚌坠组成,分布在棺的东、西两侧和棺盖板上;铜翣2件,置于棺盖板中部;铜翣角3件,一件置于棺盖板西北角,其余两件置于棺盖板西南角(见图一六);玉玦2件,发现于墓主人的左、右耳处;玉口唅1件,置于墓主人口内;石圭1件,出土于椁底板西侧;石刀1件,紧贴于北侧二层台下(见图一七)。以下择要介绍部分随葬品。 铜翣 2件。大小及形制相同。M20︰5,整体略呈方形,镂空,左、右和下侧三边构成长条形方框,上部中间为一圭,两侧分别侧立一鸟,勾喙,镂空圆目,三边形尾羽连于圭上。圭及两立鸟之下有一虎,侧立,长躯干上镂空成虎纹,半蹲状,两虎爪前倾抓握,长尾下斜,尾端上卷,面部镂空。器体下侧边正中凸起一长方形扣,中间有长方形镂孔。整个铜翣制作粗糙,毛边未清除和打磨。长22.6、宽28.3、厚0.3厘米(图一九)。 图一八 东Ⅰ区M20(上为东南) 铜翣角 3件。大小及形制相同,为长条曲尺形薄片。底端有两个对称的小钉孔,上部斜折,端首残断,上窄下宽。锈蚀严重,均素面。M20︰4,长12.2、宽3.1、厚0.2厘米(图二○)。 图一九 铜翣(M20︰5) 石圭 1件(M 20︰11)。石灰岩质,黑色,出土时残为5段,可拼对复原。长条形,圭首残损,两侧边缘圆钝,有明显打磨痕迹,圭身中部隆起较厚,两侧薄,圭首呈等腰三角形。素面。长3 4、宽4.8、厚0.4厘米(图二一)。 石刀 1件(M20︰10)。灰褐色砂岩。残存一半,中部有一对钻的圆孔,刃部明显,有清晰的人工打磨痕迹。残长7.1、宽6.3厘米(图二二)。 玉玦 2件。青色玉,质地细腻,透明度高,抛光度较好,局部有白色沁斑。薄片状,薄厚均匀,单面钻孔,玦口断面较为明显。素面。M20︰7,肉宽1.7、内径0.9、外径2.6、厚0.3厘米(图二三)。 图二○ 铜翣角 (M20︰4) 图二一 石圭 (M20︰11) 图二二 石刀(M20︰10) 图二三 玉玦(M20︰7) 玉口唅 1件(M20︰9)。白色玉,质地粗糙,透明度和抛光度较差。残。薄片状。一面可以看出加工痕迹。素面。残长1.7、宽1.1、厚0.2厘米。 (三)小型墓葬 小型墓葬随葬品匮乏,仅随葬石、玉质的玦和圭,个别墓随葬金丝绕环,部分墓葬无任何随葬品。 M34 位于东Ⅰ区。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8度。四壁垂直,壁面粗糙。长2.32、宽1.28、深2.44米(图二四;图二五)。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高0.34、宽0.13～0.25米。墓内填土呈黄褐色,土质较硬,含较多料礓石颗粒,未发现夯打痕迹。 葬具为单棺,位于墓底中部。棺板腐朽严重,仅存零星灰白色板灰。棺南北长2、东西宽0.82、残高0.38米。墓主骨骼保存基本完整,部分朽成粉末。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面向东,双手置于腹部,未见脚骨。性别不详,年龄约15岁。 图二四 东Ⅰ区M34平面、剖视图 1.玉玦 2、3.金丝绕环 4.骨耳匙 5.铜削刀 图二五 东Ⅰ区M34(上为东南) 随葬品有铜削刀1件,置于墓主右腿骨南端;金丝绕环2件,一件置于头骨东侧,紧靠玉玦,一件位于墓主口内;玉玦1件,置于头骨东侧,紧靠金丝绕环;骨耳匙1件,置于盆骨东侧。 铜削刀 1件(M34︰5)。刀身细长,背略弧,刃较直。弧形细长柄,柄端为实心长方形首。素面。长22.1、刃宽1.5、柄宽1、厚0.5厘米(图二六)。 金丝绕环 2件。均用金丝绕三圈有余,形成螺旋弹簧状圆环。M34︰2,圆环直径1.9厘米(图二七)。 玉玦 1件(M34︰1)。两端残断。素面。残长2.7、残宽1.1、厚0.4厘米(图二八)。 骨耳匙 1件(M34︰4)。长条形。耳匙部分完整,另一端略残。柄后端横截面为长方形,前端与耳匙连接处横截面呈圆形。磨制,表面光滑。素面。残长6.1厘米(图二九)。 M 3 0 位于西区。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95度。口大底小,现存墓口长2.42、宽1.2米,墓底长2.18、宽1.12、深3.06米(图三○;图三一)。墓壁较平整,未发现修整痕迹。墓底四周有残高0.2米的熟土二层台,台面宽窄不一,北侧宽0.16、东侧宽0.08～0.14、南侧宽0.12、西侧宽0.8～0.14米。墓内填土呈灰褐色,土质较硬,含料礓石颗粒、炭屑、红烧土块等,无夯打痕迹,出土少量陶片。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因腐朽呈白灰状,断续可见,长1.93、宽0.8～0.9、厚0.08米。棺置于椁中部,仅存零星白色板灰,长1.58、宽0.5、厚0.04米。墓主骨骼保存较好,单人仰身屈肢,头朝南,面向西,两臂弯屈,双手相叠置于左腹部,两腿向西屈折成90度。经鉴定,墓主为35～40岁的女性。 图二六 铜削刀(M34︰5) 图二七 金丝绕环(M34︰2) 图二八 玉玦(M34︰1) 图二九 骨耳匙(M34︰4) 图三○ 西区M30平面、剖视图 1.石圭 图三一 西区M30(上为西) 墓中出土石圭1件(M30︰1),位于墓主右股骨外侧,出土时断为两段,可拼合,圭首残损。黑色,体呈长方形,厚薄均匀,横截面为长方形。残长5.2、宽2.4、厚0.3厘米。 三、结语 (一)遗址的时代 居址内发掘出土和调查采集的遗物特征均属春秋早中期。墓葬出土的青铜、金、玉等质地的器物形制、纹饰等时代特征,与韩城梁带村墓地南区墓葬[3]所出同类器最为相似,后者的年代为春秋早期或早期偏晚阶段,刘家洼墓地的年代应基本与之相当。但刘家洼M2出土的金权杖首,M3出土的铜镈、钮钟等器物上的纹饰,与春秋早期晚段的陇县边家庄79M1秦墓[4]出土铜器上的纹饰近似,并与春秋早中期的郑国祭祀坑[5]出土器物的纹饰组合形式相似,因此其年代可能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早段。 (二)遗址的性质 墓地出土了芮公、芮定公、芮太子白等铭文铜器,目前所有铭文均和“芮”有关,未发现其他国别的文字材料,据此判断刘家洼遗址应是春秋早中期芮国的一处都邑性遗址。M2发现有芮公铜器,结合墓葬规模,推测墓主应为春秋早中期芮国的一位国君(图三二)。M1由于被盗严重,虽未出铭文铜器,但依据墓葬规模、出土随葬品及大量兵器判断,墓主也应是一位芮国国君。M3发现两件芮公铭文铜鼎(图三三;图三四),该墓规模仅次于M1、M2两座中字形大墓,未见任何兵器,且该墓距M2仅4米,故推测M3的墓主有可能是女性,或为M2墓主芮公的夫人。 遗址布局和功能完备,诸如城址、大面积夯土基址、壕沟、陶范及制陶等手工业遗存皆已具备,并有最高等级的芮国国君和夫人墓葬及中小贵族墓地。刘家洼墓地大墓集中埋葬丰富的青铜、金、玉等质地的礼乐器、兵器、棺饰等随葬品,中型墓随葬品普遍较少,小型墓几乎不见随葬品,各类墓葬中陶器均罕见等特征,都与梁带村墓地类似,故可认为刘家洼遗址应为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 图三二 东Ⅰ区M2出土铜列鼎(西→东) 图三三 东Ⅰ区M3出土芮公铜鼎(M3︰66) 春秋时期诸侯级墓葬的乐器组合基本是一墓只有一套青铜编钟和石编磬。刘家洼大型墓的乐器组合则出现一墓有两套青铜编钟和石编磬,这一现象是同时期最早的例证。刘家洼的大型墓葬还配有多件漆木建鼓、铜钲、陶埙等,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乐悬制度中的最高级别。M1的石编磬可以演奏五声音阶,音高准确,音色清脆悦耳,堪称绝世珍品,为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图三四 芮公铜鼎(M3︰66)铭文拓本 注释: [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第546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东Ⅰ区墓地M6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2期。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4]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