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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对中国手工业前途的论争中，严中平、张培刚、陶孟和、杨庆堃认为手工业无法与机器工业竞争，郭大力认为农村副业的存在是工业发展的阻力；李景汉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工业不能完全替代手工业，王达三、郑林庄、费孝通认为发展农村工业是逐渐向机器生产和都市工业过渡的桥梁。(105)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学界约有两种观念。一种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的主导认识，即将手工业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立面——自然经济的代表。另一种大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认为近代手工业与机器工业存在互补互动的一面。但是无论何种认识，对近代手工业的研究主要以工业化为参照。(106)本文尝试在工业化、现代化理念之外分析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近代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战前手工业分布广泛，是近代工业商品生产的主体形式，是近代商品流通的重要来源，这在产值和出口值方面均有体现，抗战时期国统区6种主要手工业大体上比战前有所发展，极大满足了市场需求。战时日军对后方实行经济封锁后运入后方的商品大幅减少，同时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人口的大量内迁增加了日用品需求，战争物资需要量也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因集中外汇需要扶持蚕丝业生产，归根到底是来自国际市场需求。国统区棉纺织业、蚕丝业、制盐业、卷烟业和部分地区制糖业、造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和需求相匹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至抗战时期手工业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中持续存在，其顽强的生命力意味着手工业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生产形态。 近代手工业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国统区主要手工业产品销售范围小至本地，大到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满足不同规模的市场需求，由众多农民采用易获得的传统工具和传承的旧法，与新式工具、改良工具和技术相结合进行生产，与战前相比较，其生产特点具有延续性。中国自然条件利于农业的发展，而地理位置制约着中国古代与周边进行大规模交换基本物资的可能性。随着人口的增加，有限的国内资源相对于人口需求相当紧张，一方面限制了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消费以及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使普通农家仅靠小块土地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农民在缺乏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使用闲置劳动力提供日用品或为家庭增收。(107)将鸦片战争后至抗战期间中国手工业生产特点的延续性，与古代小农经济中农业和工副业结合的传统相结合考察，可以看出近代手工业是基于现实约束的一种可行、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在贫困化压力下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不计成本，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之前投入劳动即可即可视为收益，在外来经济冲击和国内机器工业兴起和发展的环境中，以新旧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举的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从事手工业生产，有效地结合了可用的人力、物力和技术。 手工业生产是吸纳农闲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既体现在众多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上，也体现在手工业和工业就业人数、手工业与工业品总产值的对照中。(108)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可行能力集(109)极其有限，从事手工业生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人口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在当代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自1983年的200万人增至2009年的1.45亿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亿人，2017年增至2.86亿人，城市和城镇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迁移既有流出也有回流，据1997—2012年各地调查显示，农民工中返乡者在16.8％—38.4％，据2008—2015年各地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者多在27.1％—52.4％，返乡农民工中从事农业生产者比例因调查地不同而异，低至3.9％—7.1％，高达49.5％—58.7％；据2007—2012年各地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中创业者占3.5％—25％，有创业意愿者占43％—73％，返乡创业者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很少选择农业。(110)农民工返乡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从总体情况来看，农民工返乡后以脱离农业生产为主。从农业生产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资本—劳动投入比的提高和2004年以来农业部门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表明农业越发倾向于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这使农民工难以返回农业。(111)农民工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普遍偏小，社会资源可获得性有限，可行能力相对缺乏，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而创业行为实际发生比例较低，所面临的就业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农民相似。近代手工业是由中国农民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有效的生产方式，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曾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协助返乡农民工增加人力资本，为其获得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提供便利，扩充他们的可行能力集，鼓励他们自主探索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合适方式。 注释：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附录(一)。 ②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34页。 ③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6页。 ④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1123-1125页。 ⑤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⑥参见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彭南生等《固守与变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 ⑦彭南生等：《衣荒与应对：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的兴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李中庆：《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⑨赵国壮：《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⑩钟长永：《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鲁子健：《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2期；赵小平：《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邓东林：《抗战时期的湖南烟草》，《湖南烟草》2009年第2期；陈洪友：《试论抗战时期贵州烟草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1)金志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覃玉荣等：《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朱英等：《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金普森等：《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2)陈洪进：《手工纺织业的推进在全国经济建设上的意义》，《农本月刊》1941年5月。 (13)《四川工矿业近景》，《西南实业通讯》(上海版)1947年创刊号。 (14)陈洪进：《论中国手工纺织业之经济基础及其战时趋向》，《农本月刊》1942年第61期。 (15)《成都市志》编委会编：《成都市志·纺织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6)《机纱管制后之璧山棉货市场》，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参考资料》第3期，1943年印行，第3-5页。 (17)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18)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纺织工业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6页。 (19)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1页。 (20)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中国工业》(桂林)1943年第19期。 (21)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纺织工业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13-114页。 (22)《湖北恩施棉纺织业》，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参考资料》第13期，1943年印行，第2-4页。 (23)梁庆椿等编著：《鄂棉产销研究》，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印行，第403页。 (24)唐正元：《鄂北手纺织业之推广》，《农本月刊》1942年第57期。 (25)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印行，第20-21页。 (26)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印书馆1947年版，第113-116页。 (27)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175页。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4页。 (29)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省志·丝绸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30)姜庆湘、李守尧：《四川蚕丝业》，四川省经济研究处1946年印行，第66页；李守尧：《四川之蚕丝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中国农业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印行，第221页；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38页。 (31)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3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轻纺工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3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第108-109页。 (34)赵国壮：《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四川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工概况》，1942年印行，第13-15页；宋良曦：《自贡盐业在抗战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5)赵小平：《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36)据估计，1942年每市斤白糖、桔糖、糖蜜各亏折1.4元、1.3元、0.8元，各占生产成本的10％、21％、24％，计入产品占压资金的机会成本，亏折更多。李汉文：《现阶段之四川制糖工业概况》，《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1期(1943年)。 (37)朱吉礼：《四川蔗糖业的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 (38)《江西省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9)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0)曹立瀛、刘辰：《云南之糖业》，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1940年印行。 (4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42)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四川工矿业近景》，《西南实业通讯》(上海版)1947年创刊号。 (43)钟崇敏等：《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3年印行，第61-67、107-115页。 (44)顾文渊等编：《浙江经济统计》，浙江地方银行总行1941年版，第124-126页。 (4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338、340、344页。 (46)陈信友：《南雄造纸工业的厄运》，《中国工业》(桂林)1944年第26期。 (47)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省志·造纸、印刷、包装工业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48)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江西省各项概况简明图表》，1940年印行，第27页。 (49)陈洪友：《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第57页。 (5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51)《江西省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52)广西烟草行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烟草行业志·广西烟草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82页。 (53)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5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烟草公司编撰：《云南省志》卷20《烟草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88页。 (5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265页。 (56)《浙江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烟草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63页。 (57)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烟草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58)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烟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5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60)张圣轩：《成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4期(1944年)。 (61)唐正元：《鄂北手纺织业之推广》，《农本月刊》1942年第57期。 (62)《云南棉产与棉纺织业》，农本局编印：《棉业经济资料参考》第12期，1943年印行，第6-7页。 (6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纺织工业志》，第130-131页。 (64)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 (65)赵国壮：《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6)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第2页。 (67)李金铮：《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68)《成都纱布业概述》，《农本月刊》1942年第61期。 (69)张圣轩：《成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4期(1944年)。 (70)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71)其他如从事草鞋草绳作为副业的农家比重在11.4％—12.8％，木匠在6％—6.5％。从事土砖陶器和裁缝的农家比重接近，多在4.5％左右，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553页。 (72)方显廷：《川康棉纺织工业之固有基础》，《农本月刊》1942年第57期。 (73)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第232页。 (7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第13页。 (75)浙江省轻纺工业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省纺织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寄遥：《浙南平阳手工纺织的再生》，《农本》1941第51期。 (76)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17、338页。 (77)钟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第15-16页。 (78)钟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第61-67、107-115页。 (79)四川省夹江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纂：《夹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 (8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338-344页。 (81)唐谷：《从枯竭到破产的农村经济》，《经济周报》第7卷第11期(1948年)。 (8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二轻工业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3页。 (83)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工概况》，第23、28-31页。 (84)糖房对甘蔗进行粗加工，生产红糖、糖清。漏棚对糖清进行精加工，生产白糖和桔糖。另有冰铺，对白糖进行再加工，生产冰糖。1942年内江、资中等7县中除内江与资中各有4家使用新法制糖的糖厂外，其他均为沿用土法制糖的糖房与漏棚。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1984年印行，第402、424、499页。 (85)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1984年印行，第404-405、413页。 (86)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轻工业志》，第51页。 (8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第262页。 (88)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刚：《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彭南生：《中间经济：近代手工业经济地位与作用的新阐释》，《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89)《成都纱布业概述》，《农本月刊》1942年第61期。 (90)冯名书：《三十三年遂宁经济动态》，《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 (9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轻纺工业志》，第401页。 (92)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第69-70、76页。 (93)浙江省轻纺工业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省纺织工业志》，第4、67、94页。 (94)茅尘如：《略谈余姚土布》，《东南经济》1941年第11—12期；汤逊安：《战时余姚土布发展的经过》，《农本》1941年第48—49期。 (95)张文毅：《重庆市一七三家大织户生产情况调查》，《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 (96)李守尧：《四川之蚕丝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217页。 (97)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第221页。 (98)《江西省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烟草志》，第65-66页。 (99)陈洪友：《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第57页。 (100)内江地区档案馆编印：《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中)，第402、424、499页。 (101)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02)钟长永：《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03)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编印：《四川盐工概况》，第13-15页。 (104)李华：《近代四川盐业生产关系的特点》，《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5)相应的，有反对手工业和提倡发展手工业两种政策建议。严中平、张培刚反对提倡农村手工业(杨庆堃主张仅提倡数种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家庭工业)；张世文、戴乐仁、千家驹、李景汉、顾毓瑔、吴知、郑林庄、王达三、费孝通主张发展农村手工业。李金铮：《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106)部分学者关注到手工业本身，如林刚提出手工业生产方式变化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传统生产方式有效适应生活需要和市场需要的能力；李金铮认为人口压力导致的贫困，是家庭手工业存在的重要基础，历史传承和“农闲”不闲是家庭手工业生存和延续的传统因素。林刚：《传统、变革与国情——对鸦片战争后至抗战前中国手工业的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07)林刚：《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西欧资源配置方式演变过程的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林刚：《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 (108)据吴承明估计，1933年手工制造业就业人数达788.6万人，而现代化工业仅吸收110.6万人。据解放后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36年全部工业职工人数中，现代化工业占170万人，工场手工业254万人，手工业者757.9万人。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区各类手工业总产值仍相当于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西南区6个大中城市和20个中等地方城市中手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各占59.1％和77.9％，福建占70％，安徽全省日常生活和生产资料中70％—80％来自手工业供给，西北地区90％来自手工业生产；据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在浙江，河南、福建及东北一些县市中，乡村手工业者在城乡手工业者中所占比重，除东北地区为38％外，大多在60％—88％；1954年中国2000余万手工业者中，60％以上散布在农村。彭南生：《中间经济：近代手工业经济地位与作用的新阐释》，《近代中国》第11辑；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求索》1991年第6期；安淳：《为什么必须积极发展农村手工业》，《前线》1961年第20期。 (109)可行能力指的是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其可以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阿马蒂亚·森著，任赜等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110)数据汇总自40多篇论文，数量较多不一一列出。 (111)王美艳：《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