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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国至今不仅仅从地理概念上被看作成亚洲的一部分，而且在国民教育方面被认为是野蛮和不开化的：因为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不悟。一些早期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居高临下地描写了这个国家的自然与国民状况，但是其中一些人对它的风俗习惯只是一带而过。后来的一些热忱于基督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描写中国人的多神教道义的时候很自然地使用了阴暗的笔触，而这一点，却深深地吸引着聪明的欧洲人，认为这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家描写的有关中国的文字，于是一个个地努力表现自己的能言善辩，以期加重阴暗的笔触，好像在更加明亮的平常色彩中表现出了基督教民族的特权。当代的莫里逊和戴维斯给出了他们对中国的真切理解，但是他们吝惜笔墨，只是引起读者的惊奇，接着便将读者引入困惑。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的行为，以便了解它的法律精神、政治，之后才能评判它的教育。中国的平民在教育方面要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平民教育高出几个层次，至于宗教，则是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肯定的。然而我们知道，对于欧洲人来说非常惊奇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它的哲学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在这里我指的是叫做“儒教”的宗教，它是国家的宗教，民间的宗教。这一宗教的内在成分是以纯哲学之原初为基础，并且，这种哲学通过学校的教育渗透到民众的各个阶层，就象水渗透到海绵中一样。反过来说，这种古老哲学的大部分又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之原初，而这种宗教产生于中国人的国民启蒙教育。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宗教，还是哲学？中华帝国的历史纪年是从它建立的时候开始的，并且一直是这个民族在四十二个世纪里所发生的一切的无可争议的见证。那么就让读者自己解决这一中国历史问题吧。总之，中国，值得我们关注。 《中华帝国详志》初版前言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对中国附带地做过一些描写，其中包括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在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里，我阐明了中国人的教育和风俗习惯，但除了这本书之外，到目前为止，我其他的译著和专著的共同目的就是让大家事先了解通往中国内地的周边地区。因此研究的顺序首先是西藏、突厥斯坦和蒙古，因为这些地区历来就与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中国也与印度、中亚和俄罗斯的联系也正是通过这些地区。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它们的地理情况，然后再延伸到政治领域。在我详细介绍中国之前，我将首先介绍中国这些周边地区的宫廷和政治，政府和法律，风俗和习惯。这样，我们在评价中华帝国各个地区在政治上的变迁时就很少遇到困难了。 欧洲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已达两个世纪之久。但是至今我们都可以在欧洲许多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中遇到相互矛盾的地方。由此产生了两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描写和评价中国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应该以什么为依据？也许有人会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但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研究这些问题的真相。 到现在为止，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里面，比较令人满意的可以说是修道院院长格鲁贤（Гросье）的《中华帝国志》和戴维斯（Давис）的《中国》。这两本书对中国的描写比较系统，且有充分的根据，尤其是格鲁贤的《中国概述》十分系统。不过，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因为关于很多方面的描述都是一带而过。在格鲁贤和戴维斯的著作中可以指出由于他们对事物的无知而造成的无关大碍的错误。但应该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应该指责使用旅行家零零碎碎的札记为资料的作者，也不应该指责走马观花看世界的旅行家。 在这些东方学家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有些不足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些不足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意识，还取决于那些作为旅行家对中国一带而过的描写的资料。在中国政府的出版物中很多事物被描述得很清楚完整，但只懂得一门汉语是不足以完整地获得这些信息的，为此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正确的眼光和透彻的理解来核对与此信息相关联的其他信息。 很久以来中国并不了解欧洲，而是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第一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除了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内地，并在难以进入的首都站稳了脚跟。从而，欧洲人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帮助。绘画、天文和音乐使他们接近了中国朝廷和政府，也使他们得到了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从那时起，整个中华帝国都为他们开放。而他们也很幸运和荣幸地利用了这些条件，因为没有谁能够象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那样使欧洲拥有关于中国内地如此多的信息。不过，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满足高度文明的欧洲人的好奇心。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东西真实而详细，他们虽然有机会从各个方面观察中国，但是过多地从事于传教事务，而以很少的时间来全面观察这个国家。他们对中国的描写是片断性的、零零碎碎的，是不完整的，有时也是不清晰的。因为他们遵循不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动机。有些人想把基督教信仰的神圣原则凌驾于异教之上，故意从坏的方面来描写中国，有时甚至过分地渲染。另外一些人则力求在中国的传说中寻找与圣经历史上古老事件的相同之处，尽管这些事件与东亚没有任何关联。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旧约》中所描写的民族之一，思想家孔子被看作是宣告基督降临的神意阐释者。毫无疑问，这些人的目的是想动摇中国典籍的基础，而中国的儒教和法律则是根据这些中国典籍确定的。由于上述原因，欧洲作家借助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描写时，有时是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有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教义而故意接收了这些错误的描写。这就是第一种错误地描写中国的史料来源和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的来源。 旅行家们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而且也有机会亲眼看见很多东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错误描写只能说是另外的事情了。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欧洲的物质名称、欧洲人的思维形式表达出来，把错误的认识编写出来，或者是用本来正确的认识而做出错误的结论，这两种情况下的错误都是作孽。类似的错误在马噶尔尼出使中国时也出现过。在这个国家逗留很久却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读旅行家札记时就不能把真实的情况和错误的、不常见的分辨开来，于是一直相信这些不正确的叙述和错误的判断，从而，也做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就是第二种对中国错误判断的来源。久蒙·久尔维利（Дюмон Дюрвиль）的《环游世界》第37和38章就证实了这一点。 还有第三种错误判断中国的来源，那就是来源于中国相当不正确的、有时甚至完全错误的报道和结论本身。东方学家的这一类著作总是拿非常粗浅的中文报道、以自己的臆想和猜测来解释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如此一来，德经以其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曲解将欧洲作家引入了需要继续研究和很长时间才能改正的错误。现在的路易·多门尼－德·里因齐（Луи Домени де Риенци）关于中国的描写也是错误的，但他被自信欺骗了，他对自己搜集的用来描写中国的资料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尽管这些资料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存在很多错误的看法和讲大话的地方，还有觉察得出来的不足，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他在作品的前言里。 在选择有关中国的著作时，我建议同时去认真地利用载有欧洲批评家批评的杂志。这些批评出于不同的目的，不过也常常有这样的人，他完全不了解所评论的对象，所以他的评论本身大部分也是错误的。“关于多别里先生在中国的旅行以及最新的文字，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杂志都一直在连载，赢得了很好的评价”。而俄国的杂志，则完全模仿欧洲，是欧洲杂志的回声。出于对多别里先生的尊重，我建议大家在闲暇时阅读一下他的旅行记。多别里先生的旅行记没有引用任何资料，因为他对中国的观察大部分都停留于一知半解。 无论我对描写中国的观点多么正确，我都不是在贬低他们的著作，而是永远怀有深深的敬意。我的目的是说明关于中国的错误信息和错误报道是怎么产生的，同时希望读者在阅读到对同一事物的描述和判断不一致的时候应该高度谨慎。 指出这些关于中国的错误信息和来源后，我个人则十分注意撰写本书时所使用的史料。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表达得很清楚，不令人费解。下面，我将简略的介绍一下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包括地理、历史、政治等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需要单独的说明。 我把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地形学的典籍作为写作地理部分的指南。欧洲传教士依据这个典籍绘制了中国地图册。如果二者不一致的话，我就核对其周围的两、三个地点，这样就可以确定地图上的错误地点了。类似的错误出现在中国西南边境和东部蒙古地区。至于西部蒙古和东突厥斯坦地区，有十多个地名应该改变，地图中的错误最多的是湖泊和河流方面的。由于山脉在地图上的走向和延伸没有标出来，所以，关于山脉，我无法说得更多。 我不能理解为中国绘制地图的欧洲传教士错误地标出地点的原因，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大清一统志》。显然，这种错误是出于不懂科学的中国绘图员，他们忽视了原文的准确性，而校对员也只是满足于对地图机械性的装饰。比如说，中华帝国的地图册中，地图上西藏这个词用分散的满洲字母标出，可见，地图是懂满语的人绘制的。在西藏西南边境有一座叫做Нелам（聂拉木——译者注）的城市，而满语中有人名叫做Нялма。于是绘图员就把Нелам错标为Нялма。 在绘制中国地图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准则，为避免过分的繁琐，只标出那些本身非常重要的、而且被使用了的地名名称。这样一来，我在地图上以最大的准确性标示出了： 1、 主要城市； 2、 具有地理、政治和战略意义的重要据点； 3、 山脉的走向及其延伸； 4、 名山，尤其是坐落着茶园的名山； 5、 大的湖泊； 6、 泉水，通航河流的走向及河口； 7、 主要陆、水航道的驿站。 绘制满洲、蒙古和东突厥斯坦的地图时，很多地方的空白点又使我偏离了上述原则，除了需要，我还标出了一些历史传说中的地名。西藏的地图我则以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张地图绘制于1712年，不是出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之手，而是出自一些学习过欧洲天文学的蒙古喇嘛之手。不过，这些有学问的喇嘛，从他们著作的描写来看， 只是到达了最高的雪山冈底斯山，其南侧便是源自玛旁雍错湖的恒河发源地。他们按照自己皇帝的命令，将假想来自于恒河的圣水盛满容器，之后便停止了自己的天文考察旅程。而横亘在冈底斯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不过是根据土著人的描述画出来的，与其山河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西藏地图上的这一部分我使用的是东亚地图，即里特尔（Риттер）先生发表的。他的地图则是根据莫尔克若夫特（Мур-Крофф）先生的地图绘制的。莫尔克若夫特于1812年发现了蒙古天文学家们的上述错误，这在欧洲还是第一位。 在确定每一地点的经纬度时我采用了传教士绘制地图所使用的天文照相。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俄国边境。从布赫塔尔马河向东，直到恰克图一线，我采用的是几种不同的俄国地图。而从恰克图到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卡河交界处的岔口，使用的是1832年俄国科学院叶戈尔·尼古拉耶维奇·福斯的最新观测成果。就是根据他的观测成果，我在地图上绘出了俄国东正教宗教使团1830年自恰克图至北京的路线。只是在绘制满洲地图时我遇到了麻烦。很多西经15'至1°之间的地点，无论是在中国地图上还是在欧洲人的地图上，都与天文学测定的数据不符。如金州府45'，吉林24'，宁古塔30'，新城32'，齐齐哈尔15'，墨尔根30'，黑龙江城28'，等等。所有这些地点我使用它们从前的准确的经度，那么就假定我使用的这些天文观测数据写错了吧。 蒙古人的领地与中国之间的边界是根据一些专门的地形测量图划出的，这些地形测绘图是在中国政府1812年颁布的法规的基础上制作的。在欧洲人制作的中华帝国地图册里，除了隔开中国与满洲、蒙古的栅栏——长城和南北蒙古之间的地理特征之外，这些边界是没有的。 如我所料，我绘制的地图有一个明显与从前的地图不同之处，那就是有些地点可能会使读者迷惑。在绘制过程中我们往往不注意一些原有的地名，而在中国，地名通常是完整地表达，但是在书写的时候有时完整有时不完整。在一些小幅的地图上经常漏写一个表示城市等级的字，比如顺天府、通州、孟津县会写做顺天□、通◊、孟津○。在这里，府、州、县被遗漏掉，因为□、◊、○这些地理符号代表了它们的含义。正如俄国地图里使用  、Δ符号一样。在这里根据地理符号可以看出，第一个代表要塞，第二个代表岗哨。可是在著作中就不能够遵照这一原则，一些非常著名的地点的书写会省略代表它等级的字，如苏州、杭州、扬州。至于其他的城市，如果在著作里使用它不完整的名称，比如顺天、大名，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歧异，甚至很滑稽。所以有时候旅行家们经常会写：我们在哈拉河边休息了一阵儿，在沙拉河边过的夜。如果问当地蒙古人，在哈拉里面能钓鱼吗，沙拉深吗？他会马上回答你：不明白。哈拉，黑色的；沙拉，黄色的。如果在它们的后面没有其他字，那么它们只代表颜色。而旅行家们所说的河流，其全称是哈拉乌斯——黑色的河，或者沙拉郭尔——黄色（即浑浊的）的河。关于本书的历史部分，包括政治部分的内容，我始终坚持遵照《中国历史》，它是经过了中国六部儒士们的考订校勘之后形成的无杂质的精品。而有关中华帝国境内各民族政治概要的内容，我依照的是上述著作中有关中国法律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著名的、根据美其名曰“个人见解”的空论就完全不恰当了，因为遗憾的是，当代一些描写中国的作家就证明了这一点经验。这里我指的是雷慕沙、克拉普洛特和奥托迈耶，在他们前面还可以再加上古登堡和黑格尔等人的名字。 我一直是尽量详尽地解释正文中出现的每一件事物，同时我发现还有一些与其说是根据新闻不如说是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而需要单独来描写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我写在第二部分的附录里。 在描写注解中的地方自然物产时，我发现很多树种和植物是从境外传入中国的。从这些注解还可以看出，有些物种本身就属于中国的气候和土壤下自然生长的，而有些就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舶来品。 在描写一些出现在满洲和蒙古什么地方的古代城市时，可能有很多补充文字都是多余的，甚至于这些地区山川河流的中国古代名称。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我们在北京研读东方典籍的传教士一份参考。我十分明白，要查清楚此类地点是多么困难，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没有参考资料的话很容易理解混乱，以至错误。由此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引入一些数据。当然，历史和统计很少有关系，但是我记录了这些与古代相关的数据是为了逐步描绘出在40个世纪的延续中完成的中国国家的形成和民族的变迁。 一些改变了名称或者被欧洲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弄错的地名，在此都以其现行的名称得以替换，或者用它所属民族的语言发音得以修正。我知道，会有人这样对我说：这些小问题，不值得在意。对此我的回答是：正是这些出现在古代民族历史和古代国家地理中的不值得在意的小问题，引起了这样的混乱，它使得当今的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弄清楚，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弄清楚这些地名。为此并不需要从很久远的年代寻找证据。150年前俄国商队从涅尔琴斯克到北京要经过一个叫做瑙恩的城市，这座城市究竟是坐落在满洲还是蒙古，并不清楚。如今这个城市完全消失了，唯一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俄国旅行家们给了它一个错误的名字。然而下面这句话就显得很奇怪了：我们当今最好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仍然习惯于固守古代人对一些名称错误叫法，甚至于一些被称作是古典主义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关于亚洲方面的这些错误的名称都被他们所采用，根本不管这些错误已经被俄国最新的东方学家和旅行家们订正过了。 最后再说几句不太多余的话，这部作品在几个方面是全新的，需要指出。还有，读者怎样阅读才有益处，没有困难。为此我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人提及古代事件时，使用的民族、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名称是以现代事件为准的。这就常常给甚至熟谙汉语的人造成困难，而对于不熟悉其历史的读者来说，往往就失去了继续阅读的兴趣。在这部作品里到处使用的都是当今的名称，注释里也注明了消失了的城市的位置。 第二，中国人书写历史时往往用朝代来指事件时间。欲了解某一朝代时间者，应该先浏览一下前言，前言的结尾处有历代王朝的排序。 第三，欲单独了解某一国家、民族、地区、城市等信息者，应该注意第二部分末尾的字母排序表。据此可以轻松地找到要了解的内容。 关于该著作中有关中华帝国的统计资料是否能满足学者们的要求，从我个人方面只有一种回答。我努力汇总一切与该书布局和内容相关的资料，内容则来自于中国政府颁布的史书原本。剩下的就是我整理和撰写这本叫做《中华帝国详志》的书的内容了。 中华帝国位于北纬18°至25°，东经22°至西经38°之间，这是从北京正中午算起的经度。从东到西包括72个、从南到北包括43个等级的地理区域。往东是东海，往西与西突厥斯坦和印度一些领地接壤，往南是南海，往北是俄国。 中国人理解的帝国和国家其实是两种不同概念。他们认为帝国就是这样的一种国家，即除了统治的民族，还有臣服于它的其他民族。根据这样的界定，帝国自然就是国家。 那么中华帝国包括： A，组合成一个政治实体，即君主国的不同领地，并都是实行中国法律； B，实际依附于帝国，但实行自身法律的不同领地。 中华帝国的这些领地包括： 1、 中国；2、满洲；3、蒙古；4、西藏；5、东突厥斯坦。 实际上依附于帝国的领地有： 1、朝鲜，或称高丽；2、安南；3、暹罗，即当今缅甸王国的一部分；4、流求群岛；5、尼泊尔。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自己的帝国一个很夸张的名称，“天下”，意即“天的下面”。但是使用这个词，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指所有的土地，而是指中华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所据有的地方。而“天”，根据他们的理解，是事先选出了自己代理人去管理世界。基于自负，中国人认为“天下”一词是专门用来书写自己的国家，并且认为它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帝国。 中华帝国从来也没有过固定的名称。由于古代的习惯演变成了不可变更的法律，每一个统治王朝采用的都是通用的民族称谓及其领地共同使用的名称。这种惯例出现在中国是从公元前2205年，当选举制代替世袭制的时候。从那时起至今，中华帝国已经有过取决于朝代的二十三个名称，根据纪年顺序，它们分别是：
以上每一个朝代的名称前都有一个“朝”字，而在每一个“国”（王国）字前代表的王朝前面又都有一个“大”（伟大的）字。因此书写为“明朝”的，意为“明统治下的王国”，“大明国”就是“伟大的明朝王国”。 国家一词中文叫做“го”，但是针对外国的领地时，中国人冠以“国”字指的是二等国家；因此他们自然地赋予外国统治者“го-ван”的封号，即欧洲人指的“国王”，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二等国家的皇帝”很大程度上是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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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