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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儿井作为一种水利设施，曾经对新疆经济开发贡献巨大，且至今仍发挥作用。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自19世纪末期，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多种观点，争论至今。目前关于其技术起源，主要包括汉代关中井渠说、波斯说、本土自创说；始凿年代方面则有史前说、汉代说、唐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等，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源自汉代关中井渠说 清末学者陶保廉首倡此说。1891年他随侍父任到新疆，在1897年刊行的《辛卯侍行记》中将坎儿井之法与西汉引洛水的井渠工程相联系，只是没有使用“井渠”一词，他认为西汉辛武贤遣使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就是西域最早开凿的坎儿井。1919年，王国维在《西域井渠考》中不同意新疆坎儿井源自波斯的观点，明确提出新疆坎儿井源于汉代关中井渠法，并加以详细考证。他判定关中井渠出现在公元前109年塞瓠子之前，而西域直到汉围攻大宛时才向秦人学会凿井技术；又据辛武贤事以及唐代《沙州图经》记载，推测汉井渠法随汉在西域屯田传入新疆。他认为井渠法由商胡向西传至波斯，还指出元代文献所载阴沟法及“今京师阴沟”，都属于古井渠法。王说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此后国内学者多加以引据，现仍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之一。 50年代后期，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中综合文献记载及西域地区汉人城址、屯田遗迹等考古资料，论证坎儿井技术由汉人传入，支持王国维的说法。80至90年代初，多位学者撰文继续主张汉代关中井渠说，论证理由基本与王国维相同，只是依据的资料更为广泛，论述更为深入。1982年，常征通过分析汉代关中井渠技术早于大宛王城向秦人习得凿井技术，指出新疆坎儿井绝非源出中亚，但他认为其开凿在东汉末年。1985年，黄文房从卑鞮侯井的结构和功能、地理条件等方面论证坎儿井源自汉代井渠法。1990年，钱伯泉发表《新疆坎儿井的历史及其渊源》，认为吐鲁番、库车出土文书中的“陶拓所”、掘井匠，及喀什坎儿井遗址等表明新疆坎儿井早在唐元明时期已存在。他提出卑鞮侯井和今日山东桓台县的洞子井都是井渠，与坎儿井的结构和原理相同；坎儿井的维吾尔语称呼与波斯语称呼截然不同，其应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音变。1993年，蔡蕃、蒋超撰文指出中国早已有“坎井”一词，与坎儿井工程有关的许多称呼都是汉语的，而未见中亚伊朗西北部坎儿井技术东传至新疆的记载，所以坎儿井Karez可能是汉语的音译。同年，王鹤亭也撰文解释汉语“坎”的意思，认为新疆坎儿井源于波斯说和本土自创说没有确切依据，而汉代井渠渊源说更为可信。钟兴麒在这一年和1995年两次撰文，他将汉文典籍中有关“坎井”的记述追溯至神农、舜时期，赞同钱伯泉关于坎儿井词源的观点，并论述指出井渠法在关中得到延续，被推广到其他地方，新疆坎儿井正是中原井渠法向西传播的产物。 此外，2005年李久昌撰文认同新疆坎儿井技术源自汉代井渠法的同时，又认为当地人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使之实现本土化过程，其最早出现在唐代；在此发展过程中，中亚地区的坎儿井技术也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源于波斯说 这种观点兴起于20世纪初，与西方探险家考察新疆活动密切相关。1906年考察过吐鲁番的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提到当地人告知这里的坎儿井大约是在1780年从波斯或特兰斯卡斯皮亚引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曾在吐鲁番考古，他的《伊朗文化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指出吐鲁番坎儿井类似于波斯。斯坦因赞同亨廷顿的说法，认为当地坎儿井开凿不会早于18世纪。后来的拉铁摩尔、斯科姆伯格等也持新疆坎儿井源自波斯的观点。 1944年，张之毅的《新疆坎儿井来源析疑》，从维语坎儿井词源、井渠与坎儿井的不同、井渠技术是否传入新疆、内地民众大批移入新疆的时间，以及新疆绿洲环境等方面分析，认为波斯传入说较关中井渠说更为可信。50、60年代日本学者嶋崎昌先后撰文三篇，他赞同源自波斯说，指出王国维一文引据的材料及理解分析存在错误，论证不足，通过深入分析汉文、西文文献，认为亨廷顿所谓的1780年稍显绝对，而推定在18世纪末较为合理，推测其开凿与清朝平定回部有关。 1981年，黄盛璋撰文《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力倡源自波斯传自中亚说。针对国内学者对自己观点的反驳，结合新发现的喀什坎儿井遗址，他又在1994年撰文提出喀什坎儿井年代早于吐鲁番，两者没有联系，从地缘政治角度判断喀什坎儿井是由喀喇汗王朝传入，开凿于10世纪晚期至1212年间；吐鲁番坎儿井传自浩罕王国，始凿于1807左右，并在19世纪中叶及以后由吐鲁番传至新疆其他地方。他指出坎儿井来自古波斯语Kohrez，与古汉语“坎井”无关；文献记载反映直到明代吐鲁番仍没有坎儿井，只有明渠，文书提到的一些工具也并非专用于开凿坎儿井，所以关中井渠说和本土自创说都不能成立。2002年，杨圣敏通过梳理世界其他地方坎儿井起源与传播的基本线索，认为汉代关中井渠说和本土发明说的证据存在概念混淆，而黄盛璋传自中亚的观点更为可信。但他提出认为新疆坎儿井建于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之后，传自中亚阿富汗等地。 2008年，法国学者童丕发表《古代汉文资料中坎儿井概念：虚构还是事实？》，明确坎儿井区别于其他供水技术的显著特征是直接获取含水层的地下水。文中通过分析汉文文献指出：汉唐时期西域对坎儿井技术一无所知，直到10世纪末仍不了解；中国内地水利技术人员直至17世纪仍不熟悉坎儿井概念，“坎儿井”不见于古代汉语词汇，它是一个维吾尔语半标音词；19世纪初期，清朝屯田管理者开始再新疆推广坎儿井技术，此前的坎儿井应是由当地富有地主或统治者组织修建。文章最后指出有助于了解坎儿井技术从内亚传入新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蒙古征服统一内亚，二是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扩展传播；并认为可以从内亚和西亚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寻找答案。 本土自创说 这一观点由国内学者提出，盛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该说不认可上述两种说法，主张新疆坎儿井的产生是其内部发展变化的结果。1986年，柳洪亮在《吐鲁番坎儿井综述》中详细描述了坎儿井开凿原理和构造，并认为吐鲁番坎儿井产生于1782之后，迟至1807已完全取得成功。他指出“中原说”和“西来说”都忽视了吐鲁番坎儿井产生的内因，认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在清朝大兴屯田广开水源的推动下，吐鲁番坎儿井出现成为必然，并不否认其产生和发展曾受到两者共同影响。90年代初，钱云也赞同此说，并根据今吐鲁番城是从明朝开始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中心，推测新疆坎儿井出现在明代前后，发展在明清。张席儒强调新疆坎儿井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但内因为主，外因为副，并指出：坎儿井一词可能由新疆传入波斯；井渠和坎儿井工程存在一定区别，汉语名称的坎儿井工具及坎儿井出土的汉人遗物与最早开挖坎儿井无必然联系。樊自立则认为新疆坎儿井是吸收关中井渠结构与开凿方法，结合当地实际逐步创造出来的，兴起于麹氏高昌国和唐西州。 1991年，哈运昌撰文提到，井渠与坎儿井开凿不尽相同，伊朗、伊拉克等地与新疆对坎儿井称呼不同，50年代初苏联水文地质学家考察吐鲁番坎儿井时发现其有与伊朗不同的特点，所以认为是吐鲁番各族劳动人民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创造出了坎儿井。他推测吐鲁番坎儿井开凿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刘耻非也持自创说，但认为新疆坎儿井出现在1780年前后。他指出王国维将大宛习得穿井术与井渠等同、把辛武贤穿卑鞮侯井一事想象成挖坎儿井存在错误，汉唐至明代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均不见坎儿井的相关记载；波斯传入说也缺乏根据。 新疆水利学会、新疆水利厅坎儿井研究小组发表《新疆坎儿井研究》，他们根据调查资料指出18世纪波斯传入说不确切，并认为井渠与坎儿井有质的区别，所以关中井渠说也不成立。文中认为当地民众为发展生产通过开发利用地下水不断总结经验创造出了坎儿井，另依据托克逊县柯尔加依乡境内盘吉尔山的岩画推测坎儿井出现在2600年前。2011年，安尼瓦尔·阿布都热依木等人发表文章仍持这种观点。 2000年，王素在《高昌史稿·交通编》中指出古代高昌的水利灌溉，如《魏书》《北史》“高昌传”所记就是坎儿井系统，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因同样需要，任何文明古国都有可能创造出坎儿井技术，不存在谁效仿谁的问题，否则无法解释汉唐高昌人民如何维持农业生产并实行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的。2014年，他又强调了这种殊途同归的理论观点。 综合以上各种分析，新疆坎儿井源于波斯说相较更有说服力，其始凿年代仍有待考察。前述童丕提到利用汉文以外的文献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新疆坎儿井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方向。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的粱翊德曾提出用科学方法检测坎儿井开挖时留下来的土堆的遗物可确定其开挖的年代。2015年，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系贝利夫等人尝试利用光释光技术研究西班牙阿拉贡中世纪坎儿井竖井周围挖出的土堆沉积的年代，结果显示土堆内保存了年代地层记录，该技术的探索应用为判定坎儿井等地下灌溉系统的开凿年代及后来的修理时间提供了重要手段。无疑这类先进技术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坎儿井开凿年代提供了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