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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本来在我国的原始史料中早就有享年六十六岁的记载。 成吉思汗死于一一二七年是可以肯定的，由此逆推，也就可以知道他是诞生于一一六二年。这一点清代学者重修之元史及各种编年体通史均加援用。 可是，在波斯，元朝统治者的宗室伊利汗国合赞汗，曾令其宰相拉施特哀丁写了一部《史集》，书中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二足岁，即生于一一五五年。由于《史集》参考过蒙文的珍贵史料金册（Altan Debter），是研究蒙古史极重要的名著，因而它的记载不能不引起历史学者的重视。清末，洪钧主要根据《史集》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也接受了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的说法，并为此写了一篇专文考证。 自从洪钧将《史集》介绍到国内并加以考订之后，近几十年来，此说已在我国蒙古史著作中占压倒优势。 在苏联，许多权威学者也持此说。 1938年，伯希和又独创一种生于一一六七年之说，并被国外若干最近的著作所采纳（见下文）。我们认为，成吉思汗诞生于一一六二年是无庸置疑的，但由于当前历史著作中记载的纷歧，因而有必要予以充分的论证。 一 成吉思汗生于一一六二年有确切的根据 《元史·太祖本纪》载： 〔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 《元史》在过去评语很坏，因为它的编者急于成书，所以是“随辑随编，曾无定例。” 可以说是一部元代史料汇编，甚至对史料的剪裁、译名的统一都来不及做。如本纪部分，章学诚批评说：“元史二百三（应为十）卷，而纪、志先去其百，不待观书而知其无节度矣。” 顾炎武说：本纪与天文志记载“重出，志末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赵翼说：“泰定帝登位一诏，……无异村妇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批评它没有利用元人载籍“以订史传”，说它“考订未密”。 “无节度”、“非体”、“不加改润”、“考订未密”等等缺点，正好说明《元史》起了保存史料原貌的作用。本纪的史料是《实录》，据《元史》载，《实录》在一二六二年即由王鹗发起编修，一二八六年已写成汉文初稿。 当时甚至还有亲自见过成吉思汗的人。况且，《实录》是各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当时史实的记录，在有关皇帝先人的年寿上，应该是最为可靠的。 其次，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也有与《元史》相同的记载： 〔元〕太祖宋宝庆三年丁亥（1227）七月己丑，崩……寿六十六。 《辍耕录》初刻于元末至正间《元史》未修前，绝不会因袭明初修的《元史》。陶宗仪是一个普通的不第文人，他这段材料，很难直接参考藏之宫禁的《实录》。由此可证，成吉思汗“寿六十六”一事，在《元史》未成之前，不仅记录在《实录》中，而且也为元朝的士大夫，特别是留意掌故的人所熟知。 还有，《圣武亲征录》也载： 癸亥（1203）……上既灭汪可汗。是冬，大猎于帖麦该川。……上春秋四十二。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谋于王孤部主阿剌忽思火力，曰：“近闻东方有称王者……世岂有二主哉！君能益我右翼，夺其弧矢！” 从这段材料看，癸亥年（1203）四十二岁，正好与丁亥年（1227）“寿六十六”相符。将《亲征录》和《史集》的内容加以比较，可知《史集》所据的《金册》与《亲征录》同源。可以说，《亲征录》即蒙文《金册》之汉译本。它这条记载，一方面说明比《实录》更早的史料中已肯定成吉思汗生于一一六二年；另一方面，也说明拉施特哀丁为了与他采用的七十二岁说统一，很可能排斥了《金册》中这条本来就有的记载。 除了汉文保存下来的原始史料以外，留传在蒙古本土的各种蒙文文献的记载也完全相同。 首先是人所共知的《蒙古源流》，记载如下： 岁次壬午（1162），伊苏凯·巴图尔之乌格楞哈屯生一子……乳名曰天赐之特穆津。……殁于……丁亥（1227）七月十二日，享年六十六岁。 《蒙古源流》举出了它所参考的七种文献，目前我们还能看到的有《黄册》，即笺证本所译之《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书中说： 六十六岁时，火猪年（丁亥,1227）七月十二日殁于西夏……。 还有《蒙古黄金史》，此书成于《蒙古源流》之前，研究者认为《源流》也参考了它。此书也说“成吉思汗诞生于壬午年（1162）”。 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乌兰巴托本）是属于另一类型的蒙文文献，由于它直接出于蒙文的《蒙古秘史》，所以具有特殊的价值。这本书也说成吉思汗生于壬午年，“丁亥年七月十二日逝世，时年六十有六”。 虽然，上引蒙文文献写成时间不早于十七世纪初，但不能说与《元史》及有关汉籍有因袭关系，理由如下： 一、《黄册》与《蒙古黄金史》写成时尚在明末，从明代蒙汉文化联系的情况看，没有利用明以后汉籍之可能。 二、《蒙古源流》及其先出之书，内容无因袭《元史》之痕迹。 三、《元史》记成吉思汗死于七月己丑，蒙文史料记的却是七月十二日，按历法上的科学方法推算，二者正好相合。但是就十七世纪蒙古地区的历法知识而论，这些蒙文史籍的作者即使能看到《元史》，也难以推出七月己丑即七月十二日，甚至精通历算的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在他的《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中也没有考出这年七月朔日是何干支。 这也说明，成吉思汗的年寿和死的年月日在蒙古族的历史传说中一向是明确的。 四、蒙文文献曾参考过藏族的史籍，但藏籍也难利用明代的汉籍。如在“基本观念及编制体裁”影响过《源流》等书的《彰所知论》，系“帝师为忽必烈子真金所造”，所以蒙籍中一些与汉籍相合的记载即使是间接由西藏介绍过来，但藏籍的根据也只能是元朝喇嘛在中原当势时的作品。 除了文献记载以外，成吉思汗的生年还见于“绰克图台吉碑”，此碑建于木鼠年（甲子，1624），碑文最末说明“自成吉思汗水马（壬午，1162）年出生至今已464年”。 由此可见，蒙文史籍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的生年，或者直接根据元朝留下的史料或口碑，或是间接根据接触过元朝统治者的西藏喇嘛的记载写成的，它们与《元史》等书出于不同的来源而又证明了同一个结论。 二 驳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之说 1、拉施特哀丁的记载不足为据 与生于一一六二年之说不同，《史集》中关于成吉思汗生年的记载仅是一家之说。在它以前的西域蒙古史料（如《世界征服者传》）中并没有这种说法，在它之后，除了直接以《史集》为蓝本的著作外，也看不到有相同的记载，因而它只能说是孤证。 其次，拉施特哀丁承认他获知成吉思汗的生年是根据别人的传说，也即承认使《史集》具有价值的珍贵史料《金册》并没有记载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当然，出自耳闻的材料就远不及有明文可征的记载可信。 而且，《史集》中源于耳闻的记载也不近情理。它不仅记载生年与别的书不同，而且连帖木真丧父之年也和极为可靠的《元朝秘史》不同（《史集》是十三岁，《秘史》是九岁），其所以不同，似乎是按生肖（即地支）十二年一轮的规律，有意要凑成这样的说法，即成吉思汗不仅死于猪年（亥属猪），出生和丧父也在猪年。《史集》以后的书甚至还说他即位也在猪年和死于猪月的。 这种离奇的巧合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最先从这角度怀疑波斯记载的是德人罕默儿（Hammer-Purgstall），后来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就罕默儿的观点作进一步发挥说：“其说盖谬。夫生、死及继父家、升帝位，皆人生之大事也，今太祖四大事，皆在亥年，虽曰偶然，甚可奇也。罕默儿曰：‘波斯人深恶成吉思汗，故谓其生、死、即位皆在猪年。’盖谟罕默特教徒以猪为污秽，故罕默儿云然。” 最近苏联学者莎斯金娜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史集》是由合赞汗敕修的，看来拉施特哀丁不敢捏造“蒙古的诸王、那颜、大臣尽人皆知他（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二岁”一说，也许当时此说确已流行，它最先可能是出于《史集》一再提到的星占家之口。他们抓住了成吉思汗死于猪年的前提，于是说他在十三岁丧父，死年七十二足岁，从而得出出生和丧父也在猪年的结论。星占家的附会之说在《史集》之后仍有发展，因而又多了即位于猪年、 死于猪月的说法。七至十三世纪，星占学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极为盛行，星占家大致相当我国古代的阴阳家，他们惯于用生辰、死日等等说明天命和人间祸福，他们把成吉思汗一生几件大事都置于十二生肖周而复始之时，其中颇含有神秘意味，即或有暗寓讥讽之意，但表面上一定是在星占家大加发挥之后，用来奉承蒙古统治者的，所以他们也乐于相信。 可是，当时离成吉思汗去世还不太久，在西域的蒙古人是会知道成吉思汗的真正年寿的（下文还要说明），星占家的捏造所以得到传播，可能是因为回历和太阳历的不同及蒙古人不熟悉历法所造成的（回历约每三十年比阳历少一年）。 在《史集》的本文中，也存在着一些可疑的地方。 在纪年方面，《史集》自兔年（1195）开始，而《圣武亲征录》则始自壬戌（1202），王国维在《亲征录》注文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二书同一蓝本，而此点相异，不知拉氏书自增入干支，抑系本书夺落也？” 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就不难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从各种史料比较来看，《元史》太祖本纪纪年也始于壬戌年，《元朝秘史》纪年始于鸡儿年（1201），它们和《亲征录》虽然蓝本有一定差别，然而在这点上却大致一样，说明史料中对一二〇二年以前的事发生在何年是不清楚的。可见不是《亲征录》“夺落”，而是《史集》“自增干支”。 其次，《史集》是将兔儿年（1195）末至猪儿年（1203）初作为成吉思汗历史的一个阶段来写的，其中内容即其他三书中记载王罕与也速该结成安答至成吉思汗消灭王罕之间的事实，只要去查对这三书的原文，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追溯往事，根本不是这几年中发生的事，不能将其中每件事按年排比贯串起来。这是“自增干支”的证据之二。 第三，拉施特哀丁说：“在四十一岁以前，……记史者本人不知道每年发生的事件，仅简略地写下了这四十一年间的历史。直到生活的末期，〔才〕逐年加以讲述。” 而《亲征录》在癸亥年下说：“时上春秋四十有二。”那么，《亲征录》将成吉思汗的史迹开始“逐年加以讲述”之壬戌年不正好是四十一岁吗？这不能说是巧合，而只能证明拉施特哀丁曾在《金册》上也看到了《亲征录》同样的记载。为了将四十一岁以后“逐年加以讲述”的历史事实与他认为生于猪年（1155）之说调和起来，因此和生年一样，纪年也提早了七年。 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拉施特哀丁在一处露出了马脚。他写成吉思汗第四个时期（1204—1210）的历史，正是从《亲征录》“时上春秋四十有二”，乃蛮遣使约汪古部伐蒙古开始的。 在此前一历史阶段（1196—1203）的标题是：“在最后一年，成吉思汗满四十一岁。” 而在再前一阶段（1167—1194）也称：“到最后一年成吉思汗四十一岁。” 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很好理解。因为后者是为了牵就生于一一五五年而杜撰出来的，而前者却是无意中保留下史料中与《亲征录》一样的原有真实记录。 由于《史集》在一二〇二年以前“自增干支”，果然把一件汉籍中有明文可考的历史事件的年代弄错了。这就是《史集》标题为“成吉思汗获悉塔塔儿部人木真速勒图败绩，……征伐他们，他们被击溃以及……丞相授尊号于成吉思汗的故事”。 因为这次战役是大捷，所以《金史》在纪传中好几处都提到此事，并肯定它发生于一一九六年。 《史集》把这件事记于十三岁丧父至四十岁这段时期中，按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的说法，四十岁时是一一九四年，也就是说此事发生在一一九四年以前，与《金史》的确切记载矛盾。因此我们只有承认《亲征录》开始逐年纪事的壬戌（1202）年，成吉思汗是四十一岁，才会同伐塔塔儿部人之役发生在他四十岁以前协调起来。 《史集》的说法甚至在伊斯兰教国家的著作中也没有得到承认。例如朮赤的十二世孙，中亚的花剌子模汗阿不哈齐·巴哈都儿（1605—1664）曾经写了一部蒙古历史，他也说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足岁。 这一记载，使《元史》的说法得到了西域史料的证明，他的书主要是用《史集》的材料写成的，然而独不采用七十二岁之说。这一事实说明，蒙古汗族尚有家谱或其他可靠资料在手，因而抛弃了《史集》中可疑的记载。另一方面，也说明拉施特哀丁所谓“蒙古的诸王、那颜，大臣尽人皆知，他活了七十二岁”的话不足为据。 2、洪钧的《太祖年寿考异》并不“精当” 洪钧的《太祖年寿考异》是促使许多人相信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的重要论文，有人认为他此文一出“而纠纷始解”，赞扬他考得“允称精当”等等。 究竟是否“精当”，我们不妨逐条加以分析。 洪钧第一个理由是：“《蒙鞑备录》谓成吉思汗生于甲戌（1154），则为乙亥（1155）上一年，岁数邻近，……若甲戌、壬午，上下相距九年，不应舛错至此。”为便于探讨，不妨看看《蒙鞑备录》的原文： 今成吉思汗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无庚甲，今考据其言而书之，易于见彼齿岁也。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 后文又说： 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 从这段话可知，当时蒙古人记自己的年龄只用“几草”，不用“庚甲”，使用庚甲还只有一年，按习惯说，蒙古人若告诉他成吉思汗年岁多少（“几草”）才较可靠。然而赵珙记的不是年岁，而是庚甲，可见他只能是在燕京时道听燕人的传闻。诚如沈曾植所说：“孟〔赵〕珙言蒙俗‘无庚甲，考据其言而书之’，则知彼言乃揣测之词，未必实有据也。”. 洪钧举出的第二个论据是杨维桢的《正统辨》。《正统辨》收在陶宗仪的《辍耕录》第三卷中，前引《辍耕录》第一卷就已确切记载太祖的年寿和即位年，我们怎能避开第一卷正式的记录而偏信第三卷《正统辨》隐讳不明的记载呢？分析一下《正统辨》的说法，就不难看出它的漏洞来。杨维桢说：“……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杨维桢这段话完全是抄自《宋季三朝政要》的一段话，其原文如下： 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申岁建国，命曹彬平江南，王师系甲戌岁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命伯颜平江南，大军亦系甲戌岁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 此书初刻于一三一二年（皇庆壬子），而写成之时可能更早，照理应更为可靠。可是，作者是宋末遗民，初入元朝，不熟悉蒙古族统治者过去的历史。 推敲这段文字，就可发现其中有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元太祖既不是“庚申岁即位”，更没有“命伯颜平江南”。如果硬要把“命伯颜……”之前一段话算是太祖的事，以后是世祖的事，于文理也不通。因为这里只有一个主语，一气相承，不可能兼指太祖、世祖二人。而忽必烈正是“以乙亥岁（1215）八月乙卯生”，建国于庚申（1260）。 因此，我们只能解释为作者在这里误将世祖当成太祖了。 实际上，杨维桢本人是知道太祖的年寿和即位之年的，他只是为了要证明应以元继宋之正统，乃不惜采取各种理由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宋季三朝政要》这段“推演命数、兼陈因果”的话也被他含混地引用了。在这段话之后，他又说：“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这显然和太祖“建国于庚申”是矛盾的。 因为从这年到世祖即位之另一庚申已有整六十年。可见杨维桢在此处心目中是以丙寅年（1206）即位计算的，所以概举为“开国五十年”。 太祖即位于丙寅年（1206），是包括《史集》在内的各种史料所公认的，元人的其他文献中也不乏这种记载，其中连赞赏《正统辨》的欧阳玄的文集中也提到过。 洪钧也知道这是个问题，所以解释说： 建国庚申之说，诸书无征。惟西域史详载猴年（1200，庚申）灭泰亦赤兀，败哈答斤诸部。取威定霸，固在斯时，必谓建国，似由傅会。然太祖征召邱处机诏云：“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自庚申至丙寅即帝位正七年，铁崖是说，殆有由来，非尽出于比附。 前已论到，一二〇二年以前《史集》中的年代不足为凭，所以不能断定何事发生在猴年（1200）。即令这些事发生在猴年，也够不上“取威定霸”，更谈不上“建国”。其次，洪钧用召丘处机诏来说明问题，实际上是断章取义，妄加推论，此段原文见于《辍耕录》卷十《丘真人》条： ……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祐，承获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 这段话明明是说，他七年时间所完成的“大业”，已做到“六合一统”，地域达到“南连赵宋”。而他能达到这一步的原因是由于“金之政无恒”。显然这和一二〇六年蒙古族本身的统一毫无关系，而是指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出征金国，到召请丘处机前一年（1218，戊寅）之间的七年，“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则指降畏兀儿、伐蒲鲜万奴和西夏，这些都是丙寅年后发生的事。 综上所述，无论是《史集》的记载或洪钧《年寿考异》的旁证，都不足以确立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之说。尽管有人迷信西方的记载和盲从洪钧的意见，但杰出的蒙古史研究者王国维却居于例外。他在《〈蒙鞑备录〉笺证》和《〈圣武亲征录〉校注》有关年代之下，只字不提还有出生于一一五五年的说法，而其自编的《鞑靼年表》，仍将《秘史》中帖木真出生时的史实系于〔金〕大定二年（1162）之下。 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开创人那珂通世也是如此，他在其《成吉思汗实录》的注文中，广泛引用《史集》和洪钧书，但也不注出另有出生于一一五五年之说，而且太祖各年之下的年岁，均遵循《元史》。如前所述，他还直接怀疑过《史集》的记载。可见熟悉汉籍、治学缜审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是较稳当的。 三 驳伯希和所创之成吉思汗生于一一六七年说 1938年12月9日，伯希和在亚细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报告，声称他发现一条汉文史料，证明成吉思汗是生于一一六七年，他的根据就是前引的杨维桢《正统辨》。因为杨维桢说：“宋祖生于丁亥，……我太祖之降年……亦同。”如要求干支全同，那末丁亥就是一一六七年。并且他还用《圣武亲征录》中一句话作为旁证。 显然，伯希和并不是“发现”什么汉文新史料，只不过是将洪钧《太祖年寿考异》中的论据加以改头换面罢了。外国学者多不熟悉汉文史料，纷纷接受这位“汉学权威”的异说。法国的格鲁赛在其三部蒙古史著作中都介绍了伯希和的“新成就”，特别是《成吉思汗传》，仅保留“伯希和的最后研究成果”作为定论。 近年此说似更为得势，如日本的护雅夫认为：“最近以1167年说为最有力。” 而在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伊斯兰百科全书》和日本的《亚细亚历史事典》， 其中成吉思汗一条，都直接采取了生于一一六七年之说。 究竟是否“有力”，我们只要看《宋季三朝政要》就很清楚。因为杨维桢用“太祖之降年……亦同”含混而过，很难断定他仅要求地支相同还是要干支全同。但其蓝本《宋季三朝政要》中却明写着“太祖”“生于乙亥”，而“太祖”又实为“世祖”之误，所以伯希和的“新发现”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推论也就失去根据。 既然伯希和的前提不存，旁证也就无处可附了。他说《亲征录》在丙戌（1226）年有“时上年六十矣”一句话可以证明他的说法，并力图否认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的记载，其实，年“六十矣”一句，已经何秋涛、王国维和那珂通世等考据家一致校订为“六十五”了。因为“矣”和“五”只有一字之差，很可能原本“五”字不清，抄录者误认为“矣”。 如果按照伯希和提出的生于一一六七年之说，癸亥年“上春秋四十二”应为三十七之误，这种形音不近的两个字的错误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 结论 由上所述，成吉思汗诞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被最可靠的《元史》和其他各种原始史料所确切证明了的，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因此，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生的八百周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