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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素与蒙古无往来，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后，想通过高丽为中介与日本建立通交关系。自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蒙古和高丽的使臣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这使忽必烈决定以武力征服日本，于是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蒙古和高丽联合军损失惨重，元朝的征日本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忽必烈征日本的目的及高丽的负担、忽必烈两次征日本的经过及高丽的态度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忽必烈征日本的目的及高丽的负担 对忽必烈征日本的目的问题，以往的学者有几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忽必烈听说日本是个富庶的地方，所以想占日本的财富为己有，而遣使诏谕日本。另一种说法认为忽必烈是出于征服欲望的驱使，故有此举。也有人认为忽必烈以通商日本为目的而诏谕日本。川添昭二认为忽必烈以高丽政策为媒介，将诏谕日本作为攻略南宋的一环。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忽必烈诏谕日本的最大目的一方面是想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考虑过以日本的水军助师攻打南宋。 忽必烈在征南宋过程中，要求高丽助师、造舟舰、输粮饷等事，并告知高丽根据国情能办多少就办多少。忽必烈命高丽造船也许是准备攻打南宋时要用，或者是先征日本时要用，这给高丽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268年2月安庆公淐从蒙古回高丽时所带来的文书中，忽必烈指责高丽不履行出军、助战、输粮等义务，并要求李藏用和金俊来蒙古奏报高丽军额。同年4月李藏用同蒙古使臣于也孙脱一起到蒙古。忽必烈对李藏用说“朕命尔国出师助战，尔国不以军数分明奏闻，乃以模糊之言来奏。王綧曾奏：‘我国有四万军，又有杂色一万’，故朕昨日敕尔等云：‘王所不可无军，其留一万以卫王国，以四万来助战’，尔等奏云：‘我国无五万军，綧之言非实也，苟不信试遣使与告者偕往点其军额，若实有四万陪臣受罪，不则反坐诬告者’。尔等若以军额分明来奏，朕何有此言。遂呼綧曰：‘宜与藏用辬’。又敕藏用曰：‘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正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这段史料证明，忽必烈听永宁公綧讲高丽有五万军队，所以命高丽自留一万保卫国家，其余四万出军助战，并命高丽造船一千艘备用。李藏用曰：“助师之命则虽是残民随所有而检俻，其办舟舰、输粮饷之事，则惟力是任，亦期将供” 。李藏用向忽必烈汇报了高丽的国情，说高丽原来有四万军队，但与蒙古征战三十年死亡惨重，如今没有那么多军队，不信可派使臣到高丽检阅军额。李藏用向忽必烈保证出师助战、输粮造船等事，会量力而行，按期完成。 蒙古派吾都止与李藏用一起到高丽来考察战舰之数及军额。8月高丽派崔东秀到蒙古报告说，高丽全盛的时候人口也不多，况且与蒙古征战三十年伤亡太多，丁壮骁勇者少，奉帝命只征到一万军人。造舟舰之事，已经命沿海官吏营造。10月蒙古派脱朵儿、王国昌、刘杰等十四人到高丽整阅兵数，点视舟舰。《元史》记载：“至元五年秋七月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崔东秀来言备兵一万，造船千只。诏遣都统领脱朵儿往阅之，就相视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罗别造船百艘以伺调用” 。脱朵儿等在高丽整点完毕军数、舟舰的情况之后，在高丽陪臣朴臣甫、禹天锡的护送下巡视了黑山岛、及日本的海道。黑山是位于高丽全罗南道安郡西边海上的大小黑山岛中的大黑山岛，位于木浦正西，其北岸适合船舶的寄航。过了一年之后，1270年7月忽必烈又派脱朵儿、王国昌、刘杰等巡视高丽耽罗。《元史》记载：“耽罗，高丽与国也。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将军都统领脱脱儿、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往视耽罗等处道路，诏高丽国王王禃选官导送” 。在忽必烈派人巡视黑山岛，次年想巡视耽罗的时候，高丽国内发生了三别抄叛乱，蒙古巡视耽罗未如愿以偿。青山公亮认为忽必烈命高丽造船、检阅兵数以及巡视黑山岛和耽罗等地，视为是忽必烈征日计划的一端的解释是不妥当的，忽必烈视高丽造船、出军助战是作为宗藩国的一项义务，他的这些举动无非是为了将蒙古的权威扩大到朝鲜半岛而已。以此作为解决对日本交涉问题的基础。池内宏认为忽必烈命高丽造船与下令在陕西、四川造船，以助襄阳之战是同一时期，因此，命高丽造船也是为了补充襄阳之战缺少船只的情况。忽必烈巡视高丽的黑山岛和耽罗，对伐宋来讲，是非常重视高丽和南宋的海道。同年12月高丽世子谌回国时，忽必烈下诏给高丽说到，前年有人说高丽与南宋、日本通交，当时高丽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但是，今年却有南宋的商船到过高丽。另外，到日本国的归附高丽人说，日本岁贡高丽。还有，前年命造船等事，至今还未有成效。告知高丽命造船、输粮或是为攻打南宋，或是为了征伐日本做准备，无论是先讨南宋还是先征日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为妥。 忽必烈非常重视高丽是否私下与南宋或日本有通商或外交关系。当时，忽必烈正攻打南宋襄阳城，久攻不下。而日本与南宋海上往来密切。假设高丽也与南宋或日本往来的话，对蒙古来讲，必将阻碍攻打南宋或征日本之事。蒙古想征服南宋必须切断南宋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并防止高丽反叛蒙古的行为。因此，当在高丽国内发生三别抄叛乱之时，蒙古断然决定先讨平入居耽罗的三别抄叛军，然后再讨日本。《元史》记载：“时高丽叛贼林衍者，有余党金通精遁入耽罗。九年，中书省臣及枢密院臣议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见其逆顺之情。恐有后辞，可先平耽罗，然后观日本从否，徐议其事。且耽罗国王尝来朝觐，今叛贼逐其主，据其城以乱，举兵讨之，义所先也” 。由于在高丽国内发生了三别抄的内乱，蒙古和高丽联军先讨平三别抄叛军，然后才能顾及征日本的事情，这对蒙古的征日本的计划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忽必烈诏谕日本六派使臣与攻打襄阳城大致是同一时期。从忽必烈派人巡视黑山岛地形，考察日本海上道路来看，很可能是想通过高丽或日本的海道来攻打南宋，所以忽必烈命高丽准备造船也许是攻打日本时要用，或许是攻打南宋时要用。 忽必烈在要求高丽造船、输粮的同时，在高丽进行屯田，为征日本做准备。《元高丽纪事》记载“至元七年七月二十日，丞相安童等奉头辇哥等遣大讬忙古歹来言，令阿海领军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国中。遂以阿海为安抚使。十一月二十五日，中书省奏于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以忻都、史枢为凤州等处经略使，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以旧领民二千屯田。阿剌帖木儿为副经略司，总辖之，而罢阿海军”。头辇哥领兵屯居东京是在1269年林衍废立元宗时之事，阿海是此时屯驻军的将领之一。对屯田军和阿海军的关系问题，池内宏认为当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时，罢阿海军的原因可能与阿海随从金方庆讨伐居于珍岛的三别抄叛军有关。他还根据《元史》兵志所记载的：“高丽屯田：世祖至元七年创立，是时东征日本，欲积粮饷，为进取之计，遂以王綧、洪茶丘等所管高丽户二千人，及发中卫军二千人，合婆娑府、咸平府军各一千人，于王京东宁府、凤州等一十处，置立屯田，设经略司以领其事，每屯用军五百人。”这一史料证明，蒙古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与征讨珍岛的三别抄叛军无关，而是专门为征日本做准备。《元史》记载：“至元七年十一月丁巳，敕益兵二千，合前所发军为六千，屯田高丽，以忻都及前左壁总帅史枢，并为高丽金州等处经略使，佩虎符，领屯田事。仍诏谕高丽国王立侍仪司。”1270年11月蒙古增兵两千，与前所发四千合为六千，归屯田经略司管辖之下，命忻都和史枢统领屯田金州等地。这里提到的新增兵二千应该是《元史》兵志中所记载的中卫军二千人，是忻都和史枢所统领的兵。前所发兵数应该是《元史》兵志中所记载的王綧、洪茶丘等所管高丽户二千人以及婆娑府、咸平府军各一千人，合计为四千，这些兵是在崔坦归附蒙古献西京以下六十城时，作为安抚使驻屯高丽的忙哥都的兵加上以护送元宗为理由屯驻高丽的头辇哥的兵。换言之，将原来的高丽屯田军四千和新增的中卫军两千人，归屯田经略司管辖之下是为了征日本做充分的准备。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忽必烈认为“在高丽屯田才是进取日本之计。” 蒙古与南宋处于敌对状态，南宋与高丽的交往收到蒙古（元朝）的干涉和阻挠。蒙古还曾设想以高丽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经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中断。高丽三别抄之乱，对蒙古利用海路来攻打南宋或日本之事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南宋与日本，实为忽必烈双管计划的两大目标。忽必烈继位之后，为了完成蒙哥合汗未竟的统一南宋事业，先攻克襄阳。1273年2月蒙古军攻下南宋襄阳城，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元朝平定南宋指日可待。蒙古军攻下襄阳城之后，9月襄阳归附军到大都，忽必烈命免其死罪，组织成新的队伍，出师助征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年九月甲申，襄阳生券军至大都，诏伯颜谕之，释其械系，免死罪，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壬辰，中书省臣奏：‘高丽王王禃屡言小国地狭，比岁荒歉， 其生券军乞驻东京。’诏令营北京界，仍敕东京路运米二万石，以赈高丽” 。襄阳归附军想驻屯东京，但高丽元宗说高丽小国地窄，比年歉收。所以，蒙古命东京路运来二万石米，赈恤高丽。与此同时，同年4月蒙古元帅忻都和高丽主将金方庆所率蒙古和高丽联合军平定了高丽三别抄之乱，消灭济州岛的三别抄军，对于截断南宋与高丽、日本的关系意义重大，元朝在耽罗置招讨司配置镇边军，去除了元朝征日本的所有阻碍，忽必烈征伐日本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年7月忽必烈诏金方庆到蒙古进行嘉奖。忽必烈嘉奖金方庆是为了让他与忻都和洪茶丘一同征伐日本。忽必烈在派赵良弼出使日本的同时，已经着手了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命高丽造战舰、输粮，并在高丽金州等十几处进行屯田，给高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高丽对蒙古的态度与以前没有多大区别。对蒙古造船、出军、输粮的态度，元宗及李藏用等百般推脱高丽地窄人少，实在是调集不到蒙古所要求的军额，再加上逐年歉收，输粮也困难。 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金方庆和洪茶丘加紧督造大小船只。金方庆和洪茶丘在高丽全罗道、庆尚道等处召集工匠、人夫等三万五百名赶赴全州道的边山和罗州道的天冠山等造船所，加紧督造大小船只。洪茶丘督促造船很紧，到处召集工匠使高丽国内气氛很紧张。《高丽史》记载“十五年帝将征日本，以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摠管。茶丘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征集工匠诸道骚然。帝又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又命为东征副元帅。茶丘以忠淸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晖代之。茶丘与忽敦金方庆等征日本” 。洪茶丘还对延误工期的忠淸道梢工、水手进行惩罚。 忽必烈命高丽造船抽调大量的工匠、服役，元宗担心繁重的徭役会影响农事，劝说洪茶丘归还一半的夫役务农。《高丽史》记载：“元宗十五年三月丙戌，元遣经略司王总管来命发军五千助征日本。时全罗州道造船役徒三万五百余名，洪茶丘所领监造军供给不足，输东京晋州道内癸酉年禄转与之。王患徭役之烦、转输之弊，有防农务，遣上将军李汾禧往说茶丘，请令分半归农，茶丘颇然之。每二船留双丁五十人，其余单丁悉放归农” 。这表明忽必烈征日本命高丽造船、输粮给高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造船需要大量的人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丽的农事。 忽必烈下诏以7月为期征日本。《元史》日本传记载：“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洪茶丘和金方庆加紧督造船只，以便如期完工。到了5月末金方庆督造三百只千斛船，洪茶丘督造拔都鲁轻疾舟及汲水小舟各三百。金方庆在督造船只时，认为船只若依南宋的式样的话，必定废很多功夫，耽误工期。因此，就依高丽船只的样式督造战舰。《高丽史》记载：“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1274年6月高丽派人到蒙古汇报舟舰已制造完毕，船只全部停放到金州待命。 正当忽必烈决定7月征日本的时候，高丽元宗于6月病逝。在此之前，元宗之子谌作为秃鲁花入质蒙古，5月世子谌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在大都完婚。忽必烈得知元宗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封世子谌为高丽国王，命他返回高丽继王位。世子谌8月到高丽开城即位，9月为元宗举行葬礼，7月征日的计划只好改为10月。《高丽史》记载“是年元宗薨忠烈卽位，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还到合浦，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刘复亨阅战舰。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佑、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忻卽绶也，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 。金方庆和洪茶丘得到元宗去世的消息之后，到开城吊丧后，立即赶回合浦。蒙古、高丽元帅整备军马，在合浦待命。 二、忽必烈第一次征日本经过 1274年10月3日蒙古、高丽联军从合浦出发，直奔日本对马岛。东征军由蒙汉军和高丽军组成，蒙汉军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和刘复亨为左右副元帅。高丽军以金方庆为都督使，金侁为左军使，金文庇为右军使。 元朝征日本的兵数问题，史料记载有出入。《元史》洪茶丘传记载：“十一年，又命监造战船，经营日本国事。三月，授昭勇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八月，授东征右副都元帅，与都元帅忽敦等领舟师二万，渡海征日本，拔对马、一岐、宜蛮等岛。这段史料详细记载了蒙古元帅忻都和洪茶丘所率蒙汉军人数为两万。但《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一年三月己卯，诏以劝课农桑谕高丽国王王禃，仍命安抚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提点农事。庚寅，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蒙汉军人数为一万五千人。 那么，高丽方面的资料所记载的蒙汉军人数与《元史》的记载又有所不同。《高丽史节要》记载：“冬十月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卫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发合浦” 。《高丽史》又有同样的记载：“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溺死” 。以上史料记载元朝征日本的蒙汉军人数为二万五千，高丽军人数为八千，梢工水手人数为六千七百。 池内宏根据《高丽史》元宗世家所记载的“元宗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奉省旨云: ‘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和“五月己丑元征东兵万五千人来”的史料，认为《元史》世祖本纪所记载的3月的征东军一万五千人是元朝所遣派的兵数，与《高丽史》元宗世家所记载的5月到高丽的元征东兵万五千人数是相吻合的。所以，《元史》洪茶丘传所记载的忻都和洪茶丘所率领的蒙汉军两万是元朝所派遣的东征军一万五千人和忻都的屯田军四千五百人和洪茶丘五百人的总数，上述高丽方面资料中所记载的蒙汉军二万五千人是不足为信的。 他又根据《元史》所记载的：“十一年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和《高丽史》忠烈王六年忠烈王给元朝的上书中所记载的：“在昔东征时，係本国五千三百军额” 的记载认为高丽助军不会超过六千人，《高丽史节要》所记载的八千人不可信的。故采取了《元史》所记载的五千六百人的观点。东征军以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以及梢工水手人数为六千七百，总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组成。 10月5日东征军袭击日本对马岛西海岸的佐须浦。对马的国府八幡宫燃起火焰，国府的人们以为是火灾，但这是幻觉，在对马西海岸的佐须浦出现了元朝的战船四百五十艘，三万人的军队。守护这里的代宗资国率领八十余骑赶到佐须浦。6日派通事询问蒙古的情况，元军射箭，代宗等迎战，但最终全部战死。14日东征军侵入壹岐岛，元军的船只到了壹岐岛的西海岸。守护代宗景隆迎战元军，15日由于东征军的势力强大，日本军防护失守。 镰仓时代壹岐岛是牛的主要产地，但在当时牛不是主要用来食肉，而是贵族用来拉牛车或用于耕种。但是，元军侵入壹岐岛之后，牛全部被杀，成为元军的食物，因此，元军的入侵对壹岐岛牛的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军占领对马、壹岐岛之后，经过松浦向东行进，目标指向博多。19日东征军进而逼近博多湾，20日先后从今津、百道原等地登陆，主力军以九州岛大宰府为进攻目标。日本方面以少弍景资为大将军来抵御蒙古的进犯，但日本兵抵不住蒙古和高丽联合军，死伤者无数。双方在武器和战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军没有对外作战的经验，再加上军卒身着繁重的铠甲，而蒙古、高丽联军则轻装上阵，采用集团军的作战法。在武器方面蒙古军使用弓箭、长矛的同时，还有铁炮。在这种新的战法和兵器的情况下，镰仓幕府的武士逐渐失去作战的意志，相继出现脱离战场的局面。另外，蒙古和高丽联军很快上陆，使日本妇女、儿童也被卷入战乱中，使战场很混乱。 从博多湾西部上陆的东征军在赤坂、鸟饲、麁原等地与日本军进行激烈的征战，少贰景资率领骑兵和步兵迎战，射伤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但元军占优势获胜，日本军只能退到大宰府水城进行防守。东征军在博多、箱崎街道放火而去。 21日早晨日本军看见海面上没有了东征军的影子，船只全部不见了。只有一只船留在博多湾志贺岛，船上的元军大多被日本军生擒，在大宰府水城前被斩首。在20日的傍晚因日本军的退却战斗平息时，高丽军总指挥金方庆想率领部队向日本军发起总进攻。而蒙古元帅忻都和副元帅洪茶丘主张撤军。左副元帅刘复亨因负伤已经乘船，诸将也已经退到船上。那天夜晚蒙古、高丽联合军遭到大风暴雨的袭击，战舰多数触到岩璧而破损，高丽的左军指挥官金侁也掉到水中淹死。 关于元军撤退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因元军惨遭暴风雨损失惨重而撤退。但是日本的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持有不同观点。他根据日本以往五十年的气象统计，认为阴历十月二十日以后，在西日本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台风登陆的现象。1274年的元军的撤退不是因为台风的缘故，而是按预定计划而撤退的。王启宗认为荒川秀俊的观点是为奇特，但根据中日文献记载，其推测有可能性。日本文献记载实不能作为暴风的证据，而《元史》有关此战役的记事，均没有暴风的记录，此役之结束，实为元军预定的撤退，而不是因暴风而败归。太田弘毅根据《元史》日本传所记载的：“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中的“官军不整，又矢尽”，认为联合军战舰数多，军议不一致，所用箭矢已尽而元军撤退的主张。蒙古和高丽联军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出发地合浦。出发时的三万三千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人生还。12月28日金方庆等回高丽开城，正月4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等从高丽出发回蒙古。《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九月乙巳，高丽国王王愖上参议中赞金方庆功，授虎符” 。金方庆因征日本有功而得到忽必烈的嘉奖。 三、再征日本的准备及高丽的态度 1275年2月忽必烈派使臣诏谕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二月庚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着，赍书使日本国” 。3月杜世忠、何文着等到高丽，高丽方面派译官徐赞陪同杜世忠等出使日本。4月15日杜世忠等到达日本长门国室津。以往的使臣都是先到达大宰府，此次杜世忠等未经过大宰府直奔长门，可能是想避开大宰府官员的阻挠，想直接与京都朝廷或镰仓幕府交涉。8月杜世忠等被幕府召到镰仓，并被北条时宗所召见。杜世忠等传达了忽必烈诏谕日本之意，其态度不失大国正使的姿态，也没有使日本难堪，但幕府对忽必烈诏谕日本并不满意，于9月在竜口斩首杜世忠等四人，而对元朝和高丽封锁了这一消息。镰仓幕府杀死元朝使臣之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积极的防御措施。 忽必烈派遣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之后，担心此次出使诏谕日本又象以往一样遭到失败，遂进行再次征日本的准备。忽必烈在派遣杜世忠等诏谕日本的同时，在高丽增加屯田军。《高丽史节要》记载：“二月二十九日元遣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来，分处海、盐、白三州”。忽必烈在高丽黄海道海州、盐州、白州等地增加屯田军，表明在第一次征日失败之后，仍有再征日本的打算，并督促高丽造船为再次征日本做准备。《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元年十月壬戌，以元将复征日本，遣金光远为庆尙道都指挥，使修造战舰”。同书又记载：“十一月癸巳，元遣使来作军器，以起居郞金磾偕往庆尙、全罗道敛民箭羽、镞铁”。 面对忽必烈再征日本的计划，高丽忠烈王请求忽必烈推迟再征日本的计划。《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元年春正月庚辰遣侍中金方庆、大将军印公秀如元。上表曰: “小邦近因扫除逆贼，惟大军之粮饷既连岁而户收，加以征讨倭民，修造战舰，丁壮悉赴工役，老弱仅得耕种，早旱晩水禾不登场，军国之需敛于贫民，至于斗升罄倒以给。已有采木实草叶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时而。况兵伤水溺不返者多，虽有遗噍不可以岁月期其苏息也。若复举事于日本，则其战舰、兵粮，实非小邦所能支也。国已皮之不存，是为无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应谓岂至于此欤，伏望俯收款款之诚曲谅，哀哀之诉”。忠烈王派使臣向忽必烈报告，在第一次征日时，元朝要求高丽助军、制造船只等给高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民不聊生，倘若再征日本，高丽国内的情况很难助军。的确高丽因讨平三别抄叛乱及东征日本的缘故，百姓贫困，国家税收减少，很难再次承受战争的负担了。在忠烈王的请求以及契丹人耶律希亮的劝说下，忽必烈于1276年正月命高丽停止造战船、做武器的战备，推迟了征日本的计划。 高丽对元朝第一次征日本和第二次征日本所采取的态度有所不同。1278年为转折点，高丽忠烈王对元朝征日本的态度有所转变。这与元朝与高丽国内的情况有关。首先，1276年正月元军会集南宋都城临安城北。2月5日南宋上表乞降，宣告南宋灭亡，元朝统一全国指日可待。其次，1274年元朝公主与高丽王室通婚，元朝出于对高丽怀柔的态度，以公主下嫁作为控制高丽的手段，而高丽王室以联姻帝室作为内忧外患中力求自保，而在蒙元世界秩序中提高自身地位的工具。高丽忠烈王以元朝为背景，提高在元朝的地位，受元朝一诸侯的待遇。为了持续这种状态，忠烈王改变立场，忠实地履行作为元诸侯的义务。对元朝再征日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其三、忽必烈对高丽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影响了忠烈王对第二次远征日本的积极态度。第四、高丽助兵元朝攻打日本一方面是受元朝的支配，另一方面高丽借蒙古的力量打击倭寇。金州成为蒙古远征日本的动员基地，也与倭寇海船在这里频繁出现有关。 1278年7月忠烈王入元朝向忽必烈请求出兵北方，并愿造船，助征日本。《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秋七月甲申王谒帝奏曰:‘向闻车驾北征，表请悉索弊赋以助征，陛下以远地不许，臣今入朝请躬备戎行，以报圣德。” 帝笑曰: “北方人以左计挠边，今已奔溃矣’。 王又奏曰: ‘日本一岛夷耳，恃险不庭，敢抗王师。臣自念无以报德，愿更造船，积谷声罪，致讨蔑不济矣’” 。忠烈王回国后便积极从事助征日本的准备。 1279年2月忽必烈灭南宋，有了南宋的海军忽必烈对海上作战增加了信心，决定再次征日本。忽必烈派遣杜世忠等没有任何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派周福、栾忠等出使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诏征讨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 。忽必烈灭南宋之后，想利用南宋降将及江南的人力、物力征伐日本。南宋降将范文虎向忽必烈建议先派使臣到日本，如果日本仍不与元朝建立友好关系的话，那时再出兵也为时不晚。但关于范文虎是什么时候派周福等出使日本，史料记载不祥。周福等大概在6月25日或26日到日本的对马岛。此次，周福等出使日本并未经过高丽国内，也没有高丽人作为向导。忽必烈此次也许是想通过南宋和日本的关系，因此，让日本僧陪同周福等出使日本。7月24日周福等所赍诏书经镰仓幕府送到京都朝廷。经过朝廷的审议，幕府仍如以往，在博多斩首周福等一行使臣。 同年8月高丽忠烈王得知使臣杜世忠等被杀之事，派人向忽必烈汇报此事。《高丽史》记载：“忠烈王五年八月辛丑，梢工上左、引海、一冲等四人自日本逃还言: ‘至元十二年帝遣使日本我令舌人郞将徐赞及梢水三十人送至其国。使者及赞等皆见杀’。王遣郞将池瑄押上左等如元以奏 ” 。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决定再征日本，命高丽加紧督造战舰。《高丽史》记载：“九月癸丑遣许珙于庆尙道，洪子藩于全罗道为都指挥使修造战舰。又遣权晅于忠淸为都指挥使，朱悦于庆尙，郭汝弼于全罗，禹浚冲于西海，崔有侯于东界、交州，皆为计点使” 。同书又记载：“十月丁丑元遣于丹赤塔纳、必阇赤哈伯那来督修战舰。癸未遣广平公譓偕塔纳、哈伯那监督战舰于庆尙、全罗道” 。 1280年2月，因使臣杜世忠等被杀忻都和洪茶丘请求率兵出征日本，朝廷商议决定缓一缓再做打算。《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国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 。同年6月忽必烈招南宋降将范文虎、高丽忠烈王等在察罕脑儿行宫商议作战计划。《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议征日本。戊戌，高丽王王賰遣其将军朴义来贡方物” 。此时忽必烈以南宋降将为参谋，联合南宋海军征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秋七月戊辰，诏括前愿从军者及张世杰溃军，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 。《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六年八月辛卯，王至上都时帝在阇干那兀王遂如行在。乙未谒帝，帝宴王仍命从臣赴宴。 先是王使朴义奏曰: ‘东征之事臣请入朝禀旨’，帝许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 ‘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复见陛下’? 于是约束曰: ‘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请: 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阇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阇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 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帝曰:‘已领所奏’”。这段史料证明，当忠烈王到元朝时忽必烈在上都察罕脑儿行宫，于是忠烈王请求到察罕脑儿行宫向忽必烈禀报东征之事，忽必烈许他前来。当时，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都接到忽必烈之命前来商议再征日本之事。商定的结果是忻都和洪茶丘率蒙、汉军和高丽军从高丽合浦出发，约定范文虎率领江南军在日本一歧岛两军集合，以攻破日本本土。忠烈王还向忽必烈请求了七件事得到忽必烈的许可。一是请求以耽罗的屯田军补东征军。因第一次东征失败之后，忽必烈于1275年3月派杜世忠等诏谕日本的同时督促东征军之生存者回蒙古；二是请求减少汉军和高丽军，主要以蒙古军的进攻为主；三是请求不要加洪茶丘的职责，东征事由阇里帖木儿和忠烈王来管理；四是请求给高丽军官均赐给牌子；五是请求以沿海的人充当梢工水手；六是请求派遣按察使体察百姓疾苦；七是请求亲自到合浦送东征军马。 忠烈王在七项请事中第三个请求是与阇里帖木儿一起管理东征行省之事。这表明忠烈王想得到征东行中书省的监督权。《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八月戊寅，以前所括愿从军者为军，付茶忽领之，征日本。戊戌，高丽王王賰来朝，且言将益兵三万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 洪茶丘为中书右丞，李庭、张拔突为参知政事，并行中书省事” 。在忠烈王到达元朝时，忽必烈已经任命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征东行中书省右丞，李庭、张拔图为参知政事。这标志着征东行中书省已经成立。到了十月，高丽忠烈王的要求得以实现，被任命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庚午，塔剌不罕军与贼力战者，命给田赏之。癸酉， 加高丽国王王賰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甲戌，遣使括开元等路军三千征日本。戊寅，发兵十万，命范文虎将之。赐右丞洪茶丘所将征日本新附军钞及甲” 。征东行省主要以江淮行省为中心，以高丽和开元宣慰司协助构成，是为征服日本而设立的临时的军事机构。 忠烈王担任征东行中书省左丞之后，积极组织国内的诸将领准备东征之事。元朝按照忠烈王的要求给高丽将领赐虎符、牌子。《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辛未，高丽国王王賰领兵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粮一十万石，出征日本。给右丞洪茶丘等战具、高丽国铠甲战袄。谕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丽，毋扰其民。以高丽中赞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为管高丽国征日本军万户，并赐虎符” 。 四、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的经过 1281年正月忽必烈下达再次征日本的动员令，2月蒙汉军从元朝出发到高丽合浦与高丽军会合。《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高丽国王王賰遣其佥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辛丑，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同赴阙受训谕，以拔都、张珪、李庭留后。命忻都、洪茶丘军陆行抵日本，兵甲则舟运之，所过州县给其粮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汉军万人。文虎又请马二千给秃失忽思军及回回炮匠。帝曰：‘战船安用此’皆不从。壬子，高丽王王賰遣使言日本犯其边境，乞兵追之。诏以戍金州隘口军五百付之。癸亥，赏忻都等战功。赐征日本诸军钞。二月戊辰， 赐征日本善射军及高丽火长水军钞四千锭。乙亥， 敕以耽罗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诏以刑徒减死者付忻都为军。诏谕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 仍申严军律。丙戌，征日本国军启行。己丑，给征日本军衣甲、弓矢、海青符%” 。 征日本的部队由东路军和江南军组成，东路军四万人，其中蒙汉军一万五千人，忻都、洪茶丘为征东都元帅，高丽军一万人，艄公水手一万五千人，金方庆为都元帅。江南军十万人，由范文虎为右丞、阿剌罕为左丞。2月20日忻都、洪茶丘率领蒙汉军从大都出发，于3月18日抵达高丽开城。在此之前，3月16日金方庆率领高丽军一万人前往合浦。20日忻都、洪茶丘等也前往合浦。前年忠烈王在察罕脑儿向忽必烈请求七件事时，第七件事就是请求亲自到合浦送东征军马出征。4月15日忠烈王到合浦，18日亲自阅兵。 5月3日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等率东路军四万，乘在高丽所造九百艘战舰，从合浦出发。东路军在巨济岛驻军半个月，以便侦察日本的防御情况。《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旧有戍军已调出战，宜乘虚捣之。’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 。可见，征东行省的官员随时将东征军的活动情况向元朝汇报，忽必烈下令军事之事由统帅们自行决定。 《高丽史节要》记载：“忠烈王七年五月辛酉忻都、茶丘、金方庆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金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朗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诸军向一歧岛，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郞将柳庇告于元”。《高丽史》记载：“癸亥行省摠把报: ‘是月二十六日，诸军向一歧岛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郞将柳庇告于元”。可见，5月26日是东路军进攻一歧岛的时间，而东路军到达对马岛，攻破世界村大明浦是在5月21日。东路军袭击对马岛世界村大明浦之后，于26日向一歧岛进军，其中有一小部分人马不知去向，高丽派柳庇向元朝汇报此事。东路军攻破一歧岛之后，6月6日到达博多附近的志贺岛，想从这里攻破博多。东路军在志贺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高丽史节要》记载：“忠烈王七年六月壬申金方庆、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战，斩首三百余级。日本军突进，官军溃，茶丘乘马走，王万户复横击之，斩五十余级，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复战败绩。军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余人”。这段史料证明，6月6日金方庆和洪茶丘等在志贺岛与日军交战，击退了日军。而7日洪茶丘骑马在陆地与日军交战败退，随后军中出现兵疫。东路军与日军双方继续苦战，持续到13日，东路军的一支攻入长门。日本的武士进行严密的防守，东路军轻易不能登陆，返回了一歧岛，在等待江南军的到来的同时，6月中旬至7月初东路军在一歧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战。 东路军累战不利，江南军又预期不至，东路军也只剩一个月的粮草了，东路军将帅在对待是否继续战斗，还是回军问题上意见有所分歧。《高丽史节要》记载：“忻都、茶丘等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六月望前必会于一歧岛，今南军不及期，我军先到，大战者数矣。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经十余日，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矣，俟南军来，合而攻之，必灭岛夷矣’。诸将莫敢复言”。忻都和洪茶丘等认为东路军军粮所剩不多，江南军又迟迟不来，建议回军。而金方庆认为还有一个月的粮食，等江南军一到，定能攻破日本岛屿。 江南军与东路军决定在6月中旬会合于一歧岛，因临出发前总元帅阿剌罕生病，6月26日忽必烈诏阿塔海统率军马出征日本 。起初忽必烈召范文虎、忠烈王等在察罕脑儿商议征日本之事时，决定东路军和江南军在高丽金州会合，后来改为两军在日本的一歧岛会合。1281年5月征东行省参议裴国佐等提出两军会合于日本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的建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五月，日本行省参议裴国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与忻都、茶丘入朝。时同院官议定，领舟师至高丽金州，与忻都、 茶丘军会，然后入征日本。又为风水不便，再议定会于一岐岛。今年三月，有日本船为风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画地图，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周围皆水，可屯军船。此岛非其所防，若径往据此岛，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来会 进讨为利’。帝曰：‘此间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辈必知，令其自处之’”。根据这段史料记载可见，东路军和江南军从最初所计划的在金州会师，改为两军在一岐岛会合，后来又改在平户岛会合是因为平户岛便于停船的缘故。日本船漂流而来者，让他画日本的地图时，发现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便于屯战舰，又没有防护，因此建议江南军可先占领此岛，然后派人让忻都等东路军到这里来会合。忽必烈的意见是让江南军统帅自行决定。 范文虎、夏贵所率领的江南军乘三千五百艘战舰，分批从宁波出发向日本行进，江南军没有前往一岐岛，而是直奔平户岛。江南军6月底到了日本的平户岛，东路军移到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7月27日东路军和江南军为了便于进攻博多湾而转移到鹰岛，准备对日本进行攻略战。江南军和东路军在鹰岛汇集之后，从7月30日到润7月1日的夜晚，连续的大风暴雨袭击鹰岛，使蒙古和高丽联合军进入混乱状态，军中损伤严重。5日在博多弯等待时机的日本军，在鹰岛周围集合，向蒙古军进攻，至7日抓获东征军两三万人，将其中蒙汉军与高丽军杀死，江南军俘虏分为奴隶。 数日间蒙古军损失大多半，撤回高丽合浦。《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这段史料所记载的:“十存一二”应该是蒙古兵损失的情况。这与《元史》所记载的“征日本,遇风，舟坏,丧师十七八”相符合。《高丽史》记载:“忠烈王七年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启:‘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这段史料详细记载了高丽军损失的程度。8月(润7月)29日忽必烈下诏让惨败的征东军回来，并命沿途官吏给提供粮食。 忽必烈两次征日本行动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