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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工业生产特点的延续 不少学者对鸦片战争后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手工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本部分将抗战时期国统区主要行业手工业生产特点与关于战前的相关研究对照，从中可以看出手工业生产特点具有延续性。 (一)产品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 史建云、彭南生、李金铮等学者通过对抗战前手工业的研究指出，因手工业品和机制品之间的性价比差异和不同的消费偏好，市场上持续存在对一些手工业品的需求，手工业生产主要以市场为导向。(59)战时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生产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产品在本地、邻县、附近省市、多省市以及国外市场销售。 省、市、县间的商品流通。棉纱、棉织品、纸和卷烟均存在跨地区和跨省销售现象。成都棉纱每年用量中土纱占80％，大部分由三台、中江、遂宁等处供给，小部分就地纺制，(60)湖北谷城县土纱供应鄂北各县，并行销巴东河南南阳一带。(61)云南玉溪土布除销售各县外大量运至昆明市场，河西土布销于本县、昆明及附近各县，蒙自土布多销售邻近各县。(62)陕西土布售与陕甘宁青各地。安徽六安县桥头集所产毛巾和袜子行销大别山区。(63)夹江小作坊造纸产品运销于成都、重庆等市及陕西、云南一带。(64)赣西北竹子织维造纸运销河南及长江中游沿岸。广西隆山纱纸销往宾阳、柳州和南宁等地，都安纱纸大部分销往省外和香港。成都手卷纸烟多销于附近各州县，市场上除本地烟厂产品外，主要是豫烟；中江手工卷烟运销四川全省，也有运至西安、兰州。浙江省庆元县手工烟厂产品行销本县和福建松溪、政和等地，嵊县城乡手工卷烟社产品行销本县及东阳、义乌、宁波、杭州等地。 国统区范围内的商品流通。盐和糖产地相对集中，产品运销多省的现象可以川盐和川糖的产销为例进行说明。四川盐产量和糖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战时沿海盐区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将内地各省食盐销量分配至川、滇各盐区和浙、闽、粤未被侵占的盐场，1938年政府取消对川盐的限制，鼓励增产加运，1939—1943年四川盐产量占全国比重自战前17.4％提高到40％左右，1944年和1945年超过50％。(65)抗战期间川糖约占全国产量的1/2，一部分销售本省，其他从产区水运至宜沙，转销两湖。其他如赣南土糖，大多销往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云南土糖除供本省需要外也销往邻省。 出口国际市场。蚕丝是重要出口土产，国民政府力求从土产输出集中外汇，1938年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采取低息贷款、增加投资、实行奖励等方式扶持蚕丝生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对生丝需求迫切，为增加生产、统一收购，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办法，全国所产内销外销改良丝和土丝的收购运销由财政部责成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另，1937—1941年广西土糖年均出口6.5万担，比1912—1927年增加近2/3。(66)福建长汀县毛边纸除销往湘粤外也远销南洋，广西那马纱纸出口东南亚、美国等地。 (二)农民在手工业生产中据重要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在关于手工业前途论争中，戴乐仁、顾毓瑔、吴知、郑林庄、王达三、费孝通等学者均认为近代手工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持农民基本生活的重要途径，严中平、郭大力也认为农村手工业使农民得以维持生存。(67)当代学者通过对抗战前手工业的研究也普遍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农村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面临贫困化压力，农民缺乏其他谋生之道、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几乎可以不计的情况下，大多数农家从事手工业以补贴家用。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民在手工业生产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从以下三方面得以体现。 城乡手工业中乡村所占比重较高。以织布业为例，乡村手工业生产者数量、生产工具数量和产品数量均比较显著。成都布业机户3/4在乡村(另1/4在城内)，乡村织户多为家庭式，农闲时开工。(68)成都城厢内外参加同业公会的机户织机约0.4万部，散落乡间的织机约1万—1.2万部(69)。1944年遂宁农户织布14.5万匹，约占土布产量的1/2。(70) 农户从事家庭副业比较普遍，部分手工业生产也以农户家庭副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前者如纺织业、蚕丝业，后者如造纸业。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室编制材料显示，浙江、江西等15省农家副业以纺织居多，抗战期间从事纺织作为副业的农家数量占总农家比重自1938年的1/6提高到1943年的1/3，1944—1945年约占1/4。(71)据四川棉作试验场1937年棉产调查，在仁寿、射洪等棉产量较高的县，棉农中30％—45％以纺纱为副业，在内江、隆昌等棉产量较低的县，纺纱户占棉农户数约为10％。(72)陕西农村妇女利用农睱以旧式纺车纺织，织成土布后出售。云南各县农民十有六七织布，是农村家庭妇女闲暇或晚间副业。据1942—1944年统计，贵州全省织户有5.8万家，均为分散的农村家庭副业。(73)郁林是广西南部土布业中心，郁林土布生产多是作为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1937年鼎盛时期织户超过2万户。(74)浙江兰溪县农村从事土纺者超过六千人，平阳农村织布业兴盛，多为农村妇女从事生产。(75)四川改良木车丝厂一般为农家养蚕缫丝者或购茧小规模缫丝者，另有完全使用土法缫丝的大车房，20世纪40年代初期土法缫丝有复兴之势，土丝坊多为农家副业。西充丝织业机户织绸是农家一种副业，1942年有机户320家。(76)据20世纪40年代初调查，四川省夹江、梁山、铜梁、广安4县手工纸厂合计4056家。(77)梁山手工造纸多为农家副业，槽户约1165户(长槽全年雇工造纸，短槽仅农隙时使用家庭劳力造纸，各约占40％和60％)，铜梁全县有手工纸厂591家，(78)夹江半数及以上农户于农隙时造纸、农忙时停工，抗战时期槽户约5000户，多以手工业小作坊形式生产。(79)1939年福建全省47县槽户共10815户(其中专营槽户和副业槽户各占22％和78％，前者专营纸业，后者为农户农余开槽造纸增加收入)，纸工6.6万余人(专营纸工和副业纸工各占19％和81％)。(80)1940年后浙江省槽户造纸，仍属家庭副业。竹子织维造纸是赣西北一带的一大副业，20余方里内约有造纸槽150所。(81)贵州出产皮纸、草纸、毛边纸等，均为农民农闲时采用旧法制造。广西造纸手工业分为纱纸手工业和竹纸手工业，据1938年调查，都安有15乡100村生产纱纸，纸户1111户，隆山有14乡28村生产纱纸，纸户413户，竹纸手工业以融县最为突出，全县造纸作坊有50家。(82) 手工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人未脱离农业生产。以制盐业和制糖业为例。据1941年估计四川全省盐工有56万余人，据1942年统计四川全省正式登记取得盐工资格的盐工有12万余人，其中直接盐工9万余人，间接盐工3万余人。川东和川北两区盐工多为农民，不作工时以农业为主，兼营副业较为普遍，川康区大盐场的直接盐工大多可依靠专技维持生活，间接盐工在闲班时种菜耕田或挑炭挑盐以增加收入。(83)云南井盐使用锅煎土法，20世纪30年代实行矿卤国有，招收有实力的商人和灶户组成制盐团体，井场工人多为附近农民，半工半农。四川沱江沿县是川糖重要产区，1940年内江、资中等7县糖房与漏棚合计4100余家，1942年合计(糖房、漏棚、糖房兼漏棚、冰铺)3100余家，1943年1600余家，1945年4000余家。(84)糖房有乡间粮户自设，也有蔗农合租自行制糖，漏棚所需资金高于糖房，多由有资力的粮户组织，糖房和漏棚工作时间受甘蔗收割季节限制，冰铺生产原料为白糖，不受季节限制，糖房工人均为临时性质、漏棚和冰铺熬糖匠为临时雇请，其他工人有常年雇用者也有短期雇用者。(85)江西赣南是全国著名土糖产区之一，数家农户组建一糖棚，蔗农兼做工人。福建制糖多以家庭作坊及蔗农合作经营，据1943年调查，福建仙游县有糖房549家。(86)土法制糖业是云南农村的重要副业，糖房分为自种自制(种蔗数量较多的蔗农备置全套制糖工具，家属参与割榨熬制)、合伙榨制(10家或20家蔗农集资购置工具，合设糖房)、专房代榨(蔗农或商人作为制糖商，专设糖房代人榨制)三种。(87) (三)新旧生产工具和技术并存 中国在引进西方机器大工业以后也自国外引进先进手工工具，或改良旧式手工工具，并在城乡手工业中推广使用，提高生产效率，但因旧式工具价格低廉或使用方便，新旧工具各有其适用性。(88)从以下史料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生产中体现出传统工具与改良工具、新式工具相结合，旧法与新技术并存的特点。 以传统工具和经一定程度改良的工具为主、辅以新式工具进行生产，这在棉纺织业、蚕丝业和卷烟业中较为突出。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等机构推广七七纺纱机等改良纺纱机，1940年四川七七纺纱机有1.6万余架，1941年增至3.6万余架，1942年达6万架左右。改良纺纱机大多由各地昔日土纺机加以相当改良，不再是纯木质，而是部分零件用铁制的半铁机。一般农户难以负担七七纺纱机以及其他新式纱机的费用，大部分使用改良后的木质机器。成都布业城乡织户织机多为木制。(89)1944年遂宁曾向政府登记的18家纺织工厂铁机270架，木机360架，据估计散机户有铁机30余架，木机2000架以上。(90)湖北官办或商办的纺织工厂和民办的纺织机坊大多使用手摇、手拉、脚踩为动力的木制纺车和铁、木织机。据1942—1944年统计贵州全省土纺纱机15.7万架，木织机近7.8万架。(91)贵阳纺织业使用人力铁机者仅鲁丰布厂和协兴染织工厂两家，铁机合计21架，使用人力木机者有120—130家，木机合计250架。(92)1940年浙江全省手纺机共2350部，棉筒15万筒，各地将单锭、多锭纺车及木结构的多订筒大纺车也修整重新投入使用。(93)浙江余姚、慈溪和兰溪等产棉区普遍使用产量较多的余姚式手摇纺纱机，余姚全县有余姚式纺纱机2000部。1941年初余姚全县约有新式手拉机700架、旧式布机4000架、新式手摇纱机400余架，经营手拉机者多是田主(少数是商人)，棉农所用均是旧式布机。(94)据1943年调查，重庆173家大织户(铁轮机在10架以上或木机折铁轮机相当于10架以上者，铁轮机数占重庆全市的58％)铁轮机数量是木机的6.7倍。(95)1943年四川改良木机缫丝车共17080部，所产生丝与铁机厂丝类似，另有完全使用土法缫丝的大车房，不少蚕农自行以土造大车缫丝增加收益，四川全省土造大车在最盛时期超过3万具。(96)据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调查南充全县织绸机共计2064台，其中木机、木龙头机、铁龙头机(木机产出平绸，木龙头和铁龙头机均可织花绸)各占62％、30％、8％。(97)20世纪40年代初安徽阜阳城使用单人操作木推子的零星卷烟户到处可见，六安、寿县等地7家烟厂均自使用手工木机卷烟开始。江西等地以小型木制卷烟设备从事手工卷烟制销，赣州有木锥盒子卷烟机千余架。(98)1942年河南省手摇铁机约330部、手工卷烟木斗约500部，合计全年可卷烟数量是同时期全省机制卷烟生产能力的34倍。(99) 新旧技术有不同程度的应用，机器动力和人力结合使用。如制糖业中出现新技术、新设备，推广改良技术，但生产以旧法为主，制盐业中机器生产集中在少数地区和采卤过程，在多数地区和其它生产环节，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四川沱江沿县糖房与漏棚均沿用土法制糖。1940年四川全省尚无机制制糖厂，1941年内江新法制糖厂有7家，制糖工具采用四川甘蔗试验场所制离心机，糖清多购自糖房。离心机有手摇式和电力拖动两种，各厂多用手摇机以人力工作，自备小型发电机的糖厂转熬每次提取后的糖蜜仍使用旧式糖锅。(100)赣南、云南、贵州、广西制糖多沿用旧法，1941—1944年广西农事实验场推广改良土法制糖，但农村使用改良法者为数不多。(101)自贡盐场使用蒸汽和电力机车采卤发展较快，1939年自贡盐场每月产卤50余万担，约8/10以上出自机车推汲。(102)与此同时战前自贡一些停废井灶，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起复以求迅速增产。川东、川北和川南大部分盐场采用传统生产方式。自贡两场盐崖井每井每日产卤1200担，机车黑卤井约700担，牛推黑卤井约60—100担，牛推黄卤井约30担，川北盐场多为竹筒小井，每日产卤3—4担，少数大井(广水井)每日每井产卤数十担。(103)1942年川北有盐户9510家，井105460眼，灶8125个，锅46901口，每户有竹筒小井数口至数十口不等。(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