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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突厥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都不是中文词，而是译自外文的词汇。在我国许多学者的著述或其他出版物中我们会了解到这一词汇的由来以及背后的历史，但是，大家关于俄语中作为术语的“东突厥斯坦”一词的引用存在错误之处。 一、 中国出版物中的俄文词汇“东突厥斯坦” 王治来的文章《论说所谓“土耳其斯坦”》写道： “1805年，俄国派季姆科夫斯基（Timkovskii）使团出使中国，事后写有《赴华情况》一书。他说：‘东突厥斯坦’在欧洲较闻著的名称是‘小布哈拉’，……它于1758年归服于乾隆，命名为‘新疆（Country of the new Frontier）。根据学者们的著作，并比较了他们关于小布哈拉的意见，我认为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国突厥斯坦’是完全对的（见该书第375页）。他又说：在1757年东突厥斯坦被乾隆征服后，此地区便称为新疆（new boundary，见该书第220页。按，这个词同前面的那个new frontier一样，都是将其称为新的边界）。这就是季姆科夫斯基在此书中杜撰‘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一词的经过。” 据新华网刊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3年5月26日发表的《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全文)》显示： “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 新疆“天山网”所载俄文版《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全文)》显示： “В 1805 году русский миссионер Димковский в своем отчете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ссии тож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название "Туркестан", описывая 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и Таримскую впадину в Синьцзяне Китая.” 这段文字直译为：“1805年俄国传教士季姆科夫斯基在自己关于使团活动的报告中使用‘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一书中显示： “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用‘突厥斯坦’名称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 郑坤亮、玛达尼亚的文章《“东突”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说： “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率先使用‘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不同，为叙述的方便，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同时称为“中国突厥斯坦”。” 潘志平在《“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一文中写道： “季姆科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 Е.Ф.），1820-1821年作为商务专员护送俄罗斯东正教第十届传教团赴北京，1827年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报告》，首先提出：‘小布哈拉’应做‘中国突厥斯坦’。两年后（1829年），俾丘林在圣彼得报堡出了一本名为《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状记述》的书，对季姆科夫斯基的‘中国突厥斯坦’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提出：‘在这里，若是把布哈拉突厥斯坦称作西突厥斯坦，把中国（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厥斯坦，那就更恰当些，我们所采用的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应当改变。’俾丘林没有阐明‘更恰当些’的原因，但显然是对“突厥斯坦”之前冠以“中国”，甚为不满。”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除潘志平注明引用了约·弗·巴德利在他的《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之外，其他作者均未注明这些内容来自何处，但是，毫无疑问，以上引文都与原文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二、关于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 如果说是1805年出使中国的俄国使团，那么无论是1805年以戈洛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为首的、未能进入中国的使团里，还是1805年组成的、随戈洛夫金一起前赴中国的第九届东正教团里，都没有一个叫做Димковский的传教士，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有一个叫做Димковский的传教士，那么他的姓名绝对不能这样书写，无论是Димковский还是Тимковский，都只是姓氏，都需要和名字、父称一起书写，正如中国人不能署名为“李”、“张”、“王”一样。 如果说是出使过中国的俄国人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Егор Федороыич Тимковский，1790-1875），那么他是作为1820年12月1日抵达北京的第10届东正教团监护官而不是传教士来华的，在北京停留近半年时间，之后与以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为首的第九届东正教团一起回国。回国后，季姆科夫斯基使用比丘林提供的中文史料撰写了三卷本《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рез Монголию,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с картою,чертежами и рисунками.Ч.1-3. СПб.,1824.），于182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成为名噪一时的东方学家。 《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在圣彼得堡出版后，在法国亚洲协会工作的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H.J. Klaproth，1783—1835）很快将其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于1827年在巴黎出版。同年英国伦敦出版该书的英文版。 因此说，在伦敦面世的不是什么“出使报告”，而是英文版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 那么，中国的学者们为什么如此的写法？学者们既然不注明出处，那么我在这里就只有猜测了，那就是，大家可能使用的大概都是译自英文的《俄国·蒙古·中国》。 约·弗·巴德利在他的《俄国·蒙古·中国》中列举了“本书参考书目”：包括“原稿部分”、“非俄文书刊”和“俄文书刊”三类。在该书上卷第二册“非俄文书刊”下面所列书目中显示： “Timkovsky(G).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and Residence in Pekin,1820-21.With notes by J.v. Klaproth. 2 vol. London.1827. G.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1820-21年经蒙古前往中国及驻在北京之情况》，附J.冯·克拉普罗特注释，两卷，1827年，伦敦。” 以上文字说明约·弗·巴德利使用的“非俄文书刊”中有两卷本英文版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 三、《俄国·蒙古·中国》引文与俄文原文的对照 《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一册第962页说： 季姆科夫斯基一书上卷第375页上写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区，欧洲人更多地称之为小布哈拉，其四邻如下：东面与中国交界，当地居民是青海地区的蒙古牧民；西面有穆尔塔格山脉将它与南突厥斯坦隔开，这是一条多雪的山脉，古代称为伊梅厄斯山；北面与准噶尔交界；南面与西藏接壤。”第377页上又指出：“当克拉普罗特先生于1805年随俄国赴华使团同行时，曾在喀山遇见一些布哈拉居民，他们向他表示，波斯语是他们的本族语。这种说法，又为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城的布哈拉人所证实，不过他们也承认，在他们的语言中，已经采用许多实厥语（应为“突厥语”，此处为印刷错误）的词语了！……” 接着[第385页]，季姆科夫斯基就杜撰了“中国突厥斯坦”一名[后来为人们所普遍采用]，来代替“小布哈拉”。 鉴于本人没有英文翻译版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现只能查阅俄文原版季姆科夫斯基著《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一书。其中第二卷第76页写道： 在这本札记里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突厥人，后面也要经常提到。他们实际上是东突厥斯坦居民。东突厥斯坦在欧洲更多地被称之为小布哈拉或察合台，它东面与中国交界，当地居民是青海地区的蒙古牧民；西面有一条雪山（即穆萨尔特山，穆斯塔克山，或称伊梅厄斯山）将它与南突厥斯坦隔开；北面与准噶尔，即今伊犁地区交界；南面与西藏接壤。1758年，东突厥斯坦臣服于康熙皇帝的强大国家，之后，被称作新疆。 …… 不过，以前关于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的记述，我可以提供给读者的是欧洲学者的一些观点，就是当今的小布哈拉人属于一个什么部落。 …… 当克拉普罗特先生于1805年随俄国赴华使团同行时，曾在喀山遇见一些布哈拉居民，他们向他表示，波斯语是他们的本族语。这种说法，又为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城的布哈拉人所证实，不过他们也承认，由于在该地居住已久，以及与当地突厥人长久的交往，在他们的语言中已经采用了许多突厥词汇。 很显然，英国人约·弗·巴德利撰写《俄国·蒙古·中国》使用的是英译本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尽管我们还不清楚这一英文版本究竟是译自俄文原版还是译自克拉普罗特的法文版。 四、俄文文献中的词汇“东突厥斯坦” 季姆科夫斯基著作中关于“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一词的情况如前所述。在比丘林的著作中也同样出现过这一词汇。 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的团长在北京居留13年半之久，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大量中国史料，并在回国的时候带回了6500多公斤的行李，在这其中，除了12大箱汉满文史籍之外，还有满满一箱，那就是比丘林自己的手稿。在这些手稿中包括《公元前150年间的准噶尔和小布哈拉志》和《当今准噶尔和小布哈拉志》等。 从这里显示的比丘林手稿目录看，他在北京期间的翻译和研究中使用的是“小布哈拉”的名称，而不是“东突厥斯坦”。 但是在1829年出版的译著《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юрки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Переведено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Ч.1-2, СПб, 1829.）里，比丘林开始使用“东突厥斯坦”。 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一书的前言里比丘林这样写道：“突厥斯坦，几乎从从奥特拉尔延伸到哈密，根据自然状况可以分为两部分：西部和东部。西部属于Владение Кокан，东部就是欧洲人称之为小布哈拉的地区，我不能说它本身不属于这个地区，因为现在的布哈拉人讲的虽然是突厥语，但是更接近于波斯语。所以在这里应该合适地称布哈拉突厥斯坦为西突厥斯坦，而中国突厥斯坦为东突厥斯坦，因为这两部分都被分割成了小块的领地，不能拥有其他固定的统称。” 无论是比丘林还是季姆科夫斯基，他们笔下的“东突厥斯坦”在当时都是一个以民族为核心的地理概念。至于这一词汇在作者的概念里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季姆科夫斯基再没有此类专著涉及，比丘林的著作里则是存在的。 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前言里比丘林首先解释：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在中文里统称为“西域”。接着比丘林还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解释了中文“西域”一词的含义：“取其广义来讲是指中国以西至里海和地中海的地区；取其狭义来讲单指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 在1842年出版的《中华帝国详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М.,2002.第三版）一书里，比丘林将“东突厥斯坦”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在这里他写道：“东突厥斯坦，至今都被错误地称做‘小布哈拉’，它东接蒙古，西与柯尔克孜人为邻，南至西藏，以天山为界与准噶尔隔开。东突厥斯坦在西经21—47度，北纬38—43度之间。” 在以上这句话里他还加了一个脚注解释“小布哈拉”：“布哈拉人属于波斯人，而东突厥斯坦的居民是土著突厥人。” 按照比丘林“从北京正午线算起”的“西经21—47度”，可以算出他所指的“东突厥斯坦”在当今的位置是：东经95—69度。那么，在东经95—69度、北纬38—43度之间的这片地域里除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分，还包括当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部分土地，不过新疆自治区的南部和北部均不在这一范围内。 我们只能说在19世纪初以季姆科夫斯基和比丘林著作为代表的俄文文献里出现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一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以“土著突厥人”为核心的。 五、结论 我们暂时不能说俄文“东突厥斯坦”一词就是季姆科夫斯基和比丘林他们最先使用的，因为在他们之前中俄都与中亚地区的突厥人有多很多的交往，在俄文文献里究竟何时开始出现“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一词，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不能轻易断言。但是据以上资料，在此可以澄清的是：第一、没有一个1805年来华的叫做Димковский的传教士。第二、1820年12月1日季姆科夫斯基（Е.Ф.Тимковский）护送第10届东正教团抵达北京，于1821年5月10日与第9届东正教团离开北京。回国后季姆科夫斯基撰写了三卷本《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于182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第三、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翻译的法文本于1827年在巴黎出版；同年该书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英国人约·弗·巴德利撰写《俄国·蒙古·中国》时使用了英文版的译本。第四、在伦敦刊出的不是什么“出使报告”，而是英文版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第五、中国人参考1981年出版的中译本《俄国·蒙古·中国》； 约·弗·巴德利的翻译没有错误；中国学者的错误原因不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