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深化争论：“旁观者”的介入 20世纪中后期，原本属于“旁观者”的一些英美史学家，陆续加入到了关于旧制度下高等法院问题的论争之中。此时，法国革命史学正经历重要的转折，以科班、多伊尔等人为代表的英美修正派向法国革命史学的正统派发起了冲击。相较于正统派，修正派更关心旧制度如何解体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高等法院受到了更充分的关注。在科班看来，18世纪法国的官僚体制是面向改革的，而高等法院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顽固地阻挠一切改革，对于旧制度从改革走向革命负有不小的责任。(34)他称赞莫普是波旁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大臣，并指出旧制度末年“只有一条路能够走出死胡同，这就是莫普的路”，罢免莫普使一切成为定局。(35)可以说科班的论述与法国保守派史家的改革神话遥相呼应。 英国学者申南于1968年出版了《巴黎高等法院》一书，对长期饱受史家批评的高等法院进行了辩护。申南提出，尽管巴黎高等法院有大的缺陷，在政治层面存在严重误判，但它维护了法国法律与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他还指出，18世纪王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未能充分履行其义务，最终，国王或许能够依靠专制的手段自救，但这恰恰背离了法国君主制的传统。(36)1970年，英国历史学家多伊尔发表了一篇直接针对科班等人观点的论战性文章。作者否认莫普是改革派政治家，并把他刻画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多伊尔称莫普改革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存续下来。(37)1974年，多伊尔推出其专著《波尔多高等法院与旧制度的终结》，与那些指责高法法官顽固抵抗改革的观点截然相反，多伊尔展现了旧制度末年外省高等法院的被动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指出，波尔多的法官是真正的地方精英，也极力维护当地人民利益，但其谏诤书中透露出的是法官们的绝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无力阻止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无论面对莫普改革还是拉穆瓦尼翁改革，外省高法都毫无思想准备，只是面对同样的挑战时形成了一致的答复，法官们都从高等法院共同的思想与修辞库中汲取资源进行回应。此外，法官内部并不团结，有近半数的人员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38) 认为法国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美国研究者哈德森，针对多伊尔的文章进行了回应，1973年他撰写了“莫普危机时期的法国政府宣传”一文。(39)作者相信，新的莫普高等法院在创立后经受住了困难时期的考验，并证明了它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可能持续存在的。哈德森还提出，在高等法院与政府的舆论战中双方各具优势，公众渐渐接受了新法官，而忘却了昔日的法官。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英国研究者朱立安·斯旺向颂扬改革君主制的历史学家们泼了冷水。他认为，“改革君主制神话的持续流行及其对莫普的迷恋，都明显是对旧制度怀念的结果，但总的来讲，它反映了对国王政府性质的深刻误解，他们都轻信了路易十四创立了一种官僚的或行政的君主制的说法，而没有看到政府的失败主要是自身弱点所致”。(40)同时，他还指出，“到18世纪60年代末，巴黎高等法院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需要被驯服的危险团体，相反，它保持了传统团体机构的保守主义，它主要关注的是要捍卫其特权及司法权”。至于对司法大臣莫普的评价，斯旺的观点和多伊尔相似，也认为“他不是个有改革眼光的人”，只是个有魄力的机会主义者。(41) 斯旺的著作诞生之际，也正是学术界对于法国绝对主义进行反思之时。斯旺在为《绝对主义的神话》(1992)一书撰写的评论中指出，“绝对主义的神话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试图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那种官僚制的、非个人的政府和早期近代的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时代误植的错误，先前统治者(尤其是路易十四)的宣传，引人犯这样的错误”。(42)换言之，在斯旺看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相信旧制度可以改良，高等法院阻挠了现代化改革的认识皆源自对于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误会，他们严重高估了彼时政府现代化的程度。应该说，斯旺的观点切中肯綮。法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史、制度史专家存在美化旧制度(尤其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统治)之嫌。比如穆尼埃声称，旧制度下“臣民的权利、自由、特许权和特权形成了一个受保护的领域，所有这些保障都被大革命破坏了。”(43)又如，弗朗索瓦·布吕什批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守旧、嗜古，试图让社会一成不变；(44)他笔下的路易十四则是开明专制的先行者，推动了现代法国的诞生。(45)如今，关于法国绝对主义的研究表明，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并非致力于建设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国家，而是意在维持并捍卫传统社会。(46)与此同时，法国革命前贵族阶级腐朽、没落、顽固、保守的形象也得到了大大的修正。近几十年的研究认为，17、18世纪的法国贵族与时俱进，在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7)在学术界大幅度修正绝对主义与贵族研究的背景下，斯旺对于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神话的破除正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史学家介入之前，高等法院研究在法国本土遇冷。众所周知，当时主宰法国史坛的年鉴学派的兴趣点在于经济变迁与社会结构问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贬低政治史和贵族精英。因此，高等法院这样的主题显得颇为陈旧，持续了四年的莫普改革在年鉴学派眼中只是昙花一现的政治事件，不值得关注。然而，英国史学界没有放弃对于政治史的耕耘，一些学者投入到了法国高等法院研究之中。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高等法院研究，有助于超越关于法官捍卫公益与维护特权的争论，使人们认识到司法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宫廷以及高法内部政治派别的相互作用，导致王权-高法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英国学者的努力也带动了美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共同更新了高等法院研究。美国学者所擅长的是以政治文化史的视角考察高等法院。比如，凯斯·贝克通过对马尔泽尔布和勒佩日(Le Paige)等高等法院理论家的言论的分析，阐释了司法话语的内涵与特征，并揭示了它对公共舆论的争夺、它对代表制理论的贡献等问题。(48)法国一批年轻学者正是受英美史家影响，重新关注高等法院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之后，关于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争论暂告一段落，研究者们通过拓展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视角来更新高等法院研究。如果说高等法院是否阻碍改革、导致革命的争论主要追问旧制度之死的问题，那么当下的研究更侧重高等法院与活生生的旧制度之间的关联。(49)纵观欧美史学界近三十年的高等法院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从冷到热的过程，新著层出不穷。不仅视角各异，关注的时段、地域也更加多样。 关于高等法院的历史角色以及它是否导致旧制度崩溃的问题，引起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争议。它并非典型的史学争论，但是这一论争既具历时性又具共时性。19世纪对于高等法院的辩护之声，到20世纪前期为严厉的抨击所取代。20世纪中后期，在英法美学者中辩护与抨击并存，进一步深化了争论。在法国国内，对于这一政治史重要问题的探讨，深受时代背景、政治潮流的影响。19世纪，经历了革命洪流之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革命大潮不可抵挡，高等法院法官捍卫自由、法律、传统与公益的努力对于重建法国的政体与社会具有借鉴意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右翼的、保守的史学家掌握了评价高等法院的话语权，他们受民族主义潮流影响，美化绝对君主制，赞颂旧制度末年政府改革的努力，将司法贵族视作引发旧制度崩溃的历史罪人。令人惊讶的是，在大革命研究中与右派反革命史家针锋相对的左翼学者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者关于高等法院的论断。这种僵化的认识在法国学界长期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年鉴派社会史支配法国史坛的结果。政治史(尤其是事件史)被边缘化，使得高等法院研究遇冷。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英美学者的努力下，这一政治史传统课题由冷变热，不仅政治事件的细节被进一步还原，高等法院政治文化的特色也得到了挖掘。最终，研究者们超越了高法法官究竟是否为改革失败承担责任的争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探索旧制度司法贵族的历史。由此可见，传统的政治史议题依然具有探索的余地，各种政治潮流以不同的方式裹挟着法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性，法国以外史家的研究因而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