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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 摘 要:简帛学的形成发展已逾百年, 但当前作为简帛学学科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简帛学史研究, 既往虽做过一定工作, 却还很不够, 存在诸如概念体系和内容研究各异、分期歧义、重具体研究而轻理论提升等问题, 需要重新站在新时期认识和理论的高度去总结、梳理简帛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以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的构建。鉴于此, 我刊特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合作, 组织“简帛学史的理论总结与研究”主题笔谈, 约请国内知名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己见, 以期推动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简帛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简帛; 简帛学史; 分期标准; 简牍学大辞典; 简帛目录 基金: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与《说文》比较研究” (批准号:18JDYYB004) 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魏德胜 (1965-) , 男, 安徽当涂人,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简帛文献语言文字研究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简帛的出土、研究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对这一百多年的学术史进行分期,总结各阶段的学术成就,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对于简帛学史的分期,过去曾有过两分、三分、四分等多种意见。这些论著对简帛学研究作了初步的总结,但都没有明确分期标准,因此直接导致分期结论经不起推敲。 对简帛学学术史划分段落离不开标志性事件,因而确定分期标准是关键性问题。过去的分期研究关注过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中国现代简帛学史中第一枚汉文简牍的出土、第一批汉晋简牍的出土、其他重要简帛材料的出土、最早简帛研究论著的发表、重要简帛文献的整理出版,甚至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等。应该说,这些重要事件都对简帛学有重大影响。那么,这些事件中哪些可以作为简帛学史分期的标准呢? 我们认为,分期的标准最好能统一。目前多数分期确定不同的阶段所使用的标准不同,前后标准不一会影响分类的结果。我们以前的分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分期工作的第一步是确定统一的标准。 权衡这些标志性事件的相互关联,我们觉得要以重要简帛的出土为核心,即简帛学分期以重要简帛的出土为主线。简帛学的特点是其研究对象不是传承有序的存量资料,而是考古发掘偶然所得。简帛的出土具有突发性、偶然性、不确定性,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土什么简帛,都不是人为可以掌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简帛学的立足点在于重要简帛资料的发掘出土,重要简帛的出土是一切后续研究的原点。从学界的反应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每一次简帛的新发现,都能激发起大家的学术研究热潮。差别只是越重要的简帛材料,兴奋持续的时间会越长,波及面也更广,其影响也更加深远。所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简帛的出土上,而不只是整理成果的出版及后续的研究上。简帛出土引起的汇聚效应,使得它常常不是孤立、单一的事件。比如斯坦因在西北发现了汉晋简牍,一方面是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成功吸引了中国学界及国际汉学界;另一方面也引来了更多的探险者,发掘出更多的简牍文物,也因而产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出土、整理、研究是一个连续的链条,缺一不可。而这个链条的起点就是简帛的考古出土。简帛的出土推动了学术研究,甚至决定了整个研究的走向。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以历年来重要简帛的出土为主线,尝试对百年简帛学历史上的重要节点进行一一梳理。 中国现代简帛学的起点,就是以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发现典型的简帛实物为标志,即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 (1862-1943年) 在尼雅发掘出土的汉晋简牍 (1) 。斯坦因到达尼雅的时间是1901年1月28日,这里散布着一些房屋的遗址,斯坦因发掘到大量佉卢文木牍和羊皮书,在编号为N.xv的遗址中还出土了汉文简牍。这些汉文简牍上明确写有西晋武帝的纪年,可以确定这些简牍是汉末、西晋时期的。近代简帛的发现始于外国人,其释读研究同样也始于外国人。法国汉学家沙畹 (1865-1918年) 1907年发表了《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开启了近代中国简帛释读研究的先河,其成果写进了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罗振玉、王国维著《流沙坠简》也释读了这批简牍。中国简帛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虽然其中有些无奈与被迫。其实,沙畹1905年发表的《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王国维1912年在日本发表的《简牍检署考》,都提到斯坦因、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发掘出土简牍的事情,只是他们当时都还未接触到简牍实物或照片。 我们把1901年作为简帛学的起点,而第一个阶段的特点就是以外国探险家的活动为中心。除了英国人斯坦因以外,还有瑞典人斯文·赫定、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的橘瑞超等,他们疯狂盗掘中国文物的活动在1930年前后终止。斯坦因的第四次考察为1930-1931年,迫于中方的压力而提前结束考察活动并离开中国,外国人在中国大规模挖掘宝藏的时代至此终结。几乎同时,瑞典人斯文·赫定为了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探险考察再次来到中国,由于中国学界的努力,这次考察变成了一次中外合作的考古调查,并签订了有利于中方的协议。1927年斯文·赫定以及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 (Folke Bergman) 等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徐炳旭等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于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了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因此震惊世界。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科学发掘简牍的开端,成为中国简帛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我们把1930年居延汉简的出土作为第二个阶段的开端。 我们将20世纪开始的二、三十年作为我国现代简帛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可以从王国维先生那里得到启示。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讲演中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认定这些新发现定会发展成为中国之“新学问”,并断言:“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 (现) 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先生认为这些发现是学术史上的空前盛事,是前无古人的。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的四大发现 (即“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可以与西汉以来两千年间的发现 (即“孔子壁中书”“汲冢书”) 相匹敌,可见王国维先生对这些发现寄予厚望。近一百年来的学术史证明,他当时的论断是无比英明的。20世纪初的这些发现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成就了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辉煌历程。对于简帛学来说,20世纪开始的30年就是简帛的发现时代,出土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汉晋简牍,出现了一批有引领性意义的重要成果。学者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汉晋简帛时代形成的书写材料和墨迹,纸本时代的人类终于可以与两千年前简帛时代的人类直接对话了。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我们于近百年后也终于能够理解王国维说的“发现的时代”了。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注定要在中国的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把1930年居延汉简的出土作为我国现代简帛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开端,那是因为居延汉简是中国人自始至终参与发掘、实物留存中国,并由中国人自己主导整理研究的第一批简牍,也是第一次单次出土万枚以上的简牍,其影响一直波及今天,其有关研究不仅限于中国学者,也吸引了众多日本、欧美等学者的长期关注。从时间点上看,第一阶段的结尾与第二阶段的开端有些许交叉:斯坦因1931年结束所谓考察离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发掘出土居延汉简。但基于居延汉简发掘在中国简帛学史上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以它为标志确定新阶段的开始。居延汉简出土后被运至北京,参与整理者先后有马衡、傅振伦、傅明德、向达、劳榦、贺昌群、余逊等。抗战期间,居延汉简被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劳榦1943年、1944年根据简牍照片在四川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 此外,这一阶段,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队员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考察时,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烽燧遗址,发掘出土西汉简牍71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汉代简牍,也是新疆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简牍实物。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考释了这批简牍。1944年,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同发起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遗址,又掘得汉简76枚。夏鼐著《新获之敦煌汉简》,刊布了48枚简的图版及释文考释;阎文儒著《河西考古杂记》,介绍了该遗址的考察及汉简出土的情况。 黄文弼、夏鼐等所掘获的汉简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中国学者独立从事汉简科学发掘整理的开端。当时军阀混战,日军侵略步步进逼,野外考古工作条件艰苦,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以考古发掘实践有力地抗击了外国列强以探险考察为名疯狂盗掘我国文物、破坏古代遗址、将简牍等文物走私出境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学界自强觉醒、奋起抗争的开始。当然,国力的衰微必然带来简帛文物的流失,除了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等盗运出境的西北简牍外,1942年前后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也在出土后不久即被偷运至美国。这是目前为止出土年代最早的帛书,其命运也是中国战乱时期大量文物外流的一个缩影。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也随即展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战国楚简,如1951年在长沙五里牌出土楚简残片38枚、1953年在长沙仰天湖发掘出土楚简43枚、1954年长沙杨家湾发掘出土楚简72枚、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楚简137枚。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对于中国简帛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首次发现了战国楚简,从而把中国使用简帛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二是这些简牍都出土于墓葬中,进一步确认上古时期有把简帛随葬的习惯,虽然1942年前后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也是由墓葬中出土,但由于是盗掘出土的,很多考古信息因之阙如。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楚简的出土,打破了前期只有西北汉晋遗址出土简牍的格局,简帛学的内容自此大为改观,这是简牍学界的大事件。 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重要简帛还包括武威《仪礼》汉简。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汉代《仪礼》简甲、乙、丙三种残本,共有九篇,27400余字。这是重要经典的重大考古发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先生主持整理,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汉简》,公布了简牍图版、释文等。由此发端,陈梦家先生的研究重心从甲骨卜辞、金文转向了汉代简牍,到他1966年去世,共撰写了14篇汉简研究论文,后结集为《汉简缀述》。这一成果代表了中国大陆20世纪60年代简牍研究的学术水平。 这一时期,居延汉简研究专家劳榦先生移居中国台湾,于1957年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60年重新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由此开启了中国台湾简帛研究之路。1965年,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回归中国台湾。 巧合的是,日本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森鹿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居延汉简研究班,参加者有贝冢茂树、藤枝晃、大庭脩,以及英国人鲁惟一等。从此日本进入研究中国简帛的黄金时期。 简帛学史的第四期同样是在偶然发现出土重要简帛中拉开帷幕的。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量汉简,1973年前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汉代简帛,这些重量级简帛的出土是简帛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当时由文物出版社牵头,调集全国古文献、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专家,会集在北京沙滩红楼,成立了简帛整理小组,集中力量进行整理考释工作。1973年河北定县汉简出土、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都先后在红楼成立整理小组集中进行考释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居延新简、阜阳汉简等。这种会聚精兵强将集中整理的工作模式,速度快、效率高,可谓是举全国之力,因此在较短时间内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专家。后来李学勤先生等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辑《出土文献》时,还专门开辟了“红楼追忆”栏目,约请当年的“红楼人”撰文追忆当年专家云集的盛况。因此,我们把1970年代作为简帛学史第四个阶段的开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事业迅猛发展,继70年代大规模简牍发现之余绪,整个80、90年代,又有多批重要简牍的考古发现。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了1236枚汉代简牍,其中《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完整的律令。1985年和1988年张家山127、136号墓出土西汉初竹简约1130枚,从中发现当时有自题为《功令》的戍边记功的规定。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465枚简牍,内容为《日书》。1987年初,湖北荆门出土包山楚简牍400余枚,内容有司法文书等。同年,湖南慈利县出土楚简4500余枚,内容是《国语》《逸周书》等典籍。另外,1986年陕西西安汉代未央宫遗址出土汉代骨签6万多片,其中约5.7万片上刻有汉字,上有一至两行,少则三四字,多则三四十字。内容是关于弓弩等器物的数量、制作的时间、督造的部门等。西汉骨签虽不是简牍,但重要的也是汉代文字材料,值得关注。 1993年,湖北荆州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包括《老子》《缁衣》等典籍在内的800余枚战国楚简。因其内容涉及道家、儒家初创时期典籍的原始面貌,一出土即震惊了海内外学界。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前后购藏了1600余枚战国楚简,内容也主要以道、儒典籍为主,其中《缁衣》《性情论》也见于郭店简,内容基本一致。这两批楚简的陆续发布,掀起了学界关于楚简研究的热潮。大批战国楚文字因为文本的对读而被准确地释读出来,并由此带动了相关古文字的研究。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关注其反映的早期道家、儒家的思想内涵,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先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1992年甘肃省发掘悬泉置遗址,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3000余枚。甘肃省自20世纪初以来,共出土汉简6万余枚,成为出土、收藏研究汉简的大省。1993年湖北荆州沙市区关沮周家台秦墓出土竹简381枚,内容为日书、医方等。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简牍800余枚,内容为易占、日书等。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6号汉墓出土竹简133枚、木牍23枚,内容是西汉后期东海郡的上计文书等,还有一篇是文学作品《神乌傅 (赋) 》。1999年,湖南省沅陵虎溪山西汉早期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出土汉简1336枚,内容为日书等。 20世纪末最重大的简牍发现当属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年在湖南长沙五一广场工地22号古井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清洗后统计得封检8枚、签牌68枚、木牍165枚、小木简60枚、大木简2548枚、竹简136729枚,共计139578枚,内容为官府档案文书。走马楼一次发掘出土近14万枚吴简,数量上超过了此前出土简帛的总和。吴简为三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国际史学界为之震惊,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吴简学”“重写三国史”。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20世纪最后30年简帛大发现的时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世纪后30年作为简帛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突出特点就是出土了巨量的、内容极为重要的简帛文献。从数量上看,20世纪的前70年,出土楚简约600枚、汉晋简牍约18000枚,其中还包括居延汉简单次出土的14000余枚,相对来看数量有限。而20世纪后30年,出土楚简近万枚、秦简3000余枚、汉简6万余枚、三国晋简14万枚,总数超过20万枚,是此前简帛数量的十倍。即使减去走马楼简,数量也数倍于此前70年出土的简帛。所以,这是一个简帛集中出土的时代。李学勤先生在《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中说:“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 (1) 李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简帛大发现的时代,是历史的机遇,更是简帛时代结束后上千年来未有之大发现的时代。我们如此幸运,生逢其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要把握这个机遇,创造出无愧于这个大发现时代的成果。 新世纪以来的简牍发现呈现出崭新的特点,可以作为简帛学史的第五个时期。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里耶镇出土秦简38000枚,其中有字简约18000枚,这是历次秦简出土数量之最,内容为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官府的公文档案,是新世纪初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一批秦简,共2098枚,内容主要为秦律令,还有中国目前最早的数学书等,极其珍贵。2010年,北京大学得到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捐赠,入藏一批海外回流的秦简牍,共计794枚。进入新世纪,秦简数量大幅飙升,达到4万多枚,其中有字简2万余枚 (而此前的秦简仅有3千余枚) 。 上承郭店简、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2100余枚楚简,内容主要是与《尚书》等经典相关的典籍类。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楚简1167枚,内容为《诗经》及多篇典籍佚书。同年湖北荆州夏家台出土楚简400余枚,内容是《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和《日书》等。2018年湖北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出土楚简324枚,内容为典籍类。这些简帛材料的陆续公布,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上古思想文化研究等向纵深方向发展。另外,湖北武汉丁家嘴湾、湖北沙洋严仓、湖南湘乡三眼井也出土数量不等的楚简,内容为遣册、卜筮祭祷等。2011年武汉大学入藏楚简129枚,主要内容为占卜祷祠的记录。 新世纪汉晋简牍的出土也精彩纷呈。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出土汉简785枚,内容为日书。2004年湖北荆州印台出土竹木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方,内容为官府文书、日书、律令等。2003年、2004年、2010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区域多次出土两汉简牍,总量在2万枚左右,内容主要是官府文书。2009年,北京大学获捐赠汉简3300余枚,其中有目前存字最多的《苍颉篇》、保存最完整的简本《老子》等。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多座古井中出土简牍13000余枚,时代涉及战国楚、秦、张楚、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内容主要为益阳县的文书档案,特别是“张楚之岁”觚的发现,是首次发现张楚政权时期的简牍,证实了《史记》秦末陈胜起义后“号张楚”的记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马王堆帛书《五星占》里“张楚”的含义。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汉代简牍5200余枚,内容为《诗经》等典籍,特别是汉代“齐论”简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湖北荆州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西汉简牍4546枚,主要内容包括历谱、编年记、律令、经方、遣册、日书等。 以上只是最近20年时间出土的重要简牍的一部分,其中秦简数量创出新高,楚简、汉简的出土也令人惊喜不断。这个时期除了考古发掘外,购藏简牍明显增加,多批重要简牍入藏高校等科研机构,且包括了楚简、秦简、汉简等主要种类。这表明过去不为盗墓者关注的竹木简牍也成为他们新的猎取目标,显然这是简帛文物影响力大增的结果。另外,简帛的出土往往还带动文物保护、整理释读、资料发布、全面研究的推进。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资料发布的进程正在加快,多批重要简帛材料都是边整理边出版,尽量压缩从出土到发布的时间跨度,尽快为学界提供优质的整理成果,满足大家渴望读到原始资料的期盼。目前,以简帛考古发掘、收藏为核心形成了多个整理研究队伍,大家总结经验、互相交流,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在出土文献的各种类中,简帛文献发展势头正劲,已在学界确立其应有的位置。 综上,我们以重要简帛的出土为核心,以百余年来重要简帛的出土为主线,将中国简帛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前后相继划分为以上五期。当然,我们的这一分期标准选定和阶段划分一定会有其局限性,但我们认为,这些简帛的发现虽然就某一单批简帛发现来讲有其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如果将某一时期多批简帛的发现放在一起来看,就有其一定的规律性、普遍性、必然性。可以发现,这些简帛的发现与20世纪初以来我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的发展密切联系,无不受其深刻影响 (关于两者的关系,因篇幅原因,另作专文讨论) 。因此,上述的这一分期标准选定和阶段划分,我们认为是可以成立的。今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是希望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简帛学分期问题的探讨,以期推动中国简帛学学科的理论建设。 注释: 1 魏德胜:《略谈中国简帛学的分期问题》,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2 斯坦因于1900年12月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发掘出第一枚汉文简牍, 但写于唐代, 时代较晚。参见胡平生《20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 (《文物天地》2000年第5期) 。 3 《光明日报》2009年11月5日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