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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578年，阿拉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南恰卜恰寺会面，互封尊号，确立福田施主关系，发布《佛法之法规》等，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开始在蒙古地区民众层面传播开来。但在蒙古地区活跃着藏传佛教各派宣教人士，信奉萨迦派、宁玛派本尊和教法在蒙古上层仍然是主流。格鲁派虽与中央蒙古的西部势力结盟而迅速崛起，但蒙古民众对其本尊和教法的认知仍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直到17世纪中叶，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之前，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贡苯香巴岭（塔尔寺）未能引起蒙古人太多的关注。 17世纪初，四卫拉特联盟之土尔扈特部墨尔根铁穆讷（mergen temene）开通了进藏之路，是经哈密至嘉峪关入青海柴达木，再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到达卫藏。这为后来固始汗进藏奠定了基础。1637年，四卫拉特打败青海却图台吉势力，固始汗进藏扶持格鲁派，确立其在西藏宗派中的主导地位。原西藏与外界的“黄金之道”被重新打开，格鲁派顺势向北亚迅速扩大，使蒙古地区上下阶层几乎清一色倾向格鲁派，其本尊信仰和教法也得到宣传，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成为蒙古民众信奉的对象，贡苯香巴岭终成为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圣地。从而形成了远自欧洲的卡尔梅克，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高原之内外蒙古，西部准噶尔地区卫拉特，青海地区之德都蒙古等各个区域的蒙古民众前往朝拜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再前往西藏朝拜大小昭寺释迦牟尼瑞像，聆听达赖班禅讲法的“朝圣之道”。 “朝圣之道”如同“丝绸之路”一样，自然包含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丰富内容。但蒙古朝圣民众是如何完成“朝圣之道”之巡礼的，很少有蒙古信徒自己观察记录它，更无特意去研究或详细著述者，很长时间没有具体史料可循。不过也有例外，像布里亚特（buriyad）、卡尔梅克（qalimaγ）这些被纳入欧洲人版图的蒙古地区，一是他们受到西方编纂游记文化影响，二是他们与朝圣之空间和时间之跨度很大，存在实用朝圣指南的实际需要。所以，这些区域的少数朝圣者将个人行程和所见所闻以蒙古文追记下来，形成《西藏行纪》。这些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圣者的西藏行纪，它忠实地反映了一般蒙古民众完成“朝圣之道”之过程和状态，不同于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所谓探险家的考察活动和游记，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作为青藏高原第一站，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塔尔寺（贡苯），因其宗教圣地地位和中转站的功能，在“朝圣之道”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一些《西藏行纪》包含了青海和藏区历史文化丰富内容，其中也有对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塔尔寺的描述，从中不仅可了解其历史状况，还可以了解蒙古地区信徒对塔尔寺的认识过程以及朝圣行为模式的实际形态等等。 二、蒙古文《西藏行纪》与贡苯相关记载 目前发现的以蒙古文写成的青海蒙古及西藏行纪中，属于18-19世纪的，有布里亚特班智达堪布咱雅于1741年撰《崇固勒部喇嘛班智达堪布咱雅西藏行纪》；布里亚特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撰《色楞格部巴勒达尔寺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于1882年西藏行纪》；布里亚特人鲁德布拉布加撰《阿葛地方会议管辖鲁德布拉布加于1884年西藏行记》；卡尔梅克人巴嘉氏于1896年撰《杜尔伯特部巴嘉氏西藏行记》等。 到了20世纪有阿旺道尔吉耶夫于1921年撰自传《周游世界之趣聞》（delekei-yi ergijü bidügsen domoγ sonirqal-un bičig orosiba）；伊·阿穆古朗于1926年撰《志向雪域——亲临柴达木蒙古》（časutu-yin oron-i joriju čayidam-un mongγol-du saγataγsan）；阿拉善和硕特右翼王公密各瓦祺尔记录于1937-1940年间的《游行记》（ayalal-un temdeglel）等等。另外还有布里亚特蒙古人崔·官布扎布（崔比科夫）于1899年11月至1902年4月间对蒙古和西藏地区进行考察后用俄文写成的《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圣彼得堡、1919年版），也是一种详尽的西藏行纪。但由于官布扎布受俄罗斯政府严格的训练后派遣至蒙古和西藏地区，完全运用现代手段进行的考察，与一般信徒的行为模式不同，所以应放在西方探险家的考察活动当中去探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涉及范围限定在18-19世纪的蒙古文《西藏行纪》。 （1）布里亚特崇固勒（čongγol）部出生喇嘛咱雅丹巴达尔嘉（zay-a danbadarja,1711-1776），是推动布里亚特藏传佛教早期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于18世纪30年代前往西藏学习，1741年回到故乡，在布里亚特建立或完善藏传佛教寺院体系等，致力于佛教发展事业。后来1768年左右，因他人请求，他把西藏的学习及旅行经历写成小册子，称《西藏行纪》。 1764年他被俄罗斯政府任命为布里亚特第一任班智达堪布喇嘛，因此他的旅行记也被称作《崇固勒部喇嘛班智达堪布咱雅西藏行纪》 (čongγol obuγ-un blam-a bandida mkanbowa jay-a-yin töbed γajar-a yabuγsan-u domoγ)，对于后来朝圣者的影响较大。咱雅丹巴达尔嘉在《西藏行纪》中对于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有详细的记录，但对于青海及宗喀巴诞生地却缺乏具体描述。他在前往西藏时称途径安多地区，观察到“佛寺、喇嘛众多。一座大寺庙有一千至两三千名喇嘛”等等，由此看来应该了解到了塔尔寺。但也不能排除未经塔尔寺，而通过拉布楞寺再到德格地区，再由玉树南部前往西藏的可能性。他的返程是经过青海的，但不可思议的是对塔尔寺也没做特别的描述，只包含在了安多十三座大寺院之中。咱雅丹巴达尔嘉在西藏的学习旅行时值雍正朝末和乾隆朝初期，经过六世达赖喇嘛和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青海西藏真正被纳入清朝政治体系当中后不久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因受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事件牵连，包括塔尔寺在内的许多名寺被毁，大喇嘛被杀，遭受毁灭性打击。此时，虽出现恢复之势，但尚未走出低谷时期。这可能是，咱雅丹巴达尔嘉往来西藏时未在青海停留，甚至避开塔尔寺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塔尔寺在北方蒙古地区可能还未达到后来那样崇高的地位。所以，咱雅丹巴达尔嘉的回程经过了青海，但也未言及塔尔寺之特殊性。 “自北京向西行程三个月，到达安多地区。安多人并无给汉地皇帝缴纳税赋之事，但在汉地皇帝之管辖之内。畜群不多，民众以面食为主。氏族众多，一氏族包含众多民众。信仰佛教。酋长各自统辖其氏族。佛寺、喇嘛众多。一座大寺庙有一千至两三千名喇嘛。小的寺庙有三四百或者五六百名喇嘛。佛殿都用砖瓦建成，一般人居住房屋则用泥土盖建。自安多行程三个月，经无人区到达西藏人之边区。” ※ ※ “自拉萨到这里（青海湖）有三个月的里程。自此以东有安多十三（大）寺院，即安多（人）和汉人居住。这十三座寺院是，自西向东依次为，一、东科尔寺，二、达隆寺，三、赛柯寺，四、郭隆寺，五、却藏寺，六、贡苯寺，七、拉卜楞寺，八、卓尼寺，九、玛尔庆合（白马寺），这九座寺院是向东沿着道路建立的。自此向东南方向行进，至茸白扎西奇勒，而其间自汉地西境有东科尔城、霍家城、西宁城、庄浪城、大通城。其间有噶拉珠乌兰木仁向东串流。再东是腾格里达坂，再东是腾格里沙漠……” （2）布里亚特色楞格（selenge）地区的巴勒达尔（baldar）寺建于1757年至1760年。该寺的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mijiddorji）于1882年8月开始启程游历内外蒙古、德格、康巴、卫藏、阿里、冈底斯山、尼泊尔等地区，写西藏行纪，称《色楞格部巴勒达尔寺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于1882年西藏行纪》（selenge-yin ayimaγ-un balder dačang-un lama lubsang-un mijiddorji-yin 1882 on-du baraγun töbed oron-a yabuγsan jam-un bičig）。他是经过青海前往西藏的，对塔尔寺（贡苯）的描述虽然简略，但宗喀巴与塔尔寺的关系，大金瓦殿的栴檀树状况，有关石狮子的历史传说以及寺院各扎仓，喇嘛之民族构成、正月祈愿大会等法事活动、周边人文和自然环境以及一些主要活佛系统等等做了记载。虽然描述十分简略，但对于塔尔寺的观察，可以说是多角度的，主要方面都有记载。 “自此（西宁）用一天时间到了贡苯寺。从三眼井路至贡苯约有20日的路程。我自故乡到贡苯用了三个月25日，在本年冬季的十二月初五到达贡苯。在那里朝拜了圣者宗喀巴之拉康佛殿、金瓦佛殿等，朝拜持续至新年的到来。从贡苯向东北走2日的路程可到赛柯寺朝拜。这里有几千名僧侣。又东北方向半天路程处有却藏寺，朝拜完之后回到了贡苯。羊年正月17日启程前往朝圣目的地西昭（拉萨）。 贡苯寺有圣者宗喀巴降生之金瓦殿，据说殿内金银塔内长有万片叶子的栴檀树。在佛殿的入口处有一株栴檀树的分枝，带有几个树杈的栴檀树，树叶及树皮上有经文，极为殊胜。另外，此佛殿门口的白栴檀树有经文。佛殿的门外有两头石狮子，曾经有回回军侵入时，用吼叫声驱散了他们，现在在金瓦殿门口。在这里，正月祈愿法会期间要供养 “莫隆然金巴之但却”。大经堂集会之信号是敲打一巨鼓。这里集会的喇嘛有唐古特、贾噶尔（实指藏族）、蒙古等几千人。 有却日扎仓（法相院）、居巴扎仓（密宗院）、东科尔扎仓（时轮院）、曼巴扎仓（医学院）四大法会场。 正月十五日自半夜开始准备大供养，聚集众多民众，进行朝拜和转转道，以十五供奉著称。有乃琼却迥殿堂和诸隆布却迥殿堂。 寺院的北边不远处有鲁沙尔城。城里由汉人降老爷却迥神。此地的贾噶尔人（实指藏族）习俗与汉人相似。贡苯寺坐落在东北走向的一山谷里。山谷岸边有大经堂、圣者金瓦殿。再两侧是活佛大师们的房屋。此处的活佛大师众多，简言之有阿嘉活佛、香擦活佛、嘉雅活佛、米纳活佛、法台活佛等等。彼地气候暖和，僧侣只着僧服。谷物庄家颇丰，燃料为柴禾和牛粪类。我在这个寺院看到和经历的就是这些。” （3）在布里亚特阿葛（aγu）地区出现藏传佛教寺院，比其他地区稍微晚一些。阿葛寺建于1811年，却郭里（čüigül）寺建于1826年。但这些寺院发展迅速，很快成为整个布里亚特地区规模较大，体系完整的重要寺院。这个地区各界人士之宗教意识也很强。有个叫鲁德布拉布加（lüdübjab）的人士，晚于色楞格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两年出发，游历了西藏，之后写成游记，称《阿葛地方会议管辖鲁德布拉布加于1884年西藏行记》(aγu-yin düm-a-yin medel-ün lüdüb rabja-a-yin gegči 1884 on-du töbed-ün oron-iyar ayančilaju yabuqu daγan bičigsen temdeglel )。他是到了安多地区后先到拉布楞寺，再经过果洛地区前往西藏，而未经过塔尔寺。返程经过了青海，到了塔尔寺，还以塔尔寺为中心，对于青海地区的佛教圣地做了简略的描述，特别是对于郭隆寺（佑宁寺）有些特别的了解，想必也是亲历之缘故。 “在汗妃河（qatun γool黄河）之南岸有汉地叫兰州的大城市，自此两天的路程处有叫河州的回回大城。在此回回之地，有安多之拉布楞扎西奇勒寺。此寺有遍知一切嘉木样协巴圣者以及诸多活佛圣人和三千多名僧侣。自此行程二十日之地属果洛克。又行程二十多天是德格（sder dge）之地。此地有称“加纳玛尼”的刻有玛尼文的白色石头堆。” ※ ※ “自拉萨往东（北）一个月的地方有当剌山口。来自低海拔的人或牲畜有可能患病，甚至死亡。此山口到叫布尔汗布达之山口要走45日，都是平地，是无人管辖区。此山口走10天可到达青海湖边，期间都是德都蒙古之地。自青海湖行程5日是至尊宗喀巴诞生之贡苯寺。此寺生长着有文字的栴檀树，长有头发的米拉圣者（像）等众多殊胜本尊。此寺僧侣约有1000名。自此往东半日之地有汉人之西宁城。此诚内有一尊众人膜拜的丹津却吉本尊珍贵佛像。自此东北方向2日的地方有赛柯寺。寺内有众多珍贵本尊。自此半天之处有却藏寺。自此往南2日之地是郭隆寺，有章嘉活佛和土观活佛居住处。离寺院不远处有修行处，有自印度飞来的白色观音菩萨。也是在此山中有称作“度母洞”的山洞。自此西南方向行程1日的地方有每时每刻念出“陀罗”“陀罗”声音的度母佛。自此西北方向既是西宁城。自贡苯南1日之地有噶玛巴若比朵吉的舍利塔，泉水自舍利塔涌出。自此南边4日之地有拉布楞扎西奇勒寺院群。” （4）远在欧洲的卡尔梅克蒙古由土尔扈特（torγud）、和硕特（qošud）、杜尔伯特（dörbed）等卫拉特部族构成。杜尔伯特部是由达赖太师于1673年带领至伏尔加（ijil / Волго）河流域。其中，游牧于伏尔加格勒城（Волгоград）附近之小杜尔伯特（Maliye Derbeti）镇的是，杜尔伯特大、中、小三部当中的小杜尔伯特部落。早在17世纪中叶，四卫拉特信奉佛教之时，藏传佛教已在卡尔梅克蒙古中传播开来。到19世纪后期，在小杜尔伯特部有个巴嘉的人士，其家族的宗教地位十分显赫，几代人担任了堪布职务。巴嘉氏1864年出生，原名蒙克杰巴德玛（möngkeje-yin badm-a），法名为罗桑希热布（lubsangsirab / blo bzang shes rab），跟担任堪布的父亲和哥哥等大师学习佛法经典，达到较高水平，后来也担任了密承法轮寺（gsang sngags chos 'khor gling）堪布职务。在此之前，135年前的1756年，杜尔伯特部曾派代表到西藏朝拜，回归时西藏地方政府特意授予了文书，希望勿间断联络，不断朝圣供奉等等。此文书传到了巴嘉氏手中，于是，他就有了亲自实现杜尔伯特部再度朝圣的愿望。他的想法得到部落长官的有力支持，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费用。于是，于1891年7月自伏尔加河畔启程，向东横渡西伯利亚到达库伦，再越过戈壁，经阿拉善、甘肃到达塔尔寺。自1891年12月29日至1892年3月24日，在塔尔寺休整近三个月后启程，通过德都蒙古地区前往西藏。在西藏滞留近九个月后再经塔尔寺前往北京，经海路越过印度洋、入地中海回到俄罗斯。两年后写成《卡尔梅克巴嘉氏西藏行纪》（baγ-a dörbed nutuγ-n baja baγs-yin töbed oron-du yabuγsan teüke），详细记载了历史三年的游历，为蒙古文《西藏行纪》中最为详尽，内容极其丰富的作品。他到达宗喀巴诞生地塔尔寺时正值1892年正月。《西藏行纪》将塔尔寺与宗喀巴大师的殊胜关系交代之后，转而记载了正月的各项事务和宗教活动，如塔尔寺的衣食住行，经济贸易，寺院组织、活佛达人的言行交流、相互关系，朝圣程序，还有建筑、度量衡、运输行情、相关历史传说，附近地区相关寺庙等等，包括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诸多信息，可以说无所不包容，是19世纪末，有关蒙古朝圣者状况以及历史文化之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巴嘉氏对塔尔寺正月初一当天的活动、寺内上下人员的交往、汉人“老爷却吉”降神、德都蒙古人称呼等等的记载十分有趣，史书记载中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很明显，巴嘉氏的记载与早期的行纪记载在内容之丰富和深度上有着巨大差距。塔尔寺俨然成为了朝圣道上的必定停留之港湾，而且具有了充分被供养的无上地位。因巴嘉氏已经充分吸收了当时蒙古人对塔尔寺或宗喀巴大师以及格鲁派教法的认识，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乃至欧洲的卡尔梅卡蒙古人对此圣地的认知度以及朝拜信奉之行为准则。这里不妨全文译出巴嘉氏这一段记载，供各方参考。 据说该寺庙共3500名僧侣，唐古特人居多，蒙古僧人1000名左右。地处西宁河之南叫做“嵩格讷特山口”（songginatu-yin aman）的小山深处。周围环山，有井，有泉水。此地草木甚佳，建造房屋的土壤也极好。该寺庙的神圣之处是至尊宗喀巴诞生地生长的菩提树。据说菩提树是自然显现有众多佛像及金色文字的一棵大树。树上立有一座大塔，塔上建有佛殿，为最神圣之处。据称是双层结构，屋檐饰以镏金瓦，琉璃瓦墙壁，使用木材全部为柏木。入佛殿内，既可看到大灵塔，因菩提树在大灵塔之内，自然看不到，塔亦无入口处。佛殿外入门之台阶旁有一颗树，据称是菩提树的分枝，枝叶有金黄色的藏文字，其枝叶断不可折断，自行脱落时方能取之。据称周边民众及上下朝圣者无不在此膜拜顶礼，无不接受菩提树沐浴礼者。我们也顶礼膜拜，接受了沐浴礼，但落叶上并未看到文字。此佛殿座西朝东，大门针对大经堂。据称大经堂能同时容纳全部3500名僧人，也是座西朝东。此两处主要佛殿及扎仓似乎都是座西朝东而建。而其它众多建筑并无统一方向，只因地势而造，各有所属院子。夏东拉康（祈寿殿）朝正南，其院内入口处的树枝也有藏文。 此地人称外蒙古为“道日都蒙古”，柴达木蒙古为“德都蒙古”。色多活佛是德都蒙古人。 1892年龙年龙（正）月初一，因新年到来，僧侣们都在凌晨起床，开始参拜贡苯堪布喇嘛以及诸位大喇嘛。因我们是初次到来，从未参拜过，故凌晨起参拜了20多个佛殿。日出初升时分，僧侣都集于大经堂迎接新年，我们只走了转道。诵经会的僧侣均身着僧侣服。诵经会散场后我们到贡苯堪布住处参拜，堪布赏赐了面包和果品。之后想拜见诸活佛，但由于人数众多，只拜谒了米纳活佛、桑达活佛、格吉活佛、当彩活佛和卓尼活佛等五位活佛。这一整天是在做顶礼祈祷和供养中度过的。这时期来自柴达木或上下蒙古的巡礼者尤为众多。本地的唐古特人和汉人也很多，都在做顶礼供养。这些人也带各自的物品来出售，这可能也是人多的原因。贫穷的乞丐也不在少数，还有叫做“回回”的伊斯兰教徒。 做了2-3日的顶礼供养之后，我们决定拜谒所住嘎尔瓦之主人色多活佛。该活佛有他自己的小寺庙，现居住彼处，这新年没有到贡苯来。所谓“嘎尔瓦”是一喇嘛（活佛）之带有院子的住处。这嘎尔瓦的喇嘛要去参见活佛，本月5日，我骑了匹马跟他一起前往。伙伴道尔吉留下来照看住处。大概有30俄里，当日到达并参见了活佛。活佛问我来自何方，何时出发，经过哪些地方等等。一一作答之后拿出雍尊堪布的信件，并禀报自己欲往西藏朝拜，但人生地不熟，且听说拒绝外国人进入，若您能关照，许能实现到西藏朝拜的愿望等等一席话。尊敬的喇嘛说：“我知道了。旅行者一般在马月（3月）末或者羊月（4月）初由此出发，你们就安心住在我们嘎尔瓦等候。”然后给我们安排宿舍并以茶饭接待我们。这里是一处几间房子的一个小寺庙，有30-40名僧侣。我们顶礼膜拜并做了一些布施供养，给活佛敬奉了哈达和一件袍衣的绸缎料。当日就住在那里，第二天回到了贡苯。 这一路都有汉人居住，种了大片的庄家。8日至15日是进行叫做“巴日蒂”的祈愿法会。在进行这特别法会期间，我们一直为大经堂和各个扎仓进行熬茶，对于一些特殊佛殿尽自己所能进行了顶礼奉供。14日，有“擦木”跳神出演。15日，进行“十五之敬奉”。寺庙外制作燃灯、装饰等，然后点燃进行供奉。参拜“十五之敬奉”的人比新年初一还要多。因外地人都在此时来到贡苯相互会面，故其样子似乎都是匆忙赶到的。16日，致博格多库伦及故乡写了保平安的信件。 17日，运送我们的阿拉善人要返回，我们将信件托付给了他。他又要从这里运送一批去往博格多库伦的人。到博格多库伦的路程所收取运费为一头骆驼8两银子。贡苯和库伦之间地方人都缴纳8两银子，而我们只交了一头骆驼6两银子，似乎预示着我们的行程将会很顺利，为此不由自主暗自庆幸。 还在博格多库伦时，四子王旗堪布大师叮嘱我们：“若到了贡苯，有个“老爷却吉”，是由汉人降临的护法神。你们向他请示，若预言为吉祥，方可继续行程，若为凶险，务必停止前行”。询问到“老爷却吉”的居处在鲁沙尔城，距离贡苯约3俄里，是座汉式风格的商业城镇。很想去拜见请示，又怕受阻。但事关重大，不得已，叩拜祭供寺院诸神佛祖之后，决定去拜见一下。于是，我们带一蒙古喇嘛，共三人前往请示授意。此老爷在一处小供佛屋间进行降神。有汉人父子二人，父亲约60岁，儿子大约30岁。要给降神人500汉币，是为供奉守护神，叩拜祈求之费用。我们交给500汉币，并禀报了前往西昭之愿望，请示道路之凶吉。对方说要祈求神灵，于是，儿子穿戴请神时的陈旧缎装，戴一顶汉式黑色高帽，手持一仗长把手的梨花枪，面对神像，盘坐于桌子之上。父亲在旁边手拿小钹，席地而坐，口中念念有词。我们站门外往里瞧情形。老翁击钹念经约过二十分钟时儿子开始摇摆不定，险些掉落桌子。老翁放下钹，起身用汉语询问。儿子似乎毫无反应，于是高声重复询问，最后的答复亦极其简约。之后渐渐恢复常态。年轻人脱下神装，与父亲来到自己的房间。父亲告知我们神的旨意。根据神的旨意，朝圣之途无所阻碍，但不宜久留。我们回住处时甚是欢喜。此汉人父子有妻儿，却是个穷苦人家。 18日，色多活佛之弟弟要去拜见活佛，我们捎了赐赋一部佛经的请求。自这18日起，会面一些来自蒙古地区的僧人，打听故乡的平安，亦为自己的行程寻求建议等，如此这般过了些日子。 据称，离这贡苯6、7日的地方有叫做拉布楞的大寺院，寺院有位叫嘉木样协巴的活佛，僧人也达3500人，另有诸多活佛云云。但需翻山越岭，道路较为艰险，因此放弃前往，决定在回程时参拜。在安多地区最富盛名的两大寺院既是此贡苯和拉布楞二寺，而规模较小的寺院无数。 此地购买食物比博格多库伦便宜。寺院边每天都有集市买卖。小生意以汉币进行兑换。1两银子兑换5000汉币。若是大买卖，将以“称子”计量汉地铸造白银。所谓“称子”既是衡量汉地银子之称的名称。重量之最小单位为“分”，10分为1“钱”，10“钱”为1两。11两与我俄罗斯的1斤相当。一般情况下，先以钱币计算，然后将钱币换算为银两，以“称子”进行衡量之。银子稍有瑕疵便不肯接受，很是让人为难。既是接受，其价值要打折扣。每天开市的大多为汉人，也有少数回回。唐古特、蒙古众人以及西藏商人都是在民众聚集时来到此地。 蛇月（2月）7日，前往拜谒色多活佛的喇嘛回来通报称活佛将在13日驾临贡苯。也是在每日朝拜之余打听行程路线等等，直至13日色多活佛乘骑驾临。我们叩见活佛，活佛言：“我在考虑将你们托付给人负责，一同前往西藏，你们尽管准备好旅行所需食物和行囊。” 贡苯大小僧侣都拜见此活佛，活佛也朝拜自己的佛殿、参与法会，也拜见贡苯堪布为首的元老级活佛等等，过了三天时间。16日起从早开始吟诵圣主喇嘛（宗喀巴）之松布木（全集）之经文，共有150余人聆听。还有5、6位活佛也亲临法会。与早晨日出同时开始，午时一点左右用膳，两点之前继续至日暮。每日按照这样的进度吟诵全部十九卷经文，共用十一个整天，在第十二天，即27日上午结束。我们自始至终聆听，并敬奉钱物，给诵经喇嘛熬茶供养钱物，开支共约150两银。因苏尼特夏茸喇嘛之提议，这天起吟诵《'jigs byed dpa' bo gcig pa'i dbang bshad》、《sgrol dkar bstod pa》、《rigs gsum spyi sgrub》等三部经典，我们也聆听之。所有这些经典是都用藏文吟诵的。 29日结束。色多活佛在3月4日返回本寺。回去之前面谕我说：“有赛柯寺之夏鲁瓦活佛将要前往西藏，我已写信嘱托带你们一同前往。询问他们何时启程，到时可一起启程。”于是我前往赛柯寺拜见彼活佛。活佛甚是原意，看到色多活佛之信件，便叫我与他的商卓巴细谈启程日期及汇合地点等，之后可返回贡苯等等。找到彼商卓巴商议此事，商卓巴却不愿带我们同行。若如此不情愿，安能一同旅行。想法已定，便告辞返回。三人前往彼寺，途中歇一宿，回程亦歇一宿。离贡苯约40俄里。 色多活佛听说此事后又给在贡苯的西藏喇嘛写了信。那位喇嘛自己今年不返西藏，但其管家5、6藏人要回西藏。于是前往拜见那位活佛并禀告事由。彼活佛交代我们：“与我管家同行吧，我会好好叮嘱他们。色多活佛也有来信，你们尽管准备你们的行装。”又去会面其返藏的管家，当中有位名金巴的通晓蒙古语的格隆，曾去过很多蒙古地区，和他商议一同行程的事由。看得出金巴也十分愿意。据称此处有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著名的智多活佛，智多活佛和色多活佛年龄与我相仿，今年47岁。 此后，找我两想结伴同行的人多了起来。在外与陌生人同伴，若话不投机，将苦不堪言。即使有十多位来询问者，都一一拒绝了。又一位来自喀尔喀赛音诺颜部塞伊德王旗的叫达格巴坚巴者，此时也在贡苯，也想结伴同行，探询我等意愿。与他面谈，感觉人还老练。为了试探，租来一匹马给他，遣往叫做新寺的小寺，察看骆驼买卖。从贡苯出发，当日既能到达，第二天可返回贡苯，喇嘛一一做到了。听他其谈论骆驼状态及与商贾谈行情等情形后，决定以他为伙伴。 于是，欲买托运行装至柴达木的骆驼，与达格巴坚巴外出，途中遇到柴达木（青海）王旗到贡苯朝圣和运羊毛到西宁的一帮人。说王诺颜也在，到贡苯后返回，若付费可送你们到柴达木云云。于是放弃买骆驼念头，回到住处。有一位来自喀尔喀的19岁的年轻化缘僧，也在贡苯朝圣，为了使唤于取水等杂务上，与他商量与我们伴行。与此二人商定的协议是：直到西藏须服务于我们，其骑乘、吃宿等都由我们供给，其他无任何报酬。若途中患疾，或者不能使我们满意时，可就地解除关系。 与青海王旗也商定：到柴达木边缘王旗境内都兰居住点为止，雇佣四头装载骆驼，与新伙伴共骑四匹马，租金为装载骆驼一头付砖茶4个半，两个乘骑等同于一头装载骆驼。此时，在贡苯一块茶叶是4钱的价格。我本人始终骑马，伙伴们可马和骆驼轮换乘骑。商定之后，柴达木德都蒙古人众运送毛到西宁城，这期间我们整备食物行装等，待到23日他们带着坐骑返回塔尔寺。 我们把一些回程所需行装和盘缠等共2箱寄存在了贡苯寺卓尼堪布活佛处，与他有了很好的交情，所以寄存在了该喇嘛处。彼喇嘛是德都蒙古人，也是青海王旗喇嘛。这时间柴达木僧院没有法会，喇嘛都要到贡苯参加法会。彼活佛谕令王诺颜等照顾好我等。色多活佛也特意写信给诺颜，叮嘱关照事宜，所以认识了这位诺颜。 三、结束语 18-19世纪蒙古文《西藏行纪》，是一些珍贵的文献史料，其中包含了一些宗教史、编年史、人物传记中不曾有过的史料信息。如蒙古地区的民众完成朝圣过程以及历史现状的具体描述，沿途人土风情、历史地理信息等等，这些可以弥补其它史料之所欠缺。若果作者的观察与描述或者兴趣点，正好反映了一个地区或者同一时代蒙古民众的宗教思想认识，那么这些《西藏行纪》对于历史地考察各地蒙古人对藏传佛教认知过程亦具有重要意义。上述《西藏行纪》对于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贡苯（塔尔寺）的观察和描述轻重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是“忽略—简略—丰富”的演变过程，这会不会是一般蒙古民众对于格鲁派及其教法的认识过程的反映呢，值得去深入考察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