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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7年，距离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大秦帝国的最终建立，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这一年，睡虎地秦墓的墓主人喜去世。喜原本只是“夏子”，因为战功升迁，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最后在任上去世。他担任的都是和刑法有关的职务，所以陪伴他长眠的是生前常用的法律条文。 巧合的是，在这些珍贵的简牍文书中，不仅记录了什么是“夏子”，也反映了秦人对“华夏一统”的执念。《法律答问》一书明确记载，只有秦人才能称为“夏”，归化民只能叫作“真”。简单来说，只有母亲是秦人，孩子才能算“夏子”；如果母亲不是秦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则只能叫“真”。 当时的人把“夏”作为大一统合法性的来源，跟治水有功并创建了夏朝的大禹息息相关。1917年，甘肃礼县红河乡王家东台出土了几件秦景公时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簋铭文上，赫然写着秦人“鼏宅禹迹，十又二公”，意思是说秦国建都大禹开创的华夏地域，经历了十二代，威名远震。 在东方齐国，叔夷钟上也记述了“禹迹”。它的铭文说：“赫赫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土。”叔夷钟的主人是商人后裔，他在追述祖先成汤创立商朝这一伟大功绩时，也一样尊崇禹的功业，“禹土九州”同样是成汤的立国基础。 这些器物连同其上的文字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秦统一前，华夏族群对于天下大一统的地域认知就是“禹迹九州”。所以，《禹贡》将早期的天下划分为九州，并将此功绩系于禹身。正可谓，一东一西，“六合同风”。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掘出的800多枚竹简，包含多篇道家和儒家典籍。两家典籍共出，透露出早期儒道和平相处、同源共济的信息。任继愈先生曾说：“（秦汉）统一的前夕，各地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有识之士，都在自己的地区为统一天下勾画蓝图。（郭店楚）竹简也反映了这一统一天下的理想。” 这种地域上、思想上的大一统认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表现了西周时期的天下观和地域观。只是，当时的王土由“中国”与“四土”组成。 西周时，在“四土”的边域地区设有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从而使得周人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居于“中国”的华夏与“四土”的夷狄渐成“四海一家”。 建立在“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基础上的大秦帝国，还通过法律措施来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大一统的认知。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世人熟知。 位于湖南武陵山腹地的里耶镇，直至清雍正年间设置里耶塘才渐成集市。就是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古井里，出土了36000多枚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它不仅证明了此地早在2000多年前即为《史记》未载的洞庭郡治下，而且是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最直接的材料。 在出土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有关文字字形和用法的规定非常具体。例如，规定“者”改为“诸”、“吏”改为“事”、“酉”改为“酒”，等等。 这不仅说明了建构在大一统之上的大秦帝国对辽阔疆土的有效管控，更是借由弘扬“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