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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兼并了漠北诸部，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蒙古国。随后又南下伐金，把牧地扩充到漠南。在漠南北广大地区内，他摧毁了原来的部落系统，建立起新的千户制组织，委派他的勋臣、贵戚担任千户、万户，将被征服各部人民分配到各千户之中。这样一来，本来具有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游牧民，他们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的联系纽带被切断了，而是分散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的优势影响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共同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语的蒙古民族。他们长期在这块共同地域内生息，终于形成—个蒙古族集中的聚居区。因此，后来人们也习惯上用民族的名称称呼这个地区。 蒙古族聚居区大体上可分漠北和漠南两部分。成吉思汗先统一漠北，随即把统治中心迁到客烈部故地的和林。忽必烈即位，迁都大兴（后改大都，今北京），统治中心移往中原，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和林。一三〇七年（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漠北成为元朝政府统辖下的行省一级行政单位。 岭北行省的辖境，东边越过兴安岭直到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斡赤斤的分地）， 南濒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西北八邻部领主管辖着鄂毕河上游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驻在唐麓岭北益兰州的五部断事官管辖着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儿吉思诸部，东北则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火里、秃麻、不里牙惕、八儿忽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额尔古纳河一带合撒儿的领地。 在漠南地区，阴山以北居住着自动归附的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将新占领的金朝土地分封给札剌亦儿、兀鲁兀、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自己的弟侄。 灭西夏后，原属西夏的今鄂尔多斯、贺兰山、额济纳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继被分赐给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随着南迁。元代，除兴安岭地区属岭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别设立了宣慰司或路，由辽阳、陕西、甘肃等行省和中书省管辖，以后逐渐形成了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区。 社会经济生活 畜牧业 蒙古族建立了国家，并很快进入封建制社会，这是非常快速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游牧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经济部门。虽然，蒙古贵族向外发动战争对畜牧业生产有不利的影响，但是，蒙古族的统一，国家的出现和封建秩序的确立，使以往部落纷争，“天下扰攘”的混乱局面可以避免了，劳动人手——奴隶得到了补充。总的来说，畜牧业稳定地发展起来了。 在部落并立的时代，由于相互掠夺和争夺牧场，常常造成很大的经济破坏。国家建立后，大贵族的领地（《元史》译“农土”，《秘史》译“嫩秃黑”——nuntuq）必须由大汗指定和确认，而大贵族又有权逐级往下指定牧场。 窝阔台时，曾经指令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专管分配牧场的工作，这就可以防止争夺牧地的纠纷，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有了统一的国家，就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组织人力，采取一些改善畜牧业生产条件的措施。窝阔台时，为了开辟新的牧场，曾经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 忽必烈时也有派兵到漠北浚井的记载。 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的，遗火烧毁牧场的，都要“诛其家”。 蒙古牧民也从被征服的游牧民族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如原来活动于和林以东的蒙古部是缺少骆驼的，征服西夏以后，原来盛产于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蒙古牧民并从西夏人那里学会了驯养技术。 又如善于养马的钦察人是元朝皇帝官牧场上最能干的牧人，由于会制黑（清）马奶酒被称为哈剌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员常由他们担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从出兵的数字估计，人口远低于一百万。 元世祖至元末年，由于西北诸王的叛乱，从漠北流亡云朔间（今雁北地区）的人口就有七十余万。 武宗初年，从西北叛王各部归附的又有八十六万余户。 岭北行省的总人口一定要大大超过此数，可见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增加了，而牧民放牧的牲畜数也有增长。《黑鞑事略》记载,“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剌赤管”。 延祐间，据一个少年奴隶自述，他要为主人放牧“羊二千余头”。 一三二四年，中书省确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马、骆驼不够二十匹，羊五十只的，算是穷困。如要这些人充当站户，就应由政府补买牲畜救济。 在封建社会中，这个标准不算低了。可见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的牲畜总数和各个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头数都比十二世纪有了显著的增长。 蒙古大汗、诸王和贵族的大畜群所有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他们从掠夺战争中俘虏来大量的劳动力和牲畜，又通过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途径，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们的牧场上来。 元朝官牧场的条件最优越，都是由国家挑选的水草丰美地区。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末夏初迁居上都，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场。秋末冬初，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如一三〇七年，大都路承担饲马九万四千匹，供应粮食十五万石；外路饲马一十一万九千匹。 同时，政府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这年就收草将近一千三百万束。 这里的官牧牲畜普遍搭盖了圈棚，由国家指定地方政府提供人力和物资搭盖。 在内地还注意到栽培牧草。大都有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 元朝几次颁布过“劝农”条画，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农村各社“布种苜蓿”，“喂养头匹”。 盐折草可能一部分就是苜蓿。畜牧业的需要也促进了华北地区的牧草种植业。 由于官牧场牲畜极多，牧人的分工就更为专业化，见于记载的有：羯羊倌（亦儿哥赤Irgeči）、山羊倌（亦马赤Ima’ači）、羊倌（火你赤Qoniči）、骡马倌（苟赤Geüči）、骟马倌（阿塔赤Aqtači）、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Unuquči）、马倌（阿都赤Adu’uči）等名目。 这种大规模的分群放牧，很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上述官牧场采取的种种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纯游牧经济中是不可想像的，元朝通过国家的力量使部分牧业区和农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仅就残存的少数记载看：在皇室的某个牧场上，官有母羊达三十万头。 忙兀部领主自称有马“群连郊坰”。 弘吉剌部一个陪臣牧养“马牛羊累巨万”。 这些例子也可说明当时大畜群所有制的巨大规模。 渔猎业 狩猎仍是蒙古游牧民的重要副业。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都得参加。秋冬有五六个月是蒙古牧民围猎的季节。 当春天冰消春泛时，他们又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叫做“飞放”。 捕猎期间，他们只吃猎获的野物，实际上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盛产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驮运的工具。 八儿忽和乞儿吉思出产的鹰鹘很名贵，每个蒙古贵族都要驯养它以供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的一大补充。捕鱼儿海（贝尔湖）、答儿海子（又称鱼儿泊，今达里诺尔）和肇州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产鱼，牧民“至冬可凿冰而捕”。 一二八九年，“边民乏食”，忽必烈“诏赐网罟，使取鱼自给”。 武宗时，西北叛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让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 中原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年岁。 农业 十二世纪时，漠北几乎没有农业。史书中只见过色楞格河上的篾儿乞人有“田禾”的记载。 成吉思汗建国后，曾经令镇海屯田于阿鲁欢，最初参加屯田的俘虏万余人，包括塔塔儿、契丹、女真、只温、唐兀、钦察、回回等各族人民。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克鲁伦、鄂尔浑、塔米尔等河沿岸都有人利用河水灌田，种植—些耐寒的糜、麦等谷物。 叶尼塞河流域，谦谦州“亦收禾麦”，乞儿吉思人“颇知田作”。 元朝建立以后，为了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政府陆续在漠北各地发起屯田，农业更稳定地发展起来。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前往和林屯田。 以后又陆续增派军队，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动力，如汉军将领王通、石高山、张均等都曾率所部军去和林经管过屯田。 武宗时发一万汉军屯田和林，秋收粮食达九万余石。 由于西北叛王连续发动战争，元朝在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起，成宗又调拨汉军着重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的异译，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以后不断增拨屯田军队、农具和耕牛等，使称海成为岭北又―屯田中心。 武宗即位，称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重加经理，当年收粮二十万斛。 五条河是同称海齐名的另一屯田要地。 泰定帝时，元朝又在海剌秃地方设置屯田总管府。 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脱里北、兀失蛮、札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 谦州和乞儿吉思也有屯田，甚至元朝还从淮河以南派汉族农民携农具前往屯垦。 屯田收获主要供给驻军，遇到丰收之年，也可储备一部分以备赈济蒙古族牧民。同时，蒙古族人民也有经营农业的。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军于克鲁伦河附近“开渠耕田”，“拔都军”一般是由蒙古军组成的。 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 哈剌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 《元史》中还有秃木合地方和塔塔儿部因庄稼欠收要求赈济的记载。 说明这些蒙古族是以农业为生的。至于暂时以农耕弥补畜牧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每逢灾荒年岁，经常有朝廷颁发农具、种子和耕牛等让蒙古族人民“屯种自赡”的说法。可见，由于元代我国各民族有机会直接接触并交流生产经验，又能从中原得到农具、种子，在岭北地区适宜种植的地方，农业也发展起来了。 漠南地区素来就有农业，元朝时则从汉人聚居区扩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区。弘吉剌部聚居的达里诺尔附近，十三世纪初即形成“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 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即有弘吉剌、亦乞列思“种田户”的记载。 以后在弘吉剌驻地设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一万石。 后来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一百二十余处屯田中的一个。 砂井、静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当时人称为“种田白达达”。 砂井在静州以北，汪古人“旧业畜牧，少耕种”， 地方官“劝民力穑，而民生滋厚”。 在亦集乃路的黒水河流域，土著的唐兀人也从事农业。元朝廷曾发给耕牛、农具和种粮救济当地的贫民，后来又在那里屯田。 调动军队和唐兀族人疏浚了河渠，还新开了一条合即渠，扩大耕地九千余亩。 兀剌海路也有人种田，元朝曾颁发过一项在那里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城市 一二二〇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决定修筑城垣，建造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宫殿，又令诸王在皇宫四周兴建自己的府邸。 以后历年增建，据蒙哥时代亲历的西方旅行家描述：此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街，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街，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宇，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 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扩建了一次。 后又定为岭北行省的首府、军事重地以及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元末有人说：“和林百年来，生植殷富埒内地”。 初建和林时，窝阔台还在它附近兴建了图苏湖和迦坚茶寒等宫城。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因镇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仓库，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 这里首当西北叛王进军之冲，称海又成为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成宗皇侄海山（即武宗）曾指挥诸王、大将在此镇守。 一三〇七年，元朝在这里设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据记载，斡赤斤好兴土木，他到处营建宫殿和苑囿。 合撒儿的分地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河东岸与根河汇流处的黑山头， 河西苏联境内乌卢龙桂河和昆兑河畔等处都有他的家族营建的城市废墟。 在库苏古尔湖西德勒格尔河畔曾发现一个城址，有碑文可证明是斡亦剌部王府的所在地。 《史集》记载：乞儿吉思和谦谦州有很多城镇和村落。 益兰州是乞儿吉思等五部断事官的治所，元初在这里修建官廨、仓库和驿道的传舍等，其余工匠的住舍更多。 它的遗址已在埃列格斯河岸发现，是四个隔河而建的居民区连成的大城。埃列格斯河以东的拜哈克、以西乌鲁克穆河南岸的沃马克，都有元代城镇的遗址。 除城镇以外，游牧区也出现了定居的村舍。贵由汗时，旅行者途经克鲁伦河，曾看到有蒙汉杂居，盖土筑房屋居住的情形。 在漠南地区，辽、金时广设州县，城、堡很多。成吉思汗时破坏很大；元朝时逐渐得到恢复，而在各投下领地内还出现了新的城镇。 弘吉剌部的中心鱼儿泊附近，成吉思汗时已有“人烟聚落”，后来又修建起一座方广二里许的公主离宫，宫的东西是农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 一二七〇年，弘吉剌部领主正式在湖西南四里处兴工建造应昌城。一二九五年，又在今翁牛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的驻地内，金代在同北边互市的榷场设置了天山县和集宁县，元朝则升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净州以北通往和林的驿道上有砂井城，成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 汪古部贵族在世代居住的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以王府为中心的新城，后定名静安县，作为静安路的治所。一三一八年改名为德宁路。 此外，大青山后还有不少汪古人居住的城镇村落遗址，可见当时他们的定居点是很多的。 今伊克昭盟地区，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领地，安西王在西夏的夏州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和宫殿。武宗没收了安西王的领地，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和驿道的中心。 蒙哥汗时，忽必烈因受命负责“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乃常驻今锡林郭勒盟南部。一二五六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片地段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兴起一座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继位并定都大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末常驻的夏都。上都是元朝的国都之一，城市规模非常宏伟。全城分内、外城和外苑三重。外城加外苑，东西、南北各长二公里多，城周共有十八九华里。内城是皇宫，有土木、砖、竹、 大理石结构的宫殿、楼台、亭阁、园池等建筑，加上城外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可以说是荟萃了当时国内外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外城是市区，仅就《元史》所载统计，上都曾设大小官署六十所，手工匠管理机构和厂局一百二十一处。佛寺有一百六十七座，孔庙、道观、城隍庙、三皇庙、回回寺和基督教堂等各种信仰的建筑应有尽有。还有栉比鳞次的商肆、达官和平民的住宅等等。上都的交通也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 元武宗又在兴和路旺忽察都地方建行宫为新都，命名中都。后因劳民伤财过大，元顺帝初年只得停罢。 手工业 蒙古贵族在掠夺战争中特别重视工匠，每攻下一地，就要把工匠挑选出来，带回各自的领地为他们制作武器和其它用品，“百工之事，于是大备”。和林是手工匠集中的地方，有一整条街都是工匠。 称海城初建时，就有俘虏来的工匠万余口在这里设局制作。 阿不罕山南有许多汉族工匠，设有阿不罕部工匠总管府。 和林附近的毕里纥都是“弓匠积养之地”。 据考古发掘的报导，仅和林一地就曾发现过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有供军用的破城机和其它机械，有铁犁、铁锄等农具，有适于牧民使用的带脚生铁锅，有商人使用的铜、铁权及车毂等。出土的白生铁经过化验,可断定是在1350°C高温下熔铸成的，估计当时的工匠已会用水力鼓风了。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被大量发现，质量不差，其中多有从事烧造的汉族工匠的题名。 为宫庭专用的各种建筑和奢侈用品，有许多精美的创造，当时的中外记载中留下了不少目睹者赞不绝口的描述。 和林特产一种名叫碧甸子的玉石，忽必烈即位后就在此设局开采，以后正式设和林玉局提举司。 唐麓岭以北的谦谦州，成吉思汗就已迁徙许多汉族工匠到这里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在这里设立了几个匠局。当地居民原来只会用柳木作杯、碗，刳木为槽以渡河，也不会铸作农具，断事官刘好礼特向中央政府请求派陶、木、铁匠，教会当地人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方便。 漠南蒙古族地区的手工业更为发达。上都官营的匠局很多，有制毡和毛织品的毡局、异样毛子局，加工皮革的软皮局、斜皮局，还有杂造鞍子局，制造武器的铁局、甲匠提举司，以及为宫庭用品生产的器物局、葫芦局和金银器盒局等。其余百色工匠，无不具备。 在诸王、贵戚、勋臣的分地内，也聚集着许多工匠为他们制作。弘吉剌、汪古和察罕脑儿等处分别有属于勋贵的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可见属下的工匠不在少数。 社会阶级状况 向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社会过渡 蒙古国家的建立，标志着阶级社会的确立，保证了统治者贵族对广大奴隶和牧民的剥削和统治。蒙古贵族借用国家的力量，发动军队四出侵掠，俘虏各民族的人口，大大扩充了奴隶的来源，更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这些俘虏由蒙古大汗以分份子（蒙古语称“忽必”）的形式分给自己的亲族和功臣。有的按民族、原部落编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为领主服役；有的则分配或转卖到各个牧户中，直接为这户奴隶主牧放牲畜。 在蒙古国家建立以前，蒙古社会中早已孕育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萌芽。建国后，农奴制同奴隶制都得到发展，即直接奴役奴隶和向拥有私有财产的依附民征收租赋的制度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前者常转化为后者。蒙古奴隶主的对外掠夺战争规模逐渐缩小，奴隶来源也随之减少。又由于他们的统治已扩充到封建文明高度发展的各民族地区，逐渐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影响，原有的奴隶也 在向农奴式的牧民转化，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就上升到主导地位。 那颜阶级 建国以前，蒙古草原各部落中已分化出称为“那颜”的贵族阶层，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国家完全是代表蒙古那颜的阶级利益的。从此，蒙古那颜有了一个共同镇压被统治者的暴力机器，有了一支征服他民族的统一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那颜对各族被征服者和蒙古各部的氏族成员的统治。一方面，蒙古那颜通过战争征服了比蒙古部多得多的人口，大大扩充了蒙古社会中的奴隶队伍，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汗将牧民作为份子，将牧地作为分地分配给各级那颜，自大汗、皇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疆界”内的“民户皆出差发”， 使原来的氏族成员沦为各级那颜的属民。那颜构成了蒙古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大汗是蒙古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员是其最高层，以下是驸马、万户、千户等，形成一个等级制的阶梯，并有世袭统治和奴役所属部民的权利。 蒙古族牧民及其赋役负担 蒙古社会的被统治阶级是劳动牧民和奴隶，他们是社会中的基本生产者。十三世纪，已经没有不属于任何领主的牧民和牧地，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已丧失了自由，成为各级那颜的私属依附民。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它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军前处死，接纳者亦应受严惩。” 元朝的法令也一再声称，牧民不得“擅离所部，违者斩”。藏匿流徙到别部的人要处以杖刑， 因某种原因离开所部的人必须送回原部“著籍应役”。 由于每个牧民都被固定在各个领地内，并同领主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向领主“各出差发，贵贱无一人得免者”。 牧民所承担的实物税主要是缴纳各种牲畜。窝阔台曾制定牧民应缴实物税的定额，一般马、牛、羊群每一百头应纳牝马、牸牛、羒羊一头，牝马、牸牛、羒羊十头以上纳一头。这是最早法定的赋税制度，蒙古语称“忽卜赤儿”（qubčir），汉语叫“抽分”或“税敛”。 抽分以外，牧民还要向领主提供食用的羊和饮用的马乳，这种贡物蒙语叫做首思（šiüsün~šüsün）。窝阔台时规定蒙古牧民每一群羊应缴一只二岁羯羊作供大汗食用的汤羊（蒙语叫暑涟~šülen）；所有的千户应轮流向他贡献牝马和牧马人。每年轮换一次，在这年内，牧人负责挤马乳和将它制成马奶酒，供大汗和诸王、勋贵聚会时饮用。 同样，下级贵族也有向高级贵族进献汤羊和牝马的义务，实际上这都不免转嫁在劳动牧民的身上。 蒙古那颜因某种需要，也可随时征调属下民户出牛、马、车杖、人夫等为差役，替他们服无偿的劳役。 围猎在氏族部落制时代本来是一种自由组合、平均分配的生产活动，这时已变成牧民的一种沉重负担。围猎期间，牧民常被抽去服役，包括围赶野兽，掘坑挖壕，打木桩，用绳索联起，覆上毡子，构成一道临时的围墙。然后由大汗、诸王、那颜按等级顺序入围打猎，牧民只能在最后收拾残余。围猎期常长达三四月，劳役本来不轻，而布围所用的绳、毡等物都要由牧民用自己的马鬃和畜毛制成上纳。 兵役是蒙古牧民另一种沉重负担。在发动战争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兵”。战士的装备一律自备，也没有固定的军饷。 蒙古那颜不惜以牧民的生命作赌注发动战争，以求扩大自己的财富和奴隶的来源。 蒙古牧民还要提供对驿站的一切负担，其中包括对维持驿站所应负的一切劳役，供应过往使臣的饮食，提供交通运输所需要的站马、铺马和车、牛等。 部分蒙古牧民在沉重的负担下逐渐贫困化，沦为叫“牙当吉”的穷人。 元初一次检核出诸王兀鲁带所部贫无孳畜者达三万余人。 一三二九年，赵王马札罕部有民五万五千余口“不能自存”。 蒙古贫苦牧民经不起残酷剥削，往往以“子女鬻人为奴婢”。 蒙古军户往往因调戍远方，“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至卖妻子”。 站户因受役过重，也“有贫乏而鬻其妻、子以应役者。” 尤其是西北诸王发动战乱，致使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流向和林、漠南就食，在途中因“饥乏不能达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侄易米以活。” 蒙古统治者一面执行民族压迫政策，把蒙古族列为第一等；另一方面又使蒙古贫民日益贫困化，致使“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比比皆是。 在泉州等海港，甚至还有商人将蒙古男女贩往西亚和印度等地作奴隶的现象。 这些事实深刻说明了蒙古劳动人民备受阶级压迫的实质。 奴隶 奴隶居于社会的最低层。成吉思汗以来，蒙古贵族掳掠了各民族大量的俘虏，在社会生产中使用奴隶劳动已非常普遍。据出使蒙古的宋朝使者记载，窝阔台时蒙古的牧马人——兀剌赤——多是各族俘虏，其中“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 除外族俘虏外，上述蒙古牧民因贫困而出卖妻、子的，是奴隶的另一个来源。 奴隶完全从属于自己的主人，没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劳动极其沉重。奴隶主为了便于管理，宁愿使用从外地掠来的儿童作奴隶。这些童奴在恶劣的劳动、生活和气候条件下，死亡和残废率很高。据一个奴隶自述，他的主人只发给他一件皮衣，每天给少量干粮，要牧羊二千只，如果发现牲畜有瘦弱、受伤、丢失或无故死亡的情况，就要受到鞭打。 奴隶一般只在便于监视的情况下使用。奴隶主牲畜增多了，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奴隶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以便通过缴纳租赋的方式进行剥削。因此，奴隶往往在本身或下一代就转化为依附牧民的身份。 蒙古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元朝时蒙古族贵族虽然据有全国的统治地位，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命运并不比其他民族好。他们受各级领主和奴隶主的奴役，没有人身自由，生活境况甚至比汉族农民还差。在全国各族人民不绝如缕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斗争中，蒙古族人民也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在元朝关于蒙古族人民生活极少的记载中，还是透露出一些阶级斗争的情况。 早在元朝初建时，蒙古族人民的零星反抗就此伏彼起，一二八八年（至元二十五年）诸王爱牙赤位下的千户伸思伯八率众起义，断绝了驿道，使平常只须三日的路程得绕道走一个月之久。 第二年，别乞怜部发动起义，掳走了管理驿站的脱脱禾孙塔剌海等人。接着，杭爱山的阔阔台、撒儿塔台等也领导人民起义，占领了三处驿站，也俘虏了脱脱禾孙。 这些起义，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对驿站的各种供应和沉重劳役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因而只能起来冒死反抗。 元仁宗时，岭北遭受罕见的天灾，下雪深达丈余，车杖人畜被淹没。穷苦牧民被迫出卖妻、儿换取粮食求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通往和林的路上，到处都是死尸。 驻守北边的士卒，常常因官吏克扣断饷，寒衣无着。对蒙古族统治者的愤懑，在天灾之年集中爆发了。岭北的驻军和晋王也孙铁木儿的部民纷纷暴动。由于他们没能互相配合，很快就遭到元朝统治者的镇压。在朝廷和晋王府官员的联合打击之下，晋王的部民暴动失败了，或者被处死刑，或者被加等杖罚后流配到远方。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红巾军开始大起义，从此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元朝统治者规模巨大的殊死阶级搏斗，蒙古族人民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1一三四七年九月，八邻部内哈剌那海、秃鲁和伯等先发动起义，起义者截断了岭北的驿道。七月，又有“亦怜只答儿反”。 一三五二年，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的五投下领地也发生了暴动。 次年，金山一带也发生了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打死了前往镇压的诸王只儿哈郎。 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一三五七年，他分兵三路伐元：东路进军山东、河北；西路由湖北进陕西；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入山西。 次年，关先生等进兵大同路、兴和路塞外诸州县，再向东进，攻克了元朝第二京城——上都，将元朝“富夸塞北”的宫阙付之一炬。 从此，这一皇室、贵族享乐的胜地再也无法恢复，皇帝每年例行“巡幸”上都的活动也停止了。 红巾军接着东向辽阳行省进发，攻克辽阳，击毙懿州路总管吕震。一三六〇年攻占大宁路。同年冬，红巾军渡过鸭绿江攻入高丽境内，连陷西京（今平壤）、京城（今开城），结果被高丽大军战败，关先生等阵亡。一三六三年春，红巾军余部由辽阳回师西进，再克大宁，进逼上都，最后被元军击败。 关先生等率领的红巾军在“倡义举兵，恢复中原”的口号下，提出“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的严格纪律， 的确是从者如流，最盛时曾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可惜，他们始终没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只是东流西窜；又不能同当地蒙古族人民的斗争相结合；还错误地进军到国境外的高丽，终于导致全军失败。然而，红巾军深入漠南，直捣元王朝的后方，吸引了元朝许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打乱了元朝在漠南的统治秩序，推动了蒙古族人民反封建统治的斗争。 当红巾军从大同向漠南进发的时候，汪古统治者领地内的灭里部同时发生了反抗赵王暴政的起义。起义者攻进王府，杀死了赵王的替身，赵王八都帖木耳仅因化装脱逃才得以幸免。 一三六〇年，窝阔台后裔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乘红巾军进入漠南的机会，联合其他诸王企图用武力夺取帝位。元顺帝临时强征一万名皇室牧场的牧民（哈剌赤）仓卒应战。两军相遇时，这些士兵起而哗变, 都脱去士兵的号衣投奔阿鲁辉帖木儿方面，顿时使元军措手不及，全军崩溃；只剩主帅一人逃回上都。 蒙古族游牧民由于居住比农民更加分散，又处在诸王、那颜的分割统治之下，因此很难联成一气，凝成一股巨大的反抗力量。起义是自发的，很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然而，蒙古族人民不顾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不断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在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元朝的共同斗争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