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引自中华古籍网 网址链接：http://www.guji.cn/web/c_00000008/d_18052.htm 迄止当代，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异地分隔的人们，沟通信息和传达意见的主要手段一直是书信。书信超越空间，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又超越了时间，维持了人们的联系。范仲淹就对书信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频得音书似不遥”（《范文正公集》卷四《依韵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书信作为人们交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普遍应用于公私场域。因而，前人遗留下来的书信也为学术研究者所瞩目。 书信之中，包含有丰富的史料，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乃至个人心曲，涵盖面极为广阔，是文史研究的宝贵资源。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更为研究者所珍视，在研究中被广泛利用。近年以来，以书信为载体的研究尤为受到超越国界的重视。几年前，笔者曾在牛津大学参加过一个题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精英的交流：以书信与笔记作为研究材料”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不仅讨论了以中国宋代为主的知识人书信往来，还介绍了欧洲中世纪的书信交流。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再度认识到书信之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参见拙文《牛津大学〈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精英的交流：以书信与笔记作为研究材料〉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参加记》（《国际汉学通讯》第9期，2014年）。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利用书信进行研究，首先要有书信这样的研究材料。这一点自不待言。虽说古代文人有将书信作为自己的作品收录于个人文集中的习惯，但是这些文集有很多并未重新整理出版，不便利用；且收录于文集中的信件出于各种因素并不完整，存在许多阙佚，这也影响到利用。有鉴于此，不少研究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辛勤地做了一些基础性的整理工作。比如文集点校、编年等，为利用书信进行研究初步地廓清了一些障碍。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还有更为细致的资料梳理。 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是继往开来的学术坐标。朱熹除了有丰富著作存世之外，遗留下来的大量书信也构成了他学术大厦的一个支柱。因此对朱熹书信的研究整理也一直为学界所重。迄今为止，已有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和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这样的基础工作，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近日讲学沪上，获赠顾宏义教授《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欣喜朱熹书信研究整理又结硕果。 顾宏义教授所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皇皇6厚册，多达200万字,2017年底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朱子学文献大系·朱子学史专题研究”系列之一推出问世。古籍整理常常见到重复整理出版，并且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前面提及，对于朱熹的书信整理研究，已有陈来、束景南两位权威学者的出色成果在，那么，顾宏义教授这部《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是不是也属于“炒冷饭”式的重复出版呢？非也。 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便可明了。就拿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来说，对于朱熹书信编年考证做得已经颇为扎实。不过，此作仅仅是就朱熹书信本身进行的梳理、编年以及考证。就收录的书信本身来说，跟存在于文人别集中的书信并无二致。我们读别集中的古人书信，常常有一种“夫子自道”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是因为文集收录的往往只是寄信人本人的书信，这只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读者阅读这些信件时，其实很想知道收信人是如何对应、如何反应的。遗憾的是，这种信息的反馈在多数文人别集中是看不到的。我们留意一下顾宏义教授这部大著书名中的表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我认为顾氏此著区别于既有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往还”二字之中。就是说，此著不仅像既有的整理那样收录了朱熹的书信，还收录了众多师友门人写给朱熹的书信。这样便使一部分书信有了一往一还，构成了全息镜像。 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宋代的士人、士大夫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美国哈佛大学包彼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就主要着眼于这样的人际网络关系。朱熹作为当时的闻人，与各色人等有着广泛的交往。据考证，从朱熹进士登科的前一年绍兴十七年（1147）到去世的庆元六年（1200），与朱熹有着书信往来的多达530余人。在资讯远不如今天发达的十二世纪，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人际交往网络。研究朱熹其人，研究朱熹的社会活动，研究朱熹的思想、学术，这些往还的书信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宝贵存在。 迄今为止，对朱熹交游的研究，还仅仅停留于个案研究的层面。而顾氏这部《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则为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源。 当然，近千年的岁月，让文献有了不少散佚残缺，朱熹与530余人的书信往复已经难以全部一一对应目睹。不过顾氏此著已经竭其全力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此著收录朱熹的信札计2580余通，他人致朱熹的书札计370余通。这里包括了编撰者顾氏爬梳文献辛苦搜集到的集外佚文和残篇断简。仅就朱熹的书信来说，在收录数量上业已超过了上述现有的研究著述。尽管时至今日各种数据库、电子版的出现，让文献的搜集已经变得相当便利，但考索、辨析还需要手工操作。说顾氏做得辛苦，是说他在搜集集外佚文和残篇断简时，不仅停留于朱熹与当时交往之人的著述，诸如记文、序跋、碑传志文等所收录的文字，还把射程指向了元、明人的著述，从中辑录出不少资料。除了呈现书信往还的全息影像，一个相对的“全”字，当是对顾氏此作的第二个概括。 辛勤辑录出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这是干货，是构成这部巨制的基础，但仅仅停留于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搜集到的书札进行考释、辨伪和编年。相对于辛苦收集，这项作业则是更显功力。几近机械式的收集可见“勤”，考释、辨伪和编年则见“思”。 无论是集内书札，还是集外佚文，顾氏对每一篇书信都施以考辨系年。此处仅举一例。第1935页对朱熹《答吕子约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考辨按语云： 按，书中言及“恰写至此，忽报已有农簿之命，此亦可喜”。《宋史》卷四五五本传云吕祖俭“除司农簿，已而乞补外，通判台州”。据《赤城志》卷一〇，吕祖俭于绍熙四年六月赴台州通判任，十一月除太府丞。故推知吕祖俭除司农簿在绍熙三年中，则本书当撰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是我随机从书中拈出的一则考辨。这一则考辨从书中云“农簿之命”的线索入手，通过《宋史》本传查检到吕祖俭除司农簿后请求补外而通判台州的事实，又通过《赤城志》的记载，吕祖俭在绍熙四年六月赴任，当年十一月除太府丞。由于考证清楚了时间下限，所以便可以确定这通书信所记“十一月二十七日”只能是绍熙三年，从而落实了确凿的系年。如果我们只是就一个小问题作这样的考证还不足为奇。作者是把将近三千通书信篇篇都如是作了考辨，其功力和毅力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对书信进行考辨时，可以明确系年者则下断语，难以明确系年者，即使是既有的研究已经做出了系年，作者亦未曲从，多数亦“待考”的表达来存疑。如第1158页朱熹《答江德功默》的按语，作者云：“按，本书乃答《论语》问，撰时不详。《书信编年》系于淳熙元年，待考。”于此备见作者的严谨与审慎。 然而，如果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既有研究不确之处，作者认真地表明自己的意见，予以指正。如第2718页朱熹《与王尚书佐》的考辨中，就指出： 又按：本书中云“蒿殡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之“三十年”乃属约数。《书信编年》《年谱长编》卷上因此“三十年”而定本书撰于淳熙元年者，不确。 除了对两部著名的朱熹书信系年的著作偶有正误之外，其他有关研究如有不确，作者也予以了纠正。如第1856页陆九渊《与朱元晦》的按语云：“书中所谓‘外台之除’，指淳熙十六年八月间宋廷授朱熹江东路转运使。……陈荣捷《朱陆通讯详述》系本书于淳熙十四年朱熹辞免江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时，不确。”作者涉猎之广，考辨之精，不仅使人折服，并且这样的考辨为准确研究朱熹的交游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不仅每通书信附以系年考辨，对于所收录与朱熹通信的致信人，无论有名与否，顾氏均钩玄索隐，在首通信件之前立有小传。此处仅择一较为简短的小传为例。第3603页周介小传云： 周介，字叔谨，初姓叶，字公谨，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尝从东莱吕先生、晦庵朱先生学。刘宰《漫塘集》卷三《汤贡士行述》。 小传基本节引原始资料之语言，不加撰者本人褒贬，且于传后注有文献出处，以示征信。此外，书后所附的征引书目不仅是撰者字字艰辛的写照，之于读者，还是一篇文献目录学的导读。而书后所编制的详细的人名索引，又使这部大书活了起来，不再艰于检索。 相信这部翔实可信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问世，不仅有助于研究朱熹的交游，并且对于朱熹所处时代士人圈的诸多面相可以获得清晰的解读。以朱熹为中心，那一时代的士人、士大夫，不仅志于得君行道，更注重移风易俗，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发掘经典的时代意义，建构道学体系，力行儒学的民间教化。通过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我们可以寻觅出自南宋发轫，立足于江南宋元社会转型的轨迹。宋元变革，朱熹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朱熹及其师友的道学建构，又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理论资源。可以这样说，顾宏义教授的这部《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朱熹及其师友，这是一个时代的剖面，研究南宋中期以后的文化与历史，从资料汇编中读出思想，读出社会，我相信这部书会日益显示出其常读常新的价值。 顾宏义教授是宋史学界少有的以文献入手从事研究的学者。其立论之坚实自是源于文献的根底。《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之撰，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基础性作业。在此基础上起跳，无疑会有更大的飞跃。书中的内容有我熟悉的部分，比如在朱熹与周必大的通信中，讨论范仲淹和吕夷简是否解仇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当年我撰写《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历史研究》第1期2013年3月）时，完全是手工作业，当时如果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无疑会省时省力良多。举这个例子，是说这部书的问世，为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翻阅这部大书，也略感缺憾。就撰者宏义教授而言，此书除了正文作者小传和书信考辨系年之外，仅有编例一篇，对本书的编撰加以说明，并无序跋。相信宏义教授在编撰过程中，头脑曾产生过许多相关的问题意识，却没有付诸笔端，此是一憾。至于二憾，则是就本书的版面设计而言。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本身与宏义教授撰写的小传以及每篇书信之后的考辨系年，本当以不同字号或字体加以区别，但现在通作一体，阅读之时，颇费辨识之力。以上二者诚为美中不足，白玉微瑕，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够得以修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