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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朝的经济 曹丕《典论自叙》描写东汉末年大乱的情形时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 都大兴义师，讨伐董卓。董卓迁都长安，山东呈现割据状态，大者连郡国， 中者婴（守）城邑，小者聚阡陌（乡间），互相吞灭。凡是朝廷的统一势力 衰退，地方的割据势力便显著地勃发起来。占据几个郡国和占据县城的大中 割据势力，终究要被更大的势力吞灭掉，至于乡间的割据势力，在保卫本乡 本村的名义下，是会得到本地民众的支持的，它为数极多，任何大的势力也 不能逐个予以消灭，因此，乡间割据势力是一个持久的割据势力，其中有些 大姓强族，势力足以影响州、郡、县甚至影响全国，并不局限在一乡一村间。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后将近三百年的战乱，乡间割据势力愈益巩固，并 且起着多种的作用。这里先举例说明战乱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坞、壁、垒、堡 等自卫小城。 十六国大乱开始时，汉人就用坞壁来自卫。三○八年，刘渊部将石勒等 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余垒，收壮健人五万为军士。三○九年，石 勒攻陷冀州所属郡县堡壁百余，军队扩充至十余万人。三一○年，石勒寇襄 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晋兵击败，自葛陂（河 南新蔡县北）北还，沿路民众都坚壁清野，石勒军掳掠无所获，饿得人相食。 到枋头，攻破向冰的壁垒，才得到粮食。三一○年，刘渊部将王弥刘聪等攻 掠梁、陈、汝、颍间，陷垒壁百余。三一五年，刘聪部将曹嶷攻掠齐鲁间， 陷郡县垒壁四十余所。东晋祖逖北伐，谯郡有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为坞 主，樊雅归附祖逖，祖逖得进驻谯城。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被祖 逖击败，投降石勒。祖逖进至陈留，沿河诸坞，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许 两属，坞主都感恩，真心帮助祖逖，黄河以南诸坞，多叛石勒归附祖逖。从 这些事例里，可知坞壁是自卫性质的军事组织，有战乱的地方，到处都存在 着。它们对强大势力表示降附，缴纳一定数量的赋役；强大势力无法消灭它 们，也只好承认它们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大小坞壁间的吞并和小坞壁附从 大坞壁，在一个地区内形成以一个强大坞壁为首的坞壁群。大小坞壁的首领， 实质上无异于早期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最强大的首领就是霸主，汉魏以 来的名门望族，常常被公认为这种霸主。这是大量的封建割据，不过，在战 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护，多少能够抵抗落后族 的武装掳掠，应该说是含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割据。从十六国到隋统一，这种 割据形势总是存在着，并且基础巩固，成为北方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 魏太武帝时，崔浩力主恢复五等封爵制，与同僚论五等制与郡县制的是 非，指责秦始皇汉武帝的错误，同僚们都钦佩崔浩的好古识治。北方社会实 际通行的是强有力的割据制，地方官权力受割据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 崔浩依据这种实际情形，所以主张废郡县，要朝廷承认割据者的合法性，给 予五等封爵。同僚们认为崔浩识治，也就因为他认识这种实际情形。崔浩的 主张，显然与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县制的存在，表示魏国是统一的，是 鲜卑人统治的国家，不是汉人割据的国家。魏太武帝杀崔浩并大杀与崔浩通 婚姻的高级士族，这也是一个原因。葛荣作乱，赵郡大姓李元忠率诸李数千 家，筑垒自保，屡次击退葛荣的进攻。葛荣用全力围攻，捉获李元忠，但也 不敢杀害。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余人，马八百匹，武装齐 备。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给养自然是从高氏保护下的劳动群众 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刘姓，清河张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阳侯姓，一姓 将近万家，势力盛大。依据上列事例，将近万家的大姓到几十家几百家的小 坞小壁，是北方汉族的主要组织形式，鲜卑人以外的非汉族人，要得到保护， 也只好加入这些坞壁，生活上加速融合于汉族。讲北朝经济措施，必须从这 一事实出发。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迁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畿内），封建 经济在畿内发展起来。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鲜卑人为 天、地、东、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员），民户养羊满百口，出 战马一匹。要鲜卑平民按一百只羊出一匹马，是在游牧部落里推行封建制度。 不过，畿内兴农业和游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支持魏国 连年用兵武力强盛的经济，主要是山东诸州郡。 魏赋税制：常赋每户每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纳 帛一匹二丈。常赋外又有杂调。从数量上看，一户负担常赋杂调是烦重的， 但一户包含三五十家或多于三五十家，各家分担，国家对每户所取的赋税不 算过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户，户主是一户内的豪强，称为宗主。异姓的贫弱 小民投宗主家作荫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荫附，赋敛也很烦重。宗主统率 同姓各家和荫附，势力较大的宗主就成为坞主壁帅。 魏朝廷一向承认宗主的权利，以便通过宗主来取得赋税，也就是对宗主 让步，让宗主与朝廷共分赋税。到魏孝文帝时，才对宗主展开争取民户的斗 争。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创立三长制。五家为邻， 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 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一百家中 有三长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计五十六人。又改革赋税制， 户调每户（一夫一妇）每年纳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总数， 分为十五份，其中十份为公调，二份为调外费，三份为内外百官俸。另外还 有杂调。男子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妇的调数。从事耕 织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子四人的调数。耕牛二十头出奴婢八人的调数。朝 廷宁愿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宁愿减轻户调，目的在于分化大户为小 户，并使荫附自立门户，削弱宗主的势力。三长制初行时，豪强很不愿意， 大概当了三长，仍能役属四家（邻长）到一百家（党长），也就相安无事了。 四八七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往年立三长，校定户籍，租赋轻少，臣 所统齐州，租粟仅可给俸，很少能够入仓，虽对民有利，但不可长久。他建 议减收布帛，增收谷租，使仓谷充实，有备无患。立三长和减轻赋税，宗主 势力在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魏政治统一也前进了一步，但在实质上，三 长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长后，四八六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 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 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露田不得卖买，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世业， 可传给子孙，也可卖买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数的露田，奴又有 同数的桑田。牛一头，受田三十亩，一户畜牛不得超过四头。早在四七七年， 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亩，均田制无中 男受田的规定，当是史文漏略。魏国贵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隶，普通地主也卖 买奴婢使从事耕织，供主人剥削。均田制给奴婢与良丁同数的露田，奴婢种 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余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们的收获物， 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种。限止牛数（两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 用多数奴隶的意义。奴有桑田，主家妇女未必能替奴养蚕织帛，也只好给奴 婚配。当时地旷人稀（《魏书·地形志》载州郡户口数），实行均田，一般 不感困难。小豪强占夺的民田，为法令所迫，可能归还原主，大豪强却不受 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 之一为屯民，给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缴纳粟六十石，免正赋 及兵役、杂役。这种屯民，大部分是豪强家的荫附。他们田产被占夺，本身 被奴役，为屯民比为荫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 官与州郡官宣扬法令，劝隐口漏丁，报名立户，如仍愿作荫附，或豪强迫胁 孤弱，不让立户，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 附并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实是进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 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 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 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么阻力，原因在于承认贵族士族及 有势力的豪强，保持大规模使用奴婢的权利。这从齐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 推见大概，虽然齐均田制不完全与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齐均田制：亲王 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亲王的继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 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 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势力的豪强）限六十人（西汉 末年，孔光等奏请限制奴隶，吏民家占有奴隶不得超过三十人。北齐比西汉 加一倍，想见北齐奴隶数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纳租调。齐灭东 魏，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赐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顷。这时候齐 并未创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顷，当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谓 庶人，实际上得无限止地使用奴婢，仅仅是豪强家失去一些荫附，均田制的 推行，也就无须阻挠了。 魏末年经长期战乱，豪强盛行兼并，均田制遭受破坏。东魏时分给民田， 豪贵都得良田，贫弱都得薄田，经高隆之告发，高欢下令纠正，务求均平。 其实，一个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齐三长制和均田制，大体上承袭魏制。至 五六四年，齐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长制改为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 家为族党。均田制改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数 的露田。又每夫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租调：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 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纳半床租调。受田奴婢的租调 比良人减半（半床）。《隋书·食货志》说齐文宣帝时，豪强兼并，户口益 多隐漏，可见齐时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坏更甚。齐武成帝改制，无非是减少三 长人数以增加役夫，承认兼并（露田数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调。《隋 书·食货志》称职事（有官职的人）及百姓（豪民）请垦田者名为受田。这 里所谓受田，不再是国家分配耕地给农民而是兼并者向国家请垦地。贫弱农 民无力自请垦地，只好给兼并者耕种，又回到荫附的旧路上去。 宇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 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 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 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 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 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 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 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 ○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 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 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 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 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 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 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 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 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 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 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 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 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 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 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 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 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 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 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 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 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 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 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 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 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 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 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 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 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 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 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 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 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 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 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末年， 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 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 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 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 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 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 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 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 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 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 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 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 是贪图财物，无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 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 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 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 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 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平城 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 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平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 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 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 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洛阳造瑶光、景明、永 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 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 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 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 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 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 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 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 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 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 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 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 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 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 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 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 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 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 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 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 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 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 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 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矿银矿， 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 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 发展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