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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①换言之，4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探索和思考从未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基石、核心，而是始终围绕它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及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本文尝试从改革观的角度，注重思想的变迁，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领导集体尤其是领袖人物对改革的认识历程②。 一、为什么要改革：从“摆脱贫困”到“必由之路”“关键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改革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可谓举足轻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③这一论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最切近的原因上讲，不搞改革就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二是从长远看，不搞改革开放便无法实现现代化。换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决心直接导源于贫穷对党和国家的拷问。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制约特别是“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经曲折，“文化大革命”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中国农村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城乡人均口粮和城镇职工工资与1956年、1957年相比不升反降；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仅为1.8%。正是在对贫困落后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贫穷影响社会主义声誉，社会主义应该共同富裕，等等。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总结性地谈到，中国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④ 如果说摆脱贫穷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直接动因，那么实现现代化则是长远的战略考量。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振聋发聩般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⑤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这几年，邓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⑥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政策，谁也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就不能实现温饱、小康和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及至90年代，邓小平更得出结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⑦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意义的认识是和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世界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深刻感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门重新打开，在汇集多方面信息和冷静观察的基础上，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更重要的是，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科技的日新月异，并在国际比较中痛感中国的落后。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⑧这促使中国必须知耻后勇、奋起直追，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⑨ 邓小平改革观的形成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触发因素，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空前劫难，也以一种极端夸大甚至扭曲的方式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对此，邓小平经常论及，如“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⑩。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反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展开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1)。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12) 当历史行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恰恰是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国内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在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带来经济秩序的某种混乱和权钱交易盛行，引起民众不满；政治风波后，一些人借助反和平演变的政治要求，质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十三大确立的改革方向。围绕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东欧剧变更使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因为苏联当年搞的就是市场化改革，结果市场把社会主义“化”没了，把一个强大国家“化”得四分五裂，中国难道还要搞市场化改革？于是，针对党的十三大呼之欲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种强化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本质区别这一传统观点的倾向。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国改革步伐要加大加快。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大幕并进行了艰辛探索，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将改革开放事业带入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心的全面推进、大刀阔斧的新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只是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出了题目，江泽民等人的使命则是要做成文章、完成任务。如果说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原初动力，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把改革继续下去的动力则是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确保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三大郑重宣布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 将改革事业继续下去的决心，离不开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深刻认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13)胡锦涛也经常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等等(14)。基于上述历史判断，江泽民、胡锦涛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动力和保证，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把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体制保证”，等等。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新世纪后，当中国改革开放走向而立之年之际，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就已经令全球瞩目。但在30年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资源消耗过度，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地区、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日趋严峻地考验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追求；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然而远不够健全。如果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主要改革功绩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之为基础推进了各个领域的改革，基本架构已经树立，主要举措已经亮相，那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临的任务就是深化细化改革，补齐某些重要领域例如文化体制的改革，解决伴随市场化改革而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健全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机制，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由此构成的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也正因为此，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站在举世瞩目的成就之上回顾历史，习近平对改革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6)。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时代交汇点上，习近平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自觉更明确也更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17)不仅如此，他还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得出总结性的结论，“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以贯之、锲而不舍，一定能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18)。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中国的改革事业，其动因除了要解决迫在眉睫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等任务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长远和未来，希望通过继续改革保证中国“强起来”加速推进，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胜利实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19)这些思想无疑发展和深化了自邓小平以来关于为什么要改革以及对改革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什么样的改革：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0)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史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结论。换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并不断思考社会主义优越性，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布局改革、推进开放，成功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从思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破题。思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体现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过去固守的治国理念、路线和方针政策，这就是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及至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1)。需要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2)。 在邓小平那里，搞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性质的改革，有清楚的答案。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出发，邓小平提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包括改革开放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据这三个标准，就要冲破长期以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产品经济观念和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就要正视市场作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冲破长期以来影响经济活力、束缚民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单一公有制和“一大二公”的理念与做法，就要允许个体经营、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就要冲破导致平均主义盛行和低效率的单一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发挥聪明才智先富裕起来；等等。而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它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23)。 其次，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在方向或道路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那就是始终围绕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对此，邓小平有很多论述，如“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24)既然如此，也就决定了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5)。对于一些动摇社会主义的改革言论，邓小平保持高度警惕，并严厉地批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6)。总之，改革开放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在邓小平奠定的改革基础上，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改革事业推进到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重心以及整体布局、分领域、分阶段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实际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对社会和民众的真正震撼和改变，或者社会与民众真正感受到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深刻意义，是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八大的20年间尤其是前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这样一场变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成功经验，相反，倒是有苏联东欧失败的教训。市场化改革涉及深层理念的深刻转变、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动，其难度之大、风险之巨、问题之复杂不难想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理念，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就需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进行深度改革，包括“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布局、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改造等；就需要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活力充分迸发；就需要打破地区、行业区隔与利益，促成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建设与法制改革势必需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市场经济需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等等。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更严格意义上的全面改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进入新世纪后，一幅色彩绚丽的改革画卷已经绘就，其中主画面或曰最为浓墨重彩处，自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言之，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是党和国家的长期战略方针；中国也不再只有单一的分配制度，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资金、技术、智力等生产要素同时参与分配。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上述改革带来的中国特色跃然纸上。当然，改革并不限于也不可能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同样成就卓著。可以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四梁八柱已经铸就。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对实行什么样的改革的鲜明回答。换言之，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力图使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暗潮或力量。对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27)在不断重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之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江泽民指出改革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开放是“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坚定不移地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28)胡锦涛在总书记任内则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来表达党在改革性质与方向上的一贯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事业带入全面深化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改革观的鲜明时代特征，也是对新时代实施什么样的改革的回答。“全面深化改革”，顾名思义，首先是“全面”，它既有历史继承性，是涉及各领域的全面的综合改革，同时又有特定的时代内涵。进一步而言，它是和“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为一体的，是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要保障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不断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等等。这个“深化”，就是要涉激流、历险滩，敢啃硬骨头，打破长期以来影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在固化的利益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办成长期以来人民期盼的事情。用习近平的话说，“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但“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29)。 从更宏观更长远的意义上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站在新时代高度回看整个改革开放历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结论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为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性质与方向提供了最新遵循。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相比，习近平在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问题上的言说频率更高、篇幅更长、立场也更鲜明。在他看来，改革作为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他提醒全党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31) 习近平的上述言说和立场实际上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如前所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海内外一直存在或明或暗质疑甚至试图动摇改革开放之社会主义方向的言行，全面深化改革似乎又提供了一次机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在具体改革举措上主张“不争论”，但在涉及改革开放方向问题上，他明确讲过要争论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立场鲜明，敢于亮剑，“守土有责、守土负责”。中国改革的性质与方向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需要明确讲、反复讲。具体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决议和习近平讲话均明确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2)。就此，习近平曾专门作出解释：“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呢？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回答好。考虑这个问题，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面有一个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问题。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33)显而易见，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为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与方向提供了解答。 总之，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涉及各领域的全面综合改革，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34)。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还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长远战略抉择，就此，习近平不止一次地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5)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三、改革方法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密不可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均有丰富的思想，这其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内容，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总的看来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的积累而日益自觉、明确和系统化。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面对的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信马由缰。回看历史，他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实际上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内容。 首先，把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大胆试与稳步推进、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综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讲得最多的话是“胆子要大”“敢于试验”“不要怕冒险”，“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新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改革了”，等等。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地鼓励大胆试大胆闯，是因为当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思想僵化十分严重，不打破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便寸步难行。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提醒人们注意改革“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换言之，敢闯敢干不等于蛮干，要把解放思想和理性冷静结合起来，把决心坚定和稳步推进结合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6)。 其次，把鼓励先行先试和“不争论”“允许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之初，既缺乏经验，思想僵化又较为严重，因而邓小平采取鼓励式改革，而非一刀切或大呼隆式的运动改革。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无论是经济特区和农村家庭经营还是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均是如此，改革既然“是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37)允许有不同意见，但不能搞无谓争论。由于思想僵化，改革的进行经常伴随着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邓小平更多鼓励通过改革实践“拿事实说话”，不止一次地论及“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8)。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试验，先诉诸局部试验，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以点带面，渐进式拓展。但是，改革一定要有紧迫感，一定要先动起来，有先行先试者。邓小平反思此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目睹当时资本主义的发达，不断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鼓励“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而局部试验、渐进式改革则保留了中央决策者的纠错能力，避免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次，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改革结合起来。鉴于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鼓励各种改革试验。农村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模式等等，都是地方和群众的创造。各种局部性试验为形成全局性政策提供了经验基础，改革的实践为自身开辟着道路。应该说，这也是邓小平走群众路线的改革方式，他多次提到群众探索与基层创造带来改革奇迹，“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9)。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并非鼓励蛮干或一哄而起地搞改革，而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对于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改革，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例如，80年代后期，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之际，他便强调“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等等。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继承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基础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方法论方面亦有新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认识方面。改革涉及利益调整，自然会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出于改革大局和长远考虑，邓小平强调，“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等等，由此可见“稳定”在邓小平那里的刚性要求程度(40)。从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出发，根据新的形势，总结相关经验，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保持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握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41) 进入新世纪后，改革经验愈来愈丰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关联性、深刻性日趋显现。胡锦涛在继承并不断重申邓小平、江泽民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同时，开始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要求“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相协调，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42)。 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从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特点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出发，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改革开放方法论方面形成了系统思想，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大关系的认识上。 首先，正确处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中国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和重中之重，之后是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陆续跟进。及至党的十八大，改革已经形成全面综合、共存共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是时代使然。就此，习近平讲得比较多。他经常论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领域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可行性研究，指出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但他也不止一次地特别指出，加强顶层设计不是不要“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初期的特殊作用和当年邓小平的提倡，在中国广为人知并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习近平给予“摸着石头过河”以高度的历史评价，认为没有这一思想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就走不到今天。同时，他又给予其创新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释，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原理，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中仍具有“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意义。总的来看，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富有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的阐释在过去是没有过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43) 其次，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全面协同配合中推进。如果说顶层设计重在方案的统筹谋划，那么整体推进则重在改革落实、具体举措和效果方面的协同，即形成改革合力，“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44)。当然，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45)。 再次，正确处理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想，大胆闯大胆试，同时步子要稳妥，是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在继承这一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又作出富有新时代内涵的阐发，因为经过多年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以说，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部门、地区与群体利益的复杂格局，使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毫不逊色于改革开放初期。在习近平看来，搞改革不可能四平八稳、没有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还是要大胆干；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他明确指出：“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46)换言之，胆子大不是蛮干，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达到目标，积小胜为大胜。 最后，以问题为导向，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结合起来。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特点，也是重要的方法论，这同样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行思考，找出答案；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无论是顶层设计、目标导向还是重要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都要加强党的领导；与此同时，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47)在他看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48)。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统一起来。习近平的这一方法论，既是其经常讲的“以人民为中心”和“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内容丰富，以上概括仅是从言说篇幅长、频率高、创新性强等三个维度进行的初步梳理。实际上，习近平的有关讲话还论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及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高屋建瓴且富时代特色。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拓展，习近平的改革方法论一定会与时俱进，更为丰富、深刻、系统和全面。 回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改革观的历史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的奠基和开创作用，他提供了大纲、原则和方向；之后的领导人不断丰富其内容，写成文章，绘就蓝图，加以细化、深化、系统化；及至习近平，则在已有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创新发展，集于大成。回顾40年的改革观，既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原则和精神——实现现代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又有法与时变的创新和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的接力思索和阐释中，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观指导和推动着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入。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②本文范畴下的“改革观”，主要指向有关改革的宏观、全局性认识而非具体改革举措的言说。因此，本文主要围绕有关改革开放的作用与地位、性质与方向、方法论等方面的论述展开考察，重点厘清中国共产党在为什么要改革、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等问题上的思想演进。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⑥《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26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94页。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14)《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1页；《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页；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5)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0页；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7)《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0页；《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10页；《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136、256、265、37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37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4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317页。 (2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5—616页。 (2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9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4页。 (2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01页。 (3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4、15、22、49页；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3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2页。 (3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0—21页。 (3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3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37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382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7页。 (4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9页。 (42)《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167—168、575页。 (4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4、35、43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9页。 (4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4页。 (46)《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 (4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8页。 (48)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