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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前，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宣布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一个多月前，朝鲜又进行了远程火箭发射试验。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并呼吁恢复六方会谈。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动向牵动着国人的心。回溯历史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朝鲜，以及中朝关系的走向。在中国的西汉至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此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又再次分裂，由高丽统一。1392年，李氏王朝取代高丽，成为朝鲜半岛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李氏王朝存续的500余年里，中国经历了明清两代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一个个彼此疏离的王国也逐渐打开国门、利益交错。在这期间，中朝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变化——有朝贡，有蜜月，也有风雨飘摇。 太祖示好朱元璋，仁祖屈降皇太极 一个对明朝正统心悦诚服，一个对清朝“以夷代华”十分不满 1388年，已经称帝20年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第一次听说了李成桂的名字。那时，统治朝鲜半岛的还是高丽王朝；那年，身为高丽大将的李成桂被派来攻打辽东地区。结果他非但没打，反而上演了一出“威化岛回军”，就此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历史。 朱元璋定国号“朝鲜” 李成桂出生的1335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元朝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当时，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还是元朝的世袭官员。21年后，年轻的李成桂和父亲一起，帮助高丽军队夺取了原本在元朝控制之下的双城总管府（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归附了高丽。此后，李成桂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曾击败高丽叛军、元朝红巾军、元军、倭寇和女真人，成为高丽的一员大将。 1387年，朱元璋在扫荡旧元的纳哈出势力后，于辽东设置“铁岭卫”。但这个名字惹来了麻烦——高丽境内也有一个铁岭，就位于双城总管府的南界，高丽君臣上下都以为明朝想要收回双城总管府辖境。当时的高丽国王禑（音同吴）王和重臣崔莹，都属于对北元友好而对明强硬的一派，当即决定开展“攻辽行动”，以对抗明朝。 第二年，李成桂被禑王任命为右军都统使，和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共同率领号称10万、实为5万多人的部队，驻扎在鸭绿江江心的威化岛，准备攻打辽东地区。 李成桂其实并不认同禑王的决定，他反对攻打被明朝平定了的辽东地区。当时正值汛期，鸭绿江江水泛滥，士兵行军困难。李成桂上表高丽朝廷，提出“四不可”论：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往，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 但禑王和崔莹仍要求李成桂等人速速进军。于是李成桂决定回军开京（今开城），实行兵谏。这一突然之举令禑王和崔莹大惊失色。他们匆匆从西京（今平壤）返回开京，准备进行反击。李成桂一路率军追击，攻陷开京，囚禁了崔莹，废掉了禑王。他还向明朝派出使者，告发禑王和崔莹的攻辽之罪。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明朝的朝堂上。 此后，李成桂手握高丽军政大权。他先扶植了禑王的儿子昌王，不久废掉昌王立了恭让王。最终，他不再需要傀儡，1392年，经过高丽的最高行政机构都评议使司推荐，李成桂合法登上王位，史称“朝鲜太祖”。 太祖很快向明朝递交表文，痛陈前任君主昏庸无道，“臣民愤怒，无所控告”，而他因“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推戴即位。朱元璋看到李成桂已受国内拥戴，且没有疏离明朝的倾向，便认可了这个篡权上台的国王，同时告诫他“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李成桂随即遣使谢恩，还进贡了马和方物（指特产）。 接下来，李成桂又请朱元璋择定国号。他提出了两个备选国名，一个是“和宁”——他的故乡，另一个是“朝鲜”——朝鲜半岛上第一个古代国家的名字。朱元璋选定了后者，并通过礼部咨文回复道：“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钦此。”这等于承认了李成桂政权的合法性，也确定了后来250多年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此后，朝鲜每年定期向明朝派使朝贡，朝鲜国王驾崩、新国王继位时，明朝也会派使予以册封。从表面上看，这种关系并不对等。但从本质上说，这不过是一种礼制体系，朝鲜只在礼节上对明朝表示恭顺，其内政并不受干涉，新国王的任命也由朝鲜决定，明朝皇帝最后的批准基本是走过场。对李成桂而言，他利用朱元璋的认可压制了国内反对势力，巩固了王权。同时，这种宗藩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事大字小”——小国对大国表示恭顺，定期朝贡；大国也有保护小国的责任和义务。 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毫无招架之力，不久首都汉城（今首尔）陷落，国王逃往中朝边境的义州（今朝鲜新义州），向明朝求援。明朝履行义务，出兵援助。当时的明神宗派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军入朝。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人力、物力、财力上受到很大损失。直到1598年，节节败退的丰臣秀吉在京都积郁而死，临死前遗命撤兵。朝鲜王朝对明朝这一“再造之恩”感激不尽。 被迫与皇太极结兄弟关系 不过，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女真人。此前，东北的女真部落曾在明朝和朝鲜之间处于两属状态，既向明朝纳贡，也向朝鲜纳贡；既受明朝官职，也受朝鲜官职。他们还与明和朝鲜同时展开朝贡贸易，从中获利。此时，趁着明朝和朝鲜双双被战争拖得国力衰弱之机，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发展起来。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将辽东地区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为解除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一直试图拉拢朝鲜。 这时朝鲜的国王是光海君，他奉行务实外交。1619年，明与后金发生“萨尔浒战役”，光海君命令朝鲜军因势而动。他还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光海君这种“对明不忠”的外交方针，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深感明朝“再造之恩”的朝鲜群臣中引起极大反弹。加上他上位时幽废嫡母仁穆王后，戕兄杀弟，导致西人派决定发动政变。当时朝鲜党争激烈，分为东人、西人、南人、北人派等，西人派是重视义理的一派。 1623年春，光海君的侄子李倧（音同宗）因其弟弟冤死于谋反罪而怀恨在心，暗中调动西人派的兵马进京，策划宫廷政变。叛乱军只有区区数百名，却因西人派的接应，顺利攻入昌德宫，并在敦化门举火庆功。光海君方才恍然大悟，带着几名随从仓皇逃出宫。接着，李倧迎出了幽废中的仁穆王后，并借她的名义宣布废黜光海君，立李倧为新国王，光海君则被流放到海岛。李倧即朝鲜第十六代国王仁祖。这次政变在朝鲜史册上称为“仁祖反正”。仁祖上台，意味着崇明排金思想再次主导朝鲜，从此，朝鲜深深卷入到中国明清交替的政治漩涡中。 仁祖登基3年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是对朝强硬派，上台伊始就对朝鲜发起了进攻。 对朝鲜来说，这完全是一场突袭。当时，明朝左都督毛文龙是一名骁将，领兵抗击后金，“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他的军队驻在朝鲜平安北道前海皮岛，严重制约了后金对明朝中原腹地的进攻。于是，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决定攻打朝鲜和毛文龙。后金军攻入朝鲜义州后，派一部分兵力攻打铁山的毛文龙，但毛文龙逃往身弥岛。后金军攻入朝鲜，除了要摘除毛文龙这个如鲠在喉的势力外，还要割断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从朝鲜获得军粮，因为当时后金境内饥荒严重。这完全是朝鲜始料未及的，于是仁祖也仓皇出逃江华岛。 攻入朝鲜以后，后金一方面担心战线拉得太长，另一方面担心明朝和蒙古趁机偷袭，所以不久即提出讲和，条件是朝鲜必须和明朝断绝关系，与后金结成兄弟。朝鲜抵挡不住后金铁骑，只得同意，但同时表示“事大交邻，自有其道”，反对断绝和明朝的事大关系，提议和后金以鸭绿江为界，“各守封疆”。1627年3月，后金将领阿敏派人到朝鲜国王避难的江华岛举行告天盟誓仪式，双方结成了兄弟关系。 这次战役在朝鲜史册上称为“丁卯胡乱”。“胡”指后金，只一字便表明了朝鲜对后金的鄙视。他们亲近明朝多年，已经视自己为“小中华”，而视后金为夷狄。 万般无奈下弃明投清 1635年，皇太极平定察哈尔，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第二年改国号为清。清向朝鲜派出使节，希望朝鲜同蒙古、满洲诸贝勒一道，参与劝进，为皇太极尊上皇帝号。不想朝鲜朝野哗然，大臣们慷慨陈词，要求斩虏使，函其首，奏闻于明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在如此激烈的氛围中，仁祖拒不见清使，不接受其国书。 于是皇太极大怒，决定再次攻打朝鲜，使其彻底臣服。1636年12月，皇太极亲率12万八旗劲旅进攻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史称为“丙子胡乱”。皇太极攻入朝鲜后，不攻坚城，长驱向南，仅十几天就逼近首都汉城。仁祖将王子、王妃等一部分王室成员送到江华岛避难，自己和百官则躲入南汉山城继续抵抗，同时派人赴清营谈判。清军主力包围了南汉山城40多天。 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各地赶来的援军也被清军击败，朝鲜君臣只能坐困孤城。朝鲜向明朝求援，但明朝因受国内农民起义困扰无力救援，仅命令登莱总兵陈弘范派舟师援助，又终因风浪太大而未能出师。江华岛又落入清军手中，王室成员被俘。仁祖万般无奈，只得向皇太极俯首称臣，缔结城下之盟。 那是1637年1月30日，仁祖穿着蓝染衣，乘着白马，后面跟着王世子，还有50多名侍从，由西门出了南汉山城。一行人来到汉江东边的三田渡，在此仁祖与皇太极进行了历史性会面。皇太极以胜利者的姿态南面而坐，仁祖则作为战败者北面就坐。接着仁祖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头礼，完成了臣下见君主的见面仪式，象征着朝鲜彻底臣服于清。 根据南汉山城的盟约，清与朝鲜结成君臣关系；朝鲜交还明朝的诰命册印；去明朝的年号，奉清为正朔；将国王的长子、次子和诸大臣的儿子（如没有儿子则以弟弟）作为人质送到清；每年的万寿、千秋、冬至、元旦及其他庆吊之时，朝鲜都要贡献礼物。这种宗藩关系一直维持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以后。 皇太极提出的人质条款，实际上是基于国内的战局未了。其时清尚未入关，他担心朝鲜私通明朝，藕断丝连，所以加大了对朝鲜的胁迫力度。朝鲜的世子、大君被押到沈阳做人质，朝鲜反对与清议和的臣下也被关的关，杀的杀。仁祖担心皇太极要求他定期“入朝”，从此卧病10年，实际上多半是装病。这10年间，他战战兢兢、苟延残喘，“入朝”问题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由于是在军事威胁下缔结的宗藩关系，所以朝鲜与清的关系，远不如与明的关系友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对清都充满了鄙视和仇恨。在朝鲜许多士大夫的笔记中，都不用清年号纪年，而是用明崇祯后多少年。清入主中原后，朝鲜国内“夷无百年之运”、清朝在中原站不住脚、不久将要败归老巢宁古塔的说法甚嚣尘上。这是为了抚平两次“胡乱”给朝鲜带来的精神创伤，是追求国家复兴的思想武器，但也阻碍了朝鲜客观认识清朝，以及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正祖“北学”，与乾隆同迎盛世 他钦慕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中朝边境安稳，文化交流密切 “丙子之役”后，朝鲜上下暗自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对清朝的朝贡和蔑视奇怪地共存着。朝鲜知识分子还一度极力主张复仇雪耻的“北伐论”。甚至在明朝灭亡60周年时，朝鲜国王还修建了一座名为“大报坛”的祭坛，专门祭祀明朝皇帝。 这种敌视清朝、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华夷观”持续了100多年。直到正祖上台后，朝鲜对清朝的态度才焕然一新。 从“北伐”到“北学” 正祖李祘（音同算）出生于1752年，是前任国王英祖的孙子，7岁时被册封为王世孙。他的父亲——英祖次子李愃（音同宣），在代理政务时陷入政治斗争，被英祖关入米柜，8天后活活饿死。那年，李祘10岁。随后，他被过继给早已去世的英祖长子，作为养子入嗣。 由于目睹了父亲惨死的一幕，李祘小小年纪便小心谨慎，生怕卷入政争。为了躲开政争，他开设了一间名为“皆有窝”的图书室，一心钻研学问。他搜罗了很多书籍，非常关注当时清乾隆朝的文化。 1775年，81岁高龄的英祖让李祘代理听政。第二年英祖去世，24岁的李祘继承王位，成为朝鲜王朝第二十二代国王，即正祖。 继位以后，正祖表面上仍强调尊明大义，但实际上已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燕行使”是朝鲜与清结为宗藩关系后，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贡的使者。清朝的繁华景象、风土人情令他们难忘，他们写下的所见所闻，后世统称为《燕行录》。这些学者亲眼见到清朝保留了先进的华夏文明，而不是什么蛮夷做派，开始主张吸收学习清朝文化和制度。 位列“朝鲜诗文四大家”的朴齐家就是其中一位。他曾4次作为使臣前往北京。其间与清朝的文人、书画家交往甚密。他把清诗介绍到朝鲜，同时向清朝介绍朝鲜诗，为中朝的文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1778年，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学习的书定名为《北学议》。“北学”来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身为“南蛮”的楚国人陈良，由于“悦周公、 仲尼（孔子）之道”，而“北学于中国（中原列国）”。从此，朝鲜凡是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学”或“北学派”。 “北学派”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朴趾源。他出身名门，1780年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热河的避暑山庄朝贺乾隆70 岁寿辰。回国后，他将自己从义州出发到北京再到热河，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对清朝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写出了26卷本的《热河日记》。书中还有他与中国名士、文人的交游内容，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制度都有所介绍。他还批判了朝鲜保守的“华夷观”，辛辣讽刺了守旧思想，倡导“北学”思想。 那段时间，朝鲜使行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使臣别单”和“译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现危亡之兆”等危言耸听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莲教起义，西征、南征之事，贪官腐败等内政弊端，他们也都能客观描述，表明朝鲜开始以平和心态和客观态度看待清朝。 正祖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意指黄河之水尚未变清，中原仍由夷狄统治。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运制度，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编撰事业。而他最关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术，使民众富裕起来。 “北学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分送朝鲜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砖窑烧制、驴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学习。 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北学运动”在18世纪后期的朝鲜蓬勃兴起。 “三藩之乱”检验了朝鲜的忠诚 朝鲜能克服对清朝的敌意，除了正祖本人的开明，还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丁卯、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耻辱感逐渐淡化。同时，康乾年间清朝局势稳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特别是经过康雍乾三代不懈地开疆拓土，清朝的疆域空前广阔，朝鲜认识到清朝不会猝亡，所谓“夷无百年之运”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康乾时期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宽容。 “三藩之乱”是检验朝鲜忠诚度的试金石。三藩之乱历经8年，中国的南方、西南及西北众多省份卷入，对于入关不久的清朝来说无疑是个重大考验。虽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蠢蠢欲动，民心汹汹不安，但是朝鲜始终没有任何反清动作。当清朝度过这一重大危机，平定三藩，在中原的统治愈加稳固时，清朝对朝鲜的信任度增强了。康熙年间，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鲜白金、豹皮两种贡品，朝鲜进贡的很多“谢恩”特产还被发回，充当第二年的贡物。 当时，朝鲜使臣在北京购得《十六朝广纪》等野史，其中将“仁祖反正”记为“篡夺”。朝鲜担心清朝编纂《明史》时会出现同样的写法，便请求清朝正确书写这段历史，称“史事辨诬”。雍正帝同意了朝鲜的请求，还将尚在编纂的《明史·朝鲜列传》中有关仁祖的内容抄送给朝鲜查看。 在边务问题上，清朝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鲜要求撤回在图们江以北建屋、垦田的清朝兵民，得到允准。雍正、乾隆年间，朝鲜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鸭绿江边设汛的计划，也得到允准。从清朝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出于怀柔朝鲜边疆的目的。但朝鲜也因此在鸭、图二江以北地区构筑了一个缓冲区，这对巩固朝鲜边疆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对朝鲜的宽容尤甚。无论是在北京、盛京（今沈阳），还是在热河行宫，乾隆帝接见朝鲜使臣时，都会问候国王是否平安，还特别礼遇朝鲜使臣。1794年，在北京皇宫举行的年终宴和年初宴上，乾隆帝不但召见朝鲜使臣，还亲自赐酒给使臣喝。 乾隆时期也是清初向朝鲜派使次数最少的。很多文书，包括皇帝的敕书也由朝鲜使臣带回，而不再专门派敕使，以此减轻朝鲜接待敕使的负担。乾隆帝还通过谕旨一再表扬正祖，如：“朝鲜国王，恪守藩封，岁修职贡，于属国中最称恭顺。”正祖在世时立了世子，请求清朝册封，清朝派使予以册封，但不久世子去世，乾隆对此深表哀悼。后来正祖又得新世子，再次请求清朝册封，乾隆十分高兴，又派使予以册封。 与之相呼应，正祖对清朝的事大礼节也尽心尽意。他曾亲自动手检查使行的贡包，查看贡品有无质量问题。而向来被朝鲜视为边防重地、与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时期也得到了开发。如一直作为天险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废四郡”地区（鸭绿江上游边境），于1793年开始允许百姓开垦入住。 文化达到“真景”巅峰 这一时期，朝鲜一方面“北学”于清朝，一方面产生了文化自信，渐渐发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 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养。在朝鲜27代君王中，有个人文集的并不多，正祖著有流传于世的个人文集《弘斋全书》。这部文集可谓鸿篇巨制，共180卷，100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日得录》记录了正祖在经筵等各种政事活动中，与大臣、阁僚、儒生们进行对话，以及对他们下命令的内容。 正祖继位后开设了奎章阁。奎章阁既是一个藏书的图书馆，又是从事书籍出版的机构，还是学者集中治学和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这里不仅有中国图书，还有朝鲜图书，并不断刊行和收藏新书。通过奎章阁，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直到今天，奎章阁仍是韩国国学研究的重镇。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朝鲜的文化空前繁荣，达到“真景文化”的巅峰。“真景”一词来源于“真景山水画派”，这一画派是由画家郑敾（音同善）在英祖时期创立的。他摆脱了对中国画的模仿，开始用自创的手法表现朝鲜的山河、疆土。“真景”由此成为后世对这一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称呼。 真景山水画法还扩展到风俗画领域。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画大家，他的作品主要表现春耕秋收的农民、打铁的匠人等庶民生活。另一位风俗画大家申润福的作品则描绘荡秋千的女人、在河边洗衣的妇人、卖酒女郎、调戏她们的酒客等。他甚至还画一些情色场面，以艺术的手法直接冲击已经僵化了的朝鲜儒教文化。 在书法上，朝鲜也有了自己的字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识的影响，朝鲜书法在明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进步，但随着“北学”兴起，清代的书法艺术传入朝鲜，朝鲜书法家学习所长，创立了“东国真体”。 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出生望族，很有才气。相传，“北学”代表人物朴齐家看到他的字后，决定将他收入门下。金正喜继承了老师“吸收外物而善己”的“北学”思想。1809年，20多岁的金正喜随做使节的父亲一起前往北京，见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纲和阮元，欣然求教。翁方纲当时已经70多岁，是北京学术界的元老。他见到金正喜多才，称赞他“经术文章，海东第一”。阮元则给金正喜起了一个雅号——“阮堂”。日本当代学者藤塚明直评价他们三人的会面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金正喜通过与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交流，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精髓，在经学、金石学、绘画、音韵、天算、地理学等方面，都有所成就，甚至被清代的学者称赞为“海东第一通儒”。 在书法方面，金正喜学习了翁方纲的书法，他溯之而上，学习赵孟頫、苏东坡、颜真卿的书法，再溯之而上，认识到汉魏的隶书体现了书法的根本，因而勤学苦练、认真模仿。在此基础上，他创造出拙朴清高的“秋史体”，确立了在韩国书法界的独特地位。 18世纪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同一时期，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也迎来了一个文化最灿烂的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