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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组笔谈是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感谢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的授权。该组文章已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019年12月6日出刊）。今天推送的是魏明孔先生的笔谈文章，至此本组笔谈的文章已全部推送，感谢您的阅读和对“CNU古代经济史”公众号的关注支持。 《剑桥中国经济史》中文版的正式出版，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国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万志英教授，以一人扛鼎之力，在38万字的篇幅中将中国殷商至19世纪的经济史梳理清晰，且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确实令人钦佩！感谢该书的做序者、令人尊敬的李伯重老师给笔者提供与万志英教授和各位师友学习与交流的机会。笔者不揣谫陋，谈谈对《剑桥中国经济史》的读后心得，以就教于万志英教授和学界。 《剑桥中国经济史》自成体系，以笔者的学识要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把握其内在脉络并对其进行总结并非易事，下面只是按伯重先生的命题，即主要从“经济史的写法”来看，笔者认为《剑桥中国经济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高度凝练概括各个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点。《剑桥中国经济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的标题正是所论述内容及时代特点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作者对纷杂历史阶段经济运行及变迁的归纳能力，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剑桥中国经济史》各章的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前1045—前707年），“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前707—前250年），“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485—755年），“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江南经济的全盛期”（1127—1550年），“市场经济的成熟”（1550—1800年），“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这样，读者对于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经济的演进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对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了然在胸。应该说，万志英教授在对中国经济史的叙述中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构建。 二是动态叙述中突出各时段的特色，也就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所强调的“通古今之变”，这是《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另一明显特点。吴承明先生强调，非如政治、军事史之注重事件，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中国经济通史·总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在较短的篇幅中，将3000余年中国经济史的脉络梳理得清晰准确，关键点论述细致，多有新意，其他部分疏而不漏，体现了整部著作的理论深邃性，强调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与不同时期的差异性。 三是叙述和研究以当时的经济演变过程为主，长、中、短时段相结合。《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强调经济演进受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叠层制约与影响，这部经济史专著，跳出就经济史研究经济史，对经济的研究关注当时政治、军事、社会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当然这些均以实证为基本研究方法。 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研究方法而论，万志英教授根据不同时段和研究内容，分别采取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和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根据论述或研究对象选择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章节体加专题性，是《剑桥中国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学术创新，在中国经济史写作方法上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 五是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别是近古以来的经济，将其置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叙述与探讨；其二是充分吸收包括欧洲、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种吸收也包括对一些成果的修正与评判。 《剑桥中国经济史》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对我们的学术启迪。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始于商代，即起于公元前1045年。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夏代系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现在学者通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于夏代历史的开始时间在不断提前。商朝之前夏代的存在，不论文献记载还是地下考古发现，均有比较确凿的依据。万志英教授将商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证据可能不是非常充分。再诸如研究时段是古代至19世纪，第9章“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如果19世纪始于1800年，则结束于1899年；若起于1801年，则止于1900年。总之，表述19世纪（1800—1900年），无论如何是不准确的。 在论述西周社会经济时，《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诸侯“对周王效忠，并时常出兵勤王，但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们需要向周王朝贡”。（第14页）说当时没有进贡，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周天子多次对诸侯采取削爵行动，其中一个理由是其进贡数量不够或进贡品质量不高。 在论述早期青铜时代殷商的“邑”时，认为“邑是早期铜器时代的基本社会单位。绝大多数的邑都不过是村庄。商朝最后一个古都安阳聚集了宫殿、寺庙、手工作坊、精英住宅以及农业社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是当时其他任何邑的45倍”。（第42页）商朝的邑既然是村庄，其面积会有大有小，不可能大小整齐划一，所有的邑均系安阳的四十五分之一，是难以想象的，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剑桥中国经济史》关于唐代坊市制度的论述，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值得讨论。万志英先生认为，“在初唐年间，尽管个体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商业仍然要受制于繁杂的监管。唐朝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官方市集制度。商业被严格地限定于划定的市场之内，与周围的城市相隔绝。官员对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他们不但负责设定交易时间，检测市场运行，还会对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政府要求所有国内商人都有登记入‘行’，然后将同属一行的商业集中到一起”。（第168页）实际上，中国的坊市制度在唐代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程。唐代中后期，虽然在官方法律上并未全面废止坊市制度，坊市制被逐渐突破，城市的社会功能具有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管理“市”及“市人”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出现了新的机构与人员。随着对坊市的不断侵蚀，“市”与“场”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进而连用成为集合名词“市场”，并在唐代后期开始普遍化。因此，对唐代前后的坊市，不能一概而论。 丝绸之路是《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叙述的一个重点，而说丝绸之路的终点是长安西市（第168页：“长安有两个巨大的市场，其中西市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应该说当时不管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终点是多点而非一点。我们知道，唐代除了长安、洛阳是外国商人的集中地之外，泉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扬州等也是外国商人非常活跃的场所。另外，作为中国经济史的专著，即使说长安西市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是其“起点”而非“终点”。 《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出现的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相当一部分属于翻译者及编辑校对的问题。如繁简字转换，第75页“执”写成“執”；第75页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在位），实际上汉高祖在公元前206年就已经为皇帝。特别是对著作中文献的引用，没有认真消化和核对，或直译，或意译，或掺杂译之，说明译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多有缺失。这是非常遗憾的。 总之，当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并不少见，但以300多页的篇幅写成一本中国经济通史，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中蕴含着《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和扎实的学术底蕴。李伯重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序言中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因此，《剑桥中国经济史》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付梓，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镜鉴意义——这就是“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魏明孔，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