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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作为尚书省二十四曹之一的比部仍存在，但其审计职掌与唐前期却迥然不同了。 比部的变革并不始于安史乱后。咸亨四年（673年），东都留守御史杨再思“兼敕勾大使”（《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96董仁墓志），此后，武则天统治的圣历初（689年），宰相武攸宁置勾使（《新唐书》卷二〇六外戚传），神龙元年（705年）颁下的《中宗即位赦》中概括审计现状说“勾勘罕从比部”（《唐大诏令集》卷二），表明比部的审计职能大大削弱了。在唐代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一度制度完善的比部呈现不适应性。 安史乱爆发后，国家经济、财政、政治陷于混乱、瘫痪境地，为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争，朝廷设置了新的使职，时人概括当时的财政体制为：“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这种混乱情形持续了近三十年。唐后期比部在若有若无之间，时而被强调、重整，时而被忽略、废止，其审计效果也令人怀疑。 史籍中记载的唐后期任比部郎中员外郎者十余人，但真正从事审计的极为罕见，其实际职务与审计毫不相关。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诸司郎中员外郎所任的差遣包括出使、判南曹（掌官员的选授档案等）、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史馆修撰（作为专职编修国史人员）、判三司（充当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使下的判官）等，而后期的比部郎官极其活跃地参加了这些差遣。 但唐后期的比部也并非完全没有职务。中央恢复比部审计的努力始于大历十二年（777年），其年六月十五日敕文规定，“诸州府请委当道观察判官一人，每年专按覆讫，准限〖申〗比部”，希望比部能对诸道州府财政收支帐目进行勾检，但“诸州多有不到”（《唐会要》卷五九比部员外郎），各地并不执行中央命令。建中元年，杨炎以行两税法为契机，试图恢复旧有财政机构，比部职能再次恢复，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行两税法的赦文（《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中要求，各地两税的征收数量、征税时间、两税钱物在地方和中央的分配情况，均上报比部，比部可据此进行检查、审计。杨炎的机构改革有行有废，但比部审计诸州两税收支的制度部分保留下来。《唐会要》卷五九比部员外郎条记载了其后比部的职掌变化，从贞元八年（792年）闰十二月尚书右丞卢迈奏、长庆元年（821年）六月比部奏、太和四年（830年）九月比部奏，均可看到，比部一直强调对诸州府留州两税支用的审计。唐后期国家财政分为多部分，比部能够审计的，只是地方的留州部分，较之前期的内外收支无所不总，权限的缩小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再加上唐后期中央集权日渐衰微，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向比部申报年终勾帐的州越来越少，同时，比部无力干预地方支用，对诸州的审计只能流于形式。这样，比部的职掌大幅减少，比部郎官也越来越轻闲，被称为“散位”（《旧唐书》卷一三七崔元翰传），其出使、被差遣、兼掌其他职务，也就不足为怪了。 唐后期比部不再拥有全国财政审计职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比部审计相配合的财务会计部门户部四曹无法正常运作，金、仓部名存实亡，比部审计的基础已不存在，自然受其波动影响，职权衰落。 其次，唐前期比部审计是以中央集权制下的一元财政为背景的，即均在户部四曹一体化领导下，无独立于其外的财政。唐后期作为国计中心的度支对盐铁转运使、户部使下的收支无统辖权；地方的道、州收支，也不能控制；由宦官司掌的内库，更是外朝的禁区，国家财政一分为六，三司、地方、内库各自收支独立，中央尚无权干涉，更何况隶属于刑部下的比部。比部权限的缩小是唐后期中央集权削弱、财政多元化的直接结果。 再次，唐后期比部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官制演变紧密相联。在官制变动的大潮流中，尚书省首当其冲，二十四曹职权普遍被剥夺、分割与转移，比部也不能例外。但尚书省的重要职务，如选举、南曹、财政等，或上升为使职，或以差遣的方式保存下来，比部的审计没有形成差遣或使职，是因为，在比部之外，存在着大量的审计官员，新的审计机构正在萌芽及形成，国家审计逐渐脱离了比部发展的轨道。 与唐后期的财政状况相配合，财务审计、勾检体制也是多元化的，但以三司内部为主。随着三司使的发展完善，使职内部逐渐形成了纵横交错、互相结合的勾检、审计体系，其中，三司使及副使为司内审计的总领导；判官、巡官兼掌勾检，职务各有侧重；使下留后、巡院、监官负责各地财务收支审核、勾检；三司使下、留后、巡院普设多种胥吏，以审查、勘会为职务，执行财务出纳、收支帐历等各种的审计，上下相辖，层层控制，审核方法复杂而审查内容全面。 唐后期的审计特点为会计审计结合，横向勾稽与纵向出使监察结合，审计监察结合。三司使下官员严格实施财务勾稽，更为重要的是数以千计的各色胥吏成为审计职务的主要执行者。这些机构和官员的审计职能并不完善，但其形成与发展为五代、宋代新时期审计机构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