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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6日22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繁荣景象。首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历史研究者的思想，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实现了科学转型。其次，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研究领域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研究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完善。再次，中国近代史研究日益精细化，对历史细节的深入发掘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发展，这场伟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将越来越清晰。改革开放的春风所过之处，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与这场伟大革命相适应，中国近代史研究也经历了重要转型，呈现繁荣景象，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思想动力。 在解放思想中实现科学转型 与中国古代史相比，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然而，由于它与当代社会在时间与发展进程上紧密相连，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完成奠基，并日益发展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客观地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并非人为推动的结果，实际上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对认识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深刻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 社会发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需求，成为学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其利弊则兼而有之。一方面，社会需求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命题、提供了机遇，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又蕴含着工具性要求，这又让中国近代史研究承载了过多的期待，使研究容易出现僵化、绝对化倾向，甚至失去科学性。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文革”中，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历史研究者的思想，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一切史学结论都必须是史学研究的结果，评判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必须从史实出发，这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同时，在打开国门之后，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摒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发展的多重面相被揭示出来。 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历史上延续不断的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三大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无疑非常重要，需要不断深化研究，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既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人民为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进行的努力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大大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使研究者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而不是停留于简单叙述，从而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也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比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困境中崛起？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优势，为何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就走向败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近的深入研究，显然比以往的简单化叙述更具深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总之，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使研究者进一步树立了科学精神，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实现了科学转型。 在拓展领域中完善学科体系 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何为中国近代史？换言之，中国近代史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1840年至1919年的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作为主要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 然而，这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中国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初史。而且，许多学者认为，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妥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结束时间的传统认识，把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把1840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对此已有明确界定。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不仅体现在时限上，更体现在领域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变得更为广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研究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迭出；原先基础较为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以往几近空白的商会史、城市史、人口史、灾荒史、医疗史、观念史、阅读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在传统研究领域经历着知识更新、不断深化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区域研究的繁荣与国际视野的强化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向下和向上两个不同方向的努力。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巨大，大力推进区域研究是细化和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对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秩序大变动中进行的，其挫折和成功与相关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脱离世界看中国，难免产生偏颇与迷思。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也形成了健康理性的心态。 历史研究者不再以戒惧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2015年，中国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百年来这一国际史学盛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拓宽了研究者的眼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在精耕细作中提高研究水平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在学科体系日益完善上，而且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日益深化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步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对历史细节的深入发掘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40年来，中国近代史各个研究领域都通过精耕细作不断更正一些史实和认识。事实上，也唯有进行精细化研究，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才能把握真实的历史大局、发现真正的历史。 随着精细化研究的推进，中国近代史各个研究领域皆有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面世。这些研究成果或填补空白，或修正旧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发展图景。精细化研究之所以能不断推进，不仅得益于研究者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还得益于研究者对各类官、私史料的大力发掘，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氛围，得益于平等的学术争鸣。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受惠于改革开放，而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又溢出学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上的一些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 这种影响有的很快显现，有的则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成为社会共识。实践表明，正确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理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始终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站到一个新的高峰上。过去的40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这是有形的；而且体现为思想的解放使研究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从事研究，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学术对话，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