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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接受的视角分析南宋史家郑樵在明清时期的形象，明显受着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学术思潮与学术宗奉的影响。明代力图扭转郑樵在《宋史·郑樵传》中消极形象的努力，始于中期开始的地方史叙述中表彰乡贤的活动。此后晚明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起，直接影响了士人对于郑樵的接受与评价。由明入清，学术思潮丕变，倡考据的汉学风起，与重义理的宋学相颉颃，受汉宋学术门户影响，对郑樵的接受与评价，遂又多少染上了汉、宋学之争的底色。清中后期调和汉宋学术思潮起，表现在对郑樵的接受上亦有所变化。与此同时，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清廷刻意保持超越汉宋门户的态度，也在郑樵的接受上表现得相对中性，并影响官修史籍及科考对郑樵学术的取向。此外，影响清代郑樵接受的地域因素也值得注意。 关键词：郑樵/接受史/明清时期/学术思潮 作者简介：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郑樵学术接受史：南宋至20世纪前期史学批评中的郑樵研究”(SKZZY2015039)。 学术经典，以及经典作者的厘选与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评判标准的改变而变化，进而导致学术史的认知与书写的变化。一部学术史，若转换视角，也可看作是不同时代读者对于经典的接受史。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曾在其《郑樵传》中颇为不平地感慨道：“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①然而揆之史实，起码是揆之明清五百来年的史实，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学者，对于郑樵学术的评价，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不少。而透过这些正面及反面的评价，恰好揭示出明清两代学者接受郑樵学术背后不同的时代学术思潮，以及不同学者的个人好恶与对思潮的不同取向。于是，一部明清学者的郑樵接受史，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清学术史展开的一些底色。 一、从表彰乡贤到鼓吹实学：明代接受郑樵的基本进路 对于郑樵的学术，元末编修的《宋史》虽然评价不高，但在社会上，元代学者对郑樵的评价，积极的意见还是不少，例如欧阳玄在为金代蔡珪《补正水经》所作序中即称：“余观正父之博洽多识，其见于它著作者，盖有刘原父、郑渔仲之风，中州士之巨擘也”。②这里。欧阳玄称颂蔡珪著作渊博，有宋学者刘敞、郑樵之风。此外，元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梁益也说，郑樵“道德高邵，学博而雅，大儒也”，③所“作《诗辨妄》六卷，诗经之旨大明，迨晦庵朱子而大定矣”。④而且还说：“古今言河者，夹漈郑渔仲最详”云。⑤ 入明，由于郑樵的学术几乎涉及经史、文字小学、金石目录等古典学术的各个方面，所以单就某些具体的学术面向来说，仍有不少的学者对郑樵持肯定的态度。如宋濂即极力推崇《通志》中的《氏族略》：“嗟夫!氏族之学，古昔所甚重。浃漈郑渔仲著为《通志》，其中二十略，唯《氏族》最备然。”⑥只需简单检索，就会发现，明代一些号称博学的学者，如丘濬、杨慎、唐顺之、王世贞、王樵、焦竑、朱睦、胡应麟、刑云路、张自烈、章潢、李时珍等等，都在自己著述的相关部分，或征引或评议郑樵某些学术观点，可见郑樵学术，在明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社会整体“束书不观”、反智氛围浓重的明代，郑樵及其学术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少数学者就具体学术的征引或评议外，真正关注郑樵及其《通志》的人并不多。 明代对郑樵的全面关注与接受，最先启动于地方表彰先贤活动。《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议道：“盖夸饰土风，标榜乡贤，乃明地志之陋习。”⑦其实标榜乡贤也是地方史的通病，各时代莫不濡染此疵。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史撰述渐入佳境，撰述繁富，此风也就自然地炽热了起来。对郑樵形象的再塑，正是从地方史标榜乡贤的风气中开启。通过对这些地方史记述郑樵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于郑樵的接受和再塑，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现存最早最全面正面叙述郑樵事迹的地方史，以周华所纂《游洋志》最详。⑧其卷四《儒林传·宋·郑樵》不仅记载郑樵卒时，“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之德，莫不惜哭之”。而且颂之曰：“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民为己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尤言郑樵说：“先生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汲汲于势利。居乡或累岁不诣郡邑，门人束脩一无所受。晚得祠禄，尽以为笔札。费诏以官给，未尝索取也。于人不苟合，而好贤则笃，见寸善推誉如不及。”⑨似有意以事实驳《宋史》所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说。 《游洋志》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镇守太监陈道，力邀正在莆田家中丁忧的南京大理寺评事黄仲昭纂修福建省志。这就是现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八闽通志》。这部省志对郑樵是这样记述的：“郑樵字渔仲，厚之从弟，隐居夹漈山，博学强记，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过目不忘，为经旨礼乐、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辩论。绍兴中，以荐召对，授枢密院编修官。金人犯边，樵策其酋必毙，已而果然。所著书凡五十八种千余卷，又有《通志》二百卷。”⑩可以看出，《八闽通志》对郑樵的记述，基本上士沿袭元修《宋史·郑樵传》，但删去了其中贬义性的内容，如“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等。(11) 如果说完成于弘治二年(1489)的《八闽通志》，还有着不得不考虑的整个福建叙述的平衡问题，致使叙述郑樵的文字少而克制。那么十年后纂修的《兴化府志》，(12)则因乃郑樵一生生活、著述的家乡，对郑樵的叙述，也就很自然地有了巨大的改观。于是我们看到的这部《兴化府志》传记部分的撰写者，虽依旧是《八闽通志》的撰者黄仲昭，但志中的郑樵形象却已大不一样。该传在依“《宋史》本传及《事述》等书”叙郑樵基本事迹后评议曰： 樵于学无所不通。其论《书》，则先按伏生、孔壁之旧，与汉儒所传、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讹。传《春秋》，则首考三家之文，参以同异，而断其简策传写于口耳授受之互有误。说《诗》，则辨大小《序》之文，别《风》《雅》《颂》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鸟兽草木之实，类皆信而有证。居乡累岁不一诣守令，门人束修一无所受。笔札虽诏从官给，未尝取也。见人才善，推誉如不及。有来质问者，苟可告语，为之倾倒。数于当路荐林光朝、林彖；增筑苏陂以绍先志，作永实桥、来庵；苟有一利于人，必力为之。 考《兴化府志·郑樵传》的文字，显然参考、沿袭了正统《游洋志》，但是此传后的论曰，则与《游洋志》只述史实的委婉辩白要明确而犀利得多。其曰： 按史氏谓，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恬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窃详斯言颇失之诬。故郡人彭韶续修《莆阳志》，曾著论辨之，大意谓樵博学无前，专以著述为乐，非求仕者。考其生平举孝廉、遗逸，屡辞不就。应召诣阙，即求还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绝少也。若果急于仕进，能若是乎？使樵于时位通显，不及著书如今之富，则其心必不能顷刻以自乐，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谓：博而寡要，犹为责备；若曰切切仕进，岂知樵者乎？续《志》之言，非私于樵而强为之词也，盖欲暴白其心于千载之下云尔。(13) 其文直斥《宋史·郑樵传》言郑樵“失之诬”，其为邑先贤辩白之情跃然纸上。 弘治后，对郑樵事迹作出评述的也是与郑樵同邑的柯维骐。柯维骐(1497-1574)，莆田人，嘉靖二年(1523)登进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即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维骐以病满三年罢免。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著述、授徒。柯维骐的代表作《宋史新编》即撰于此时。此书虽然不是方志，但是作为与郑樵同乡的柯维骐，对于这位前辈乡贤，还是竭尽全力进行表彰。《宋史新编》的《郑樵传》，尽管与《八闽通志》类似，基本承袭《宋史·郑樵传》的叙述，但稍不同《八闽通志》简单删除贬义的文字处理，“称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论者谓其切切仕进，盖弗察”，即以“论者谓”直接否定了《宋史》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的评价。此言外之意，显然也是认为那些言辞是对郑樵的诬陷。(14) 地方史表彰乡贤之风，从明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其中天、崇间，有福州侯官诸生陈鸣鹤撰《东越文苑》，“纪闽中文人行实，起唐神龙，迄明万历，为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15)其中有关郑樵的表述，与以往相比较，又有了更明确的辩护内容。如《宋史·郑樵传》称“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一段，在《东越文苑》，则改为“御史叶义问者害其能，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云。《宋史·郑樵传》“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一段，《东越文苑》则改为“书成，乃诏拜樵为枢密院修纂。樵因伏谢，愿得入秘书省读所未见书。会忌者毁之，事遂寝”。(16)其中，所加虽只以“害其能”，以及将“坐言者寝其事”，改为“会忌者毁之事遂寝”等语句，但其评价的性质立变，不仅一改《八闽通志》大致中性的评判，更修正乃至颠覆了《宋史》中郑樵的负面形象。不仅如此，《东越文苑》对于郑樵形象的描画甚至超越以往“博学”的评价，而冠以“贤士”之名，径称“天下莫不以渔仲为天下贤士”。(17)“博学”者，单纯就学术言，而“贤士”，则为人格品质的赞誉，两相比较，与《宋史》修纂者对郑樵的评价，其高下自明。 时至明末，因时艰世乱，人们深感于王学空疏，狂禅无补于世，士人纷纷黜虚趋实，倡导有裨于世的实用之学，实学思潮遂因之涌起，于是，郑樵的形象，也随之跳出狭隘的乡贤被涂上了实学的色彩。如前面提到的陈鹤鸣《东越文苑》，对郑樵形象的描画，就较之以往史著中增加了“樵为人耻以雕虫采誉而善著书”的表述，而这“耻以雕虫采誉”的形象，正是明末实学思潮方炽之时士人的学术取向。 关于晚明学林涌动的实学思潮对于郑樵形象的接受，表现得最突出者，莫过于实学领袖、主编《皇明经世文编》的陈子龙(1608-1647)。陈子龙在给朱健《古今治平略》作序时，力推典章制度于经世之要，极言志书难作，称杜佑、马端临、郑樵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其中郑樵尤以实学自重。该序云： 夫史家之长，以书志为重，盖一代之典谟，百王之宪章，咸于条贯焉，非有淹澹沉郁之才，何以示指掌而昭来祀？博雅若子长，而礼乐之书缺而未举，宏丽茂实，首推孟坚，然犹杂采孟子之言，沿流向歆之作……良史之才，诚非易也。夫总括者一国，搜猎者数帝，其难犹且若此，况自放勋以至皇朝，纪则累千，代惟百世，包举洪纤，而有伦有脊，岂不鸿巨哉？唐宋以来则有杜君卿、马贵与、郑渔仲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而渔仲尤自矜许。(18) 陈子龙作此序之时，亦明末社会危机日益深化之时，有感“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19)朝野士人“徒讲文理，不揣时势”，(20)陈子龙尤看重有补于世用的典章制度之学，惟因如此，序中，陈子龙称赞朱健《古今治平略》有五善：“略于浮华，详于典实，缓于见薄，急于征用，一也；前代之迹简而该，本朝之事备而切，一也；杂诸家之论而不病，于驳抽未发之绪而必源于古，一也；文章闳雅足以发抒其意，一也；上下二千余年，典文详洽而卷帙不多，一也”。认为“此五善者，皆前人所难兼而来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患不学，学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无益治道。”(21)而如此征实有裨益于世之书，“其曰略者，即渔仲所云条其纲目而名之也， 犹之乎书也志也，而见其识大之义也”。(22)将朱健《古今治平略》方之郑樵的《通志》，可睹明末学者心目接受的郑樵的形象。 二、汉宋之学的门户之争与清代学者对郑樵的接受 郑樵的学术形象到了清中期，也就是乾隆、嘉庆时期，又开始有了新特点。学者们所接受的郑樵，受所崇尚的汉、宋治学不同路数的影响，此时开始呈现出两个极端。 早在明清之际，新的学风就已露出端倪，但尚未在社会形成气候。按照皮锡瑞的说法：“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23)直至清乾隆初年，虽专注训诂考据之风已闻嚆声，但总体取向上，仍基本依循明清之际以来崇经世、求义理、重博通、重史料考核的学术旧轨，也就是说当时还未出现汉、宋门户之争。这些折射于对郑樵的接受，在大多学者的叙述中，还大都相对正面。学者言及郑樵，每每会冠上“博洽之儒”“通儒”“良史”“负千载卓识”“灿然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等正面修辞。例如潘耒(1646-1708)为顾炎武《日知录》所作之序云：“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24)从潘耒这篇《序》可以看到，在清初士人心目中，郑樵与王应麟、魏了翁、马端临等宋元学者，都是属于“博极古今，通达治体”的通儒，而顾炎武之《日知录》，亦“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25) 与潘耒态度相同者，还可举出杭世骏(1695-1773)。杭氏生活之时，仍在清初经世实学转向乾嘉汉学的过渡阶段，故杭氏虽长于经史考证，但观念中尚无甚汉宋门户，折射于对郑樵的接受，则仍保持清初时的大致正面形象。今杭氏文集中收有《省试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总论》一文，其中论及郑樵《通志》，虽亦有批评，但仍称“若其贯串百代，综核异同，练氏族、校六书、正七音，删列史之荒芜，成六经之奥论，则自司马彪、沈约、魏收、于志宁以来一人而已”，指出：“总而论之，佑之识正，樵之学博，端临之所见者大……非《通志》无以刊隋以上之芜说累辞……凡此三书，鼎撑角立，废一不可，盖无待于赘述矣”。最终，其文总结曰：“宋人之功慎而密，岂独郑、马云乎哉？金华章俊卿之《山堂考索》，浚仪王伯厚之《玉海》，慈溪黄东发之《日钞》，强探而力索，博闻而多识，其于学也有可观焉”。(26)即所接受的郑樵及宋儒，其形象总体仍属正面。 据史载，杭氏曾于乾隆八年(1743)因对策议及“今上”用人“内满外汉”，触及到清廷敏感问题，遭革职外放处罚。故此次主考，只能是在此年之前。又杭氏在有限的宦程中，共任科考官两次：一次是在雍正十年(1732)，以举人充福建同考官；一次是在乾隆四年(1739)二月，任己未科会试同考官。也就是说，两次都是在汉宋门户尚未呈对立之时，其论自然也就与后来坚守汉学立场、贬抑宋学的学人有所不同。 关于乾隆最初几年的这种学风，还可以举出乾隆二年(1737)主讲江宁钟山书院的杨绳武制定的书院规约。该规约凡十一条：曰先励志，曰先立品，曰慎交游，曰勤学业，曰究经学，曰通史学，曰论古文源流，曰论诗赋派别，曰论制义得失，曰戒抄袭倩代，曰戒矜夸忌毁。其中“穷经学”曰：“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宋儒之学主义理，晋唐以来都承汉学，元明以后尤宗宋学，博综历代诸家之说，而以宋程朱诸大儒所尝治定者折中之，庶不囿乎一隅，亦无疑于歧路。”“通史学”曰：“要而论之，文笔之高，莫过于《史》《汉》，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马贵与，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纲目》。师子长、孟坚之笔，综渔仲、贵与之学，而折衷于朱子之论，则史家才学识三长无以复易矣。”(27) 从上述杭世骏、杨绳武的基本态度看，可知清初人对郑樵及宋儒的基本认识，应一直要沿续到乾隆初年。那时，虽士人因遭“夷”变“夏”的“夷夏”情结已日渐消磨，但汉宋学术门户间的芥蒂却还没有明朗，反映在治学上，士人大都还是依循“兼采”的旧途，例如姚际恒(1647—约1715)《诗经通论自序》在论及《诗序》即称：“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即汉儒、宋儒各有其弊。然而，“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28)随着专主训诂考据的汉学风盛，汉、宋门户渐深，遂渐渐影响到对于郑樵的接受。 关于清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因汉、宋治学理念而构成的门户畛域，今天已难理解，但当时的事实确实如此。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一涉及到学术，往往随便就引出了汉宋之间，性命义理与学术取向不同的问题，其积习之深，不仅惠栋(1697-1758)、戴震(1724-1777)、王鸣盛(1722-1797)、钱大昕(1728-1804)等考据名家如此，即使是一般士子的言谈，亦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例如，凌廷堪(1755-1809)在给谢启昆(1737-1802)一本与汉宋之学毫无关系的《西魏书》所作序即说：“夫班、马以降，纪载迭兴；自宋逮元，史法渐失。主文辞者其弊或至于空疏，寄褒贬者厥咎遂邻于僭妄，虽家自谓继龙门之轨，人自谓续麟经之笔，然求诸体例，寻其端委，罕有当焉”。(29)随口就牵引出汉宋门户的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是在汉学一边，而对宋儒之学则深不以为然。 受宋汉门户影响，尽管在治学路数上，郑樵与专主性命义理的宋儒并不尽同，但仍殃及到学人对他的接受。例如以考据见长，被后世称为有清“一代儒宗”的钱大昕，就不时在批评郑樵之时，连及对宋儒的批评。在一封给王鸣盛的书信中，其所谈回应的，本是王氏说他的一些研究于顾炎武、朱彝尊、胡渭、何焯等人的学术观点“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试诃前哲为咎”的问题，但钱大昕对这问题的回复，则于数语之后，竟笔锋一转，径直指向宋儒，曰绝“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进而又于文尾再次一转笔锋，指向郑樵曰：治学最忌者，乃“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30)在钱大昕看来，郑樵所代表的就是宋儒的学风，其学术表现为“好异而无识”。(31)而在对郑樵与宋儒的接受上，同为考据巨匠的王鸣盛，与钱大昕亦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皆站在汉学立场批评郑樵。例，其《蛾术编》卷五十七《说人》七“沈田子(沈)林子传”条有：“杭州卢绍弓来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传》，今《南史》无之，窃疑无此事，殆必(沈)约《(宋书)传》所附耳，予深恶郑樵之妄，于《通志》屏而不观，未知果若何”云。(32)总之，在乾嘉时期坚守汉学门户的学者看来，虽“杜佑《通典》马端临《通考》郑樵《通志》三书皆史志之总汇也”，但相较而言，“惟郑樵学识浅陋颇多纰缪”。(33) 关于汉宋门户于所接受之郑樵的影响，表现直接者，莫过于揭起皖派汉学旗帜的戴震与史家章学诚。据章学诚自述，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以后学再次往谒时号称汉学祭酒的戴震。这次章、戴会面，所讨论问题的中心，正是郑樵的《通志》。对此，章学诚后来回忆说：“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为不足深辨，置弗论也”。(34)至于戴震如何痛诋郑樵学术，章学诚并没有具体记载，但戴震于郑樵学问一贯不以为然确是事实，因为戴氏曾在其《续天文略》中讪笑郑樵曰：“盖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书，固不可阙而不载，是以徒袭旧史，未能择之精语之详也”。(35)此外，章学诚的回忆还谈到他对戴震诋毁郑樵的观点“颇有訾警”，并“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36)这里章学诚是怎么为郑樵辩护的，该文并没有详叙，但他的基本意见，大致还是可以在《文史通义·申郑》中一窥，《申郑》篇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杨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37) 这里，章学诚称：“郑樵生千载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其中亟言郑樵学术之长，而不以所谓汉学的追求为意。章氏为郑樵辩护的类似言论，亦在《答客问》《释通》诸篇中寻得踪迹。如《释通》即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世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38)其对郑樵的推崇不可谓不高。 戴、章二氏在郑樵的接受上之所以枘凿，根本在于对汉宋治学路径的认同不同。戴震如前揭，乃是张大汉学者，而章氏则力倡独断义理之学，自诩是宋明浙东学术传人，曾作《朱陆》合“道问学”与“尊德性”两途，而为宋明之学辩护。(39)称自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于自度也……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40)虽未见自称“宋学”“理学”，但不屑那些标榜“汉学”、专以训诂考据为能事的学者的态度则是显然。 清代中期因汉宋门户，抨击宋儒而连及批评郑樵的情况，应该相当普遍。即使是一般的学者，也往往于提及郑樵之时，牵连出汉宋学的问题。例如恽敬(1757-1817)就在与朋友的书信中批评郑樵“《通志》叙次《小戴记》，斥之曰身为赃吏，子为贼徒，而引《汉书·何武传》为证”，并力辨其非，称：“武非纵盗，则九江之子非盗党也，此盖汉法连坐，其子之宾客为群盗，故子系庐江，缘汉人市好客名，多通轻侠耳。渔仲斥之曰贼徒，如斥九江受赃失事实矣，可哂也!”而接下来却将笔锋一转，将矛头直指宋儒曰：“北宋以后，儒者喜刻深，而读书又不循始终，即妄为新论，专以决剔前人瑕累为快……如后此有数十年暇日，当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渔仲诸人陷溺昔儒，诖误后学也”。(41)将郑樵的形象与对宋儒宋学的认知叠加到了一起。又如纪昀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的《通志》提要，也是在历数《通志》种种编纂不当后，评之曰：“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42)同样是将郑樵的学术认知，扯上汉宋学的门户。 除一般性学术问题外，由于清中期兴盛的考据主要围绕着经学展开，所以在对郑樵的学术问题中，值得专门提出的，是有关《毛诗序》的问题。 《毛诗序》又简称《诗序》，关于它的作者及内容，自汉晋以来一直有所争议，到了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反《诗序》的声音越来越大，北宋时还是怀疑，到了南宋竟直接被一些学者所抛弃。在这中间，郑樵的《诗辨妄》对《诗序》的诘难影响最大。此后，其观点先后受到程大昌、王柏、王质及朱熹等学者的接受与发挥。尤其是朱熹所作《诗序辨说》，因附在被统治者用来作取士标准的《诗集传》之后， 社会影响极大。然而到了清代，随着标榜汉学反对宋学之风起，一股非难郑樵、朱熹之说，回复到毛、郑《传》《笺》之旧的思潮兴起，于是，有关《诗序》的辩论也就成了评价郑樵的一个热点。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郑樵《尔雅注》提要曰：“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徼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42)乾隆间进士范家相，也是站在汉学立场，指斥郑樵等宋人《诗》学研究之弊云：“郑渔仲讥汉人讲《诗》，专以义理相传，而《诗》之本以失。予谓宋儒传经，专以义理上薄汉唐。樵正如是而反贬汉人，何耶？汉之传笺训故，诚不免于穿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失《诗》之本也，以义理空为臆度，则考据失而诗之本益离”。(44) 此外，除学术立场与对郑樵接受的复杂性外，我们也注意到了郑樵接受史中的历史因素。由于义理阐发与经义文字的训诂考据本是密切联系的两面，而人作为追求意义的动物，单纯的训诂考据并不能满足人们对追求义理的心理诉求，惟因如此，即使是在考据最盛之时，一些有思想的考据大家，如戴震等，仍难掩其内在的对于义理追求的冲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嘉庆后期，一些学者的治学，逐渐开始出现不拘汉宋门户的取向，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学术变化的代表，莫过于提出“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观点的阮元(1764-1849)。阮元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消。”(45)其时，阮氏以朝廷大员兼学林领袖而倡言汉宋兼综，学界风气亦随之丕变。(46)于是于郑樵的接受，也就有了新的取向。例如其时的目录学家，曾就学阮元，入诂经精舍参与修辑《经籍籑诂》的周中孚(1768-1831)，即有“就唐以前言之，若必欲合数代为史，方成著作，然则亦当弃‘十七史’，而独尊郑樵《通志》矣”之说。(47) 当然，当揭示汉宋门户与对郑樵的接受之联系时，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考据之风最盛、汉宋门户最被强调的乾嘉时期，亦有一些学者在接受郑樵之时，并没有像那些执着“汉学”尺度的学者那样，将对郑樵的评价牵强地与“宋学”相系，而是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立场认识和评述郑樵。如乾隆年间的金石考据大家王昶(1725-1806)，其《示長沙弟子唐業敬》，不仅在经学研究上肯定宋明学者的价值，亦于史学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通考》王圻《续通考》，此汇史志而成者，千古天文、地理，以及民生国计，因革利弊，皆在于是，不读此不足成经世大儒”。(48)至于一些不以考据相高的文士，对郑樵的接受，则从言论中也看不出什么汉宋门户之争的影响，如戏曲家李调元(1734-1803)，言及郑樵，甚至将之与程朱并称曰：“莆田郑樵在渔仲为宋名儒，其著作与程朱诸人相辉映”。(49) 三、清廷建构的郑樵形象与地方视域中的郑樵 言及清中期这种不拘汉宋门户的接受郑樵的学术取向，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方面，这就是清朝廷。作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清廷，对于社会的导向，其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清廷接受郑樵的形象，明显涂有试图超越汉、宋学门户的官方色彩。从明朝末年开始，国家的意识形态，实际面临着两层重建：一方面，是面临着如何重建因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冲击而瓦解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改变士人追求思想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又必须回应极端的王学流行而导致的社会反智倾向，回应明末出现的反反智主义的实学思潮。这两个方面，也是与清廷“以夷入夏”后，如何获取认同及合法性这个重大问题有联系的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超然于学术门户的汉宋之争，在以各种方式强化理学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宣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50)的同时，亦对明末以来士人对于知识追求而发展起来的经典考据不置可否，甚至自己亦以博学自炫，以编纂各种大型史著以及类书、丛书等，达到强化其中华文脉承继者的地位。以这样的姿态所接受的郑樵，自然会不同于那些坚守汉宋门户的学者。关于清廷接受的郑樵的形象，最直接的体现是《通志》的校勘出版。 据《国朝宫史》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在完成校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后，乾隆帝又“命经史馆诸臣校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认为“汲古者并称‘三通’，该学博闻之士所必资”。(51)其中具体到郑樵《通志》，乾隆不仅在重刻《通典》序中有过比较，认为郑樵学术的特点，是“主于考订，故旁及细微”外，更在重刻《通志》序中说：“宋郑樵氏以闳通之学，思欲极古今之变，会通于一”。其“所撰二十略者，包罗天人，错综政典，该括名物，上下数千年，首尾相属，用功亦良勤矣”。与此同时，乾隆帝亦指出郑樵学术的不足，认为“不能为之讳”，最后议论曰：“夫博物洽闻之士，殚毕生之精力，从容几研，囊括贯串，勒为成书，宜其援据精而条理密，顾纪事纂言，尚不免于纰缪，若此岂非所谓多而不能无失者欤？而况设局分曹，成于众手，动淹岁序，举后忘前，亥豕鲁鱼，触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惧也乎？”(52)即将郑樵《通志》的疏漏，归之于著述之难。 乾隆帝这种以统治者立场超越汉宋门户的对郑樵的评议，也为官方接受的郑樵的基本形象定下了调子，决定了一般官方对郑樵的解读，不管具体著作的撰述者之学术倾向的是汉、宋哪家立场。例如，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的纪昀晓岚，虽所学本在宗汉儒，长考证。但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提要，尽管历数《通志》诸略编纂不当和抄袭疏略，极言：“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但于最后，仍不得不依照乾隆帝定下的调门称：“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容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纲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称郑樵“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云。(53)完全是按照乾隆帝的口吻，将郑樵的疏漏归因于著述之难。 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接受的郑樵的学术形象，除代表朝廷立场的官修史书外，也直接决定清廷了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这里可以举出吴省钦(1729-1803)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西乡试的策问为例。该策问第二问史学曰： 问自古载籍极博，诸史而外，足以备历朝之掌故，括百氏之源流，大而制度典章，细而名物、象数，综甄毕具者，大要莫如《三通》。名为“通”何与？……斯三者增损因革分门果何似与？……我皇上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特命词臣校正《三通》，并续成《通考》。近复勅《通典》《通志》一体开馆续修，甚盛典也。诸生涵泳圣涯，他日皆有珥笔编摩之任，其以素所研辨者，剖析言之毋隐。(54) 如果说，上述这些相对正面的郑樵形象，还是朝廷官方给与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多少有些不那么情愿，如崇奉汉学的纪昀。但是，在郑樵家乡的士人那里，其所接受的郑樵，就完全是另一番面目了。这里且不说地方史叙述中的郑樵形象，仅就一般士人的认识而言试举几个例子。 其例一：约乾隆十五年年前后仍在世的福建闽县人郭起元，有《介石集》传世，其中有《莆中使院徐星友约同访夹漈草堂不果怅然有作》一诗曰：“曩哲垂绪言，由博斯返约；目不穷万卷，奚称道问学？莆中郑渔仲，古今罗槖籥；缉成通典书，儒者资考索；挽近学术陋，见闻日浅薄……此地夹漈乡，瓣香欣有托……”(55) 其例二：有福建侯官人陈寿祺(1771-1834)，虽曾师事阮元，且与钱大昕、段玉裁等朴学大师往来，治经一取汉学之径，然言及乡贤，亦改口吻曰：“吾乡自宋以来，学者奉朱子为大师，百世无异议。如吴才老之于《尚书》，陈用之、晋之之于《礼》《乐》，黄文肃、敖君善之于《仪礼》，苏魏公之于律算，郑渔仲之于《通志》，陈季立之于《诗》音，黄漳浦、何元子之于古《易》，皆渊综闳眇，负千载卓絶之识”。(56) 郑樵接受者的地方主义立场，亦影响到曾在福建地方任官的官员。例如彭蕴章(1792-1862)，其籍虽是江苏长洲，但因曾任福建学政，故论及学术，也说“闽故多理学经术之士，晦翁、渔仲、高翥，千秋漳浦、安溪，羽仪近代，宜其操行卓绝，表峻节于崇山，汲古渊深，挹洪波于沧海。乃迩日士林渐少根柢，以予按试所至，词赋不乏可观，而说经之士寥寥焉。至于励儒行，矜名节，嗣先贤之芳躅，矫末俗之浇风者，犹时或遇之，以此叹前贤之流泽长也”。(57)可见地域在人物品评中的间接影响，对于郑樵的接受与形象塑造，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们分析郑樵学术接受史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页。 ②(元)欧阳玄：《欧阳玄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页。 ③(元)梁益：《诗传旁通》卷十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④⑤(元)梁益：《诗传旁通》卷十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263页。 ⑥(明)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页。 ⑦《四库总目提要》卷七十，史部地理类八“杂记之属”，《江汉丛谈》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26-627页。 ⑧《游洋志》撰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县不久，原仅有残缺抄本，并未雕校印行。1936年，游洋人张国枢据家藏抄本补缀付梓，改称《福建兴化县志》。1999年，地方志编委会又以《游洋志》之名作为内部图书非正式出版了蔡金耀校订本。 ⑨(明)周华：《游洋志》，蔡金耀点校、莆田地方志编委会1999年内部出版本，第77页。 ⑩(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1《郑樵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11)《宋史》卷436《郑樵传》：“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祕书省繙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 (12)在此之前所修相关志书，可参见《重刊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蔡金耀点校前言。 (13)(明)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7页。 (14)(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六六，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15)《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传记类存目四”《东越文苑》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562页。 (16)(17)(明)陈鸣鹤：《东越文苑》卷三，《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第81册福建卷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第79-80、79-80页。 (18)(21)(22)(明)陈子龙：《陈子龙全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1113、1112-1113、1113页。 (19)《明史》卷二五二《杨昌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25页。 (20)(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明末书生误国”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6页 (23)(28)(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341页。 (24)(25)(清)潘耒：《日知录序》，《日知录》卷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6)(清)杭世骏：《杭世骏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册，第326-328页。关于杭氏第一次充福建同考官之事，杭氏《榕城诗话序》“壬子之岁，余以试举人入闽”句可证(见前引《杭世骏集》第1321页)。第二次任己未科会试同考官事，参见嘉庆四年刻本《清秘述闻》卷十五。 (27)(清)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昭代丛书》辛集别编之卷十六，世善堂藏版。 (29)(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7页。 (30)(清)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 (31)(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余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32)(清)王鸣盛：《蛾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3页。 (33)(清)洪颐煊：《筠轩文钞》卷二，民国二十三年邃雅斋丛书本。 (34)(3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上》，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464、470页。 (35)(清)戴震：《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四册，第34页。 (3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申郑》，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第463-464页。按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较此本于“不善作雕虫篆刻耶”与“夫史迁绝学”之间，多“某君治是书也，援据不可谓不精，考求不可谓不当，以此羽翼《通志》，为郑氏功臣可也。叙例文中，反唇相讥，攻击作者，不遗余力，则未悉古人著述之义，而不能不牵于习俗猥琐之见者也”70余字。 (3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6页。 (39)《朱陆》：“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又按：关于戴震与章学诚二人之间学术观点分歧的公案，详参(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而此书在国内亦曾出版有多个版本。 (40)(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41)(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与宋于廷书》，四部丛刊景清同治本。按：凌扬藻(1760-1845)《蠡勺编》卷二十一有“《通志》”一条，亦全录此文。 (42)《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郑樵《通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8-449页。 (43)《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郑樵《尔雅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9页。 (44)(清)范家相：《诗瀋》卷二“集传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0年影印版，第88册第614页。 (45)(清)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151页。 (46)(民国)徐世昌《清儒学案·心巢学案》有总结清代学术语，称：“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学者不乏其人”。(见中国书店影印本《清儒学案》册4第336页。)。按时持此说者颇多，如平湖朱壬林(1780-1859)即云：“汉学、宋学，不宜偏重，学以穷经求道，一而已矣，本无所谓汉宋之分。”(《小云庐晚学文稿》卷二《与顾访溪徵君书》)；安徽胡承珙(1776-1832)亦有“治经无训诂、义理之界，为学欲无汉宋之分”说(《永是堂诗文集》卷四)。 (47)(清)周中孚：《郑堂札记》卷三，清光绪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 (48)(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9页。 (49)(清)李调元：《童山集》文集卷十三“郑夹漈遗集跋”，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50)(朝)朴趾源：《热河日纪》卷四《审势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51)(52)(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国朝宫史》卷三十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71、672-673页。 (53)《四库全书总目》卷50郑樵《通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9页。纪昀这种接受郑樵的取向，也是迎合清廷统治者超然汉宋门户的意识形态要求，例如《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在评议汉宋学术时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内心虽倾向汉学，但在官修书籍时却显出蛇鼠两端、闪烁其辞的表述。 (54)(清)吴省钦《白华前稿》卷二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册387页。 (55)(清)郭起元：《介石堂集》诗集卷七《莆中使院徐星友约同访夹漈草堂不果怅然有作》，清乾隆刻本。 (56)(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九《乡贡士·海何君墓志铭》清刻本。 (57)(清)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六《虚谷文集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册6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