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驿传体系，或称驿传系统、邮驿系统，指官方设置的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水驿，是驿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设置于水路航道，以船为交通工具，故有别于设置于陆路、以马为交通工具的马驿。水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水驿指包括水路驿站及其所依托的水路航道在内的水上驿传系统；狭义的水驿仅指水路驿站。水驿字样较早出现于唐代，据《唐六典》记载：“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驿传规模宏大。此后，水驿历代皆有设置。宋置有水递铺，转递“公文书信、粮纲瞻军米粮与什物以及官人公干与行旅之津遣”。据元《经世大典·站赤篇》载，元代共设站1496所，其中水站有424所，其余为陆站(含牛站、狗站)。明代“凡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清代东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设水驿，如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水路四通八达，均设船以供差使。 关于邮驿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邮驿发展历程与区域邮驿方面。有关邮驿发展历程的考察，主要梳理驿传系统的产生、发展、演变脉络及不同历史时期邮驿发展的特征，阐述驿传系统的功能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赵效宣、杨正泰、张燕清等学者对水驿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尚未有专门的水驿研究。另外，区域邮驿史研究集中于清代边疆地区邮驿的考察，呈现出以东北为起点沿逆时针方向至福建、山东的邮驿体系均有涉及的特点。大部分学者致力于对边疆地区驿传系统建设及其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地区开发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进行研究，尤以清朝北部边疆邮驿体系的论述所占份额为重。对于江南地区邮驿体系的专论却尚未见诸笔端，对江南地区的水驿则更少有问津，这与清代东南之地遍设水驿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本文将以清代江南地区为考察区域，拟从该地区水驿的设置、分布格局与功能着手，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析。 二、江南水驿设置 水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论述清代江南地区水驿的设置时，笔者将水路航道这一水路驿站所依托的道路亦考虑在内，目的在于展现一个较为完整的水驿系统。水驿以船为交通工具，故某个驿站是否为水驿，关键在于其是否有驿船、水手和水驿夫设置。本文所谓江南地区，指清代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等八府及其所属州县，而非清代江南省所辖江苏省与安徽省。但因松江府“国朝以郡治僻左不设驿”，且清王朝在江南地区添设水驿时，松江府“额马无多照旧存留应付，不必更议造船”，故根据实际情况，本文所涉及的江南地区实为除松江府外的其他七府。 (一)江宁府及属县水驿 上元县江东驿。《大清会典事例》载：“江宁府上元县江东驿，宣楼船四十三只，水手四百三十名。”据此驿船与水手数目，可判定江东驿为水驿。 龙江驿，为上元县、江宁县合管。据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载：“上元、江宁合管龙江水驿在县北十五里，原设水夫一百名，系龙江关税课大使兼理，雍正四年(1726)裁减夫二十名，乾隆二十一年(1756)裁拨龙潭驿夫二十名。今现设水夫六十名。”又据《读史方舆纪要》载：“龙江驿在金川门外十五里大江边，舟楫辐辏于此，为南北津要。”因此，龙江驿确为水驿。 江宁县大胜驿。据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原设站船二十只，水手七十名。后于题明请将等事案内裁减船五只，水手十五名。今现设站船十五只，水手五十五名；苫盖银五十一两五钱。”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亦载：“大胜水驿，在县西南三十里。原设站船二十只，水手七十名，系关大使兼理，乾隆二十一年归县分管，设船十三只，水手四十九名，乾隆五十六年全行裁汰。”由此可以确定，大胜驿为水驿。 句容县龙潭驿。乾隆《句容县志》载：“水马驿，在县北七十里琅琊乡龙潭镇……即今龙潭驿也。”该县志亦有“龙潭水马驿驿丞一员”的记载。光绪《续纂句容县志》亦称：“水马驿在龙潭镇。”龙潭驿既然是水马驿，当然也是水驿。 (二)镇江府及属县水驿 丹徒县京口驿。嘉庆《重修一统志》载：“京口驿在丹徒县，城西，临河。”另据乾隆《江南通志》载：“今现设快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乾隆《镇江府志》亦载：“京口驿站船一十五只。实造十只，以乾、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信为号。”光绪《丹徒县志》亦描述：“京口驿在大西门外北首，旧制滨河朝西，大石码头一座，左右小码头二座”，另有“飞捷快船十只，水手六十名”的记载。京口驿，确为水驿。 丹阳县云阳驿。据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快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兹据光绪《重修丹阳县志》记载以为旁证：“驿馆旧在东门内临河，后以官舫不时至驿，水关夜不得扃。乾隆初年改迁大南门外河干”，“原额站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原编修船银九十九两，定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云阳驿，确为水驿。 (三)常州府及属县水驿 武进县毗陵驿。康熙《常州府志》载：“武进县毗陵驿，走递水夫工食银三千四百五十六两，快船水手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快船岁修银九十九两。”走递水夫、快船水手、修船银，皆为水驿设施，可推断毗陵驿为水驿。再引乾隆《武进县志》相关记载以为佐证：“额站船十五只，每船水手三名。”另有记载：“额设站船一十五只，每船水手三名，共四十五名。” 无锡县锡山水马驿。康熙《常州府志》载：“无锡县锡山驿，走递水夫工食银三千一百六十八两，快船水手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快船岁修银九十九两。”可知锡山驿为水驿。再引乾隆《江南通志》相关记载以为佐证：“今现设快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 (四)苏州府及属县水驿 姑苏驿。据乾隆《江南通志》载：“今现设快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修船银九十九两。”由此可见，姑苏驿为水驿。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相关内容同样可引以为旁证：“姑苏水马驿在吴县胥门外”，“姑苏水马驿在吴县胥门外”。因此，姑苏驿为水马驿无疑，当然亦为水驿。关于姑苏驿，该驿位于吴县已非常确切，然而《大清会典则例》与《大清会典事例》皆记为元和县姑苏驿，此与乾隆十九年划姑苏驿归元和县管理有关。乾隆十九年后，姑苏驿以位置言在吴县，以管理论则归元和县。 吴江县平望驿。据乾隆《江南通志》载：“今现设快船十五只，水手四十五名，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修船银九十九两。”此条可证平望驿亦为水驿。再引同治《苏州府志》相关内容为佐证：“平望水马驿旧无水站，在本镇，去县南四十五里，西至南浔五十余里与乌程县分界。国朝顺治六年(1649)知县李德渟移至东门外长桥垂虹亭，兼水马如旧”。因此，吴江县平望驿亦为水马驿，故其当属水驿证据确凿。 (五)嘉兴府及属县水驿 西水驿，为嘉兴县、秀水县共有之驿。光绪《嘉兴府志》言：该驿“座站仙船一十二只，船头水手六十一名，共工食银四百五十两，遇闰加银三十七两五钱。修造船料银六百八十六两四钱一分九厘九毫九丝七忽”。另记载曰：“今西水驿座站仙船一十二只，船头水手六十一名。”由此可知西水驿为水驿。再录《大清会典事例》“西水驿”条以为佐证：“西水驿，船十一只，水手四十八名”。 石门县皂林驿。《使琉球记》曰：“初十日壬辰，阴，风逆。行五十里，泊石门县皂林驿。”使船泊石门县皂林驿，即该驿为水驿凭证。光绪《桐乡县志》载：“现今铺屋久废，铺兵亦俱裁撤。所有本邑往来公文皆由县中粮差一百二人轮，每五日为一班，承发公文一角，出费二十八文，上送嘉兴西水驿，下送石门皂林驿，交航递送，每次航资百文”。既然往来公文上送至嘉兴西水驿，下送到石门皂林驿，且递送方式为“交航递送”，也佐证皂林驿为水驿。 (六)湖州府及属县水驿 乌程县苕溪驿，为湖州府仅有之水驿。在湖州府及属县地方志书中，只有乾隆《乌程县志》记载：“苕溪驿旧在定安门外，本朝康熙十八年裁并乌程县”。另有《大清会典则例》记载：“苕溪驿头号船、仙船各一，修造工料均与吴山驿同。”由此可证苕溪驿为水驿。《大清会典事例》亦可佐证该驿为水驿：“苕溪驿船二只，水驿夫四十名。” (七)杭州府及属县水驿 钱塘县武林驿。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今运河由杭州府之武林驿，又北历湖州府德清县东三十里，旧湖州运道，由德清而东从合于运河。”雍正《浙江通志》亦载：“浙江运道由杭州府之武林驿，北历湖州府德清县东三十里，凡百二十里而达嘉兴府石门县，又东北历桐乡县北八里，凡八十里而经府城，西绕城而北又六十里而接江南苏州府吴江县之运河。”由上可知，武林驿为水驿。 钱塘县浙江驿。康熙《钱塘县志》载：“在县南十里，濒江龙山闸左”。乾隆《杭州府志》载：“浙江驿，站船七只，修造银一百两，船头水手四十二名，每名七两二钱，银三百二两四钱。座仙船下河听差出江家伙，银三百一十八两。”可知浙江驿为水驿。又《大清会典事例》载：“船六只，水手三十六名。水驿夫一百六十名。”亦可兹证。 仁和县吴山驿。康熙《仁和县志》仅记该驿“在武林门侧”。乾隆《杭州府志》对吴山驿之记载曰：“吴山驿袍船修造银五百八十两，座船修造银一千二十四两二钱七分八厘二毫，听差座仙船工食银五百七十九两六钱。吴山驿座仙船一十七只，修造银一百五十一两一忽。都字号座船二只，船头水手二十八名，每名七两二钱，银二百一两六钱。听差座仙船一十五只，船头水手六十六名，每名七两二钱，银四百七十五两二钱。”由此可知，吴山驿为水驿。又《大清会典事例》可以为佐证：“吴山驿，船十只，水手三十四名。水驿夫三百十九名。” 富阳县会江驿。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会江驿在富阳县观山东，以据闽广江浙之会故名。”乾隆《杭州府志》载：“康熙八年裁驿站会江驿站船修造银二十五两八钱七分六厘七毫二丝一忽。”另载：“康熙八年裁会江驿小船夫银八十六两四钱。”又《使琉球记》载：“十八日(庚子)，微雨，风顺。乘早潮，行四十里；卯刻，至富阳县会江驿，不泊。”由此可确定会江驿为水驿。 以上根据有清一代相关政书、地方志及一些文人著述，梳理了江南地区七府及属县水驿(含水马驿)的设置情况。江南地区水驿设置，或紧邻河道干道，或为水陆交冲，或于河流交汇之处。若将这些分散于各府县的水驿进行整体考察，会发现江南地区水驿呈点状分布，而能够将其进行勾连的便是贯穿该地区全境的水驿驿路。 三、水驿分布格局 水驿驿路将江南地区呈点状分布的各水驿连为一体，两站水驿之间的驿路路程不仅可以明示各水驿之间的位置关系，也明晰了水驿得以运行的驿路走向。因此，梳理江南地区各水驿之具体方位、驿路路程与驿路走向，能够进一步勾勒清代江南地区水驿的分布格局。 (一)大胜驿至京口驿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载，大胜驿至京口驿共5驿，驿路里程为205里，分别是大胜驿至龙江驿45里，龙江驿至江东驿30里，江东驿至龙潭驿80里，龙潭驿至京口驿50里。 (二)京口驿至平望驿 镇江府京口驿至吴江县平望驿的水驿驿路及里程，《大清会典事例》载：自京师皇华驿至苏州省城，“由水路共三千一百四十一里。二千六百九十一里至江都县广陵驿，四百五十里至元和县姑苏驿。与旱路同。”而自皇华驿至苏州省城的旱路江南段为： 江都县广陵驿分道，七十里至仪徵县仪徵驿，七十里至六合县棠邑驿，一百二十里至上元县金陵驿。五十里至丹徒县京口驿。由京口驿分道一百里至句容县云亭驿，七十里至句容县龙潭驿。一百里至丹阳县云阳驿，一百里至武进县毗陵驿，一百里至无锡县锡山驿，一百里至元和县姑苏驿。 可知京口驿途经丹阳县云阳驿、武进县毗陵驿、无锡县锡山驿，至元和县姑苏驿，共5驿，400里。另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元和县姑苏驿，四十五里至吴江县平望驿。”由此可知京口驿至平望驿共6驿，445里。 (三)平望驿至武林驿 平望驿至杭州府武林驿有两条路线：一是经嘉兴府西水驿、皂林驿至吴山驿、武林驿；二是经湖州府苕溪驿至吴山驿、武林驿。 1.平望驿经西水驿、皂林驿至武林驿。《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平望驿经嘉兴府西水驿、皂林驿至武林驿的驿路里程。皇华驿至浙江省城“由水路共三千五百三十一里。三千一百四十一里至元和县姑苏驿，三百九十里至武林驿。与旱路同”。自皇华驿至浙江省城的旱路江南段为“二千七百四十三里至江苏元和县姑苏驿，四十五里至吴江县平望驿，一百二十里至嘉兴县西水驿，一百里至石门县驿，一百一十里至钱塘县吴山驿，十五里至钱塘县武林”。平望驿至武林驿共5驿，345里。《大清会典则例》对嘉兴县西水驿至武林驿段水驿驿路的记载稍有不同：“嘉兴县西水驿，一百里石门县皂林驿，一百二十五里杭州府钱塘县武林驿。”两条路线中，一为石门县驿，一为石门县皂林驿，其里程都为225里。 2.平望驿经苕溪驿至武林驿。平望驿至苕溪驿距离，据《行水金鉴》记载：“运河自府城东，八里至八里店，九里至升山，十八里至旧馆，十五里至东迁，十二里至南浔镇。镇之东栅外即苏州府吴江县曹村。自曹村十里至震泽巡司，八里至双杨桥，十八里至梅堰，十二里至平望驿”。自湖州府城至平望驿总共120里，湖州府城周9里，府城东门为迎春门，南门为定安门，苕溪驿在定安门外，可知苕溪驿至平望驿距离应为120里稍多。 吴山驿、武林驿与苕溪驿之间的距离，据《大清会典则例》载：“钱塘县吴山驿，一百四十里乌程县苕溪驿”。吴山驿至苕溪驿为140里，至武林驿15里，故苕溪驿至武林驿155里。因此，平望驿经苕溪驿至武林驿驿程里数约为280里。 3.吴山驿至会江驿。《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武林驿，十里至钱塘县浙江驿，九十里至富阳县会江驿。”由此可见，吴山驿至会江驿为115里。 由图1可知，江南地区水驿依托水驿驿路的串连，形成了“三段一环”的分布格局。“三段”分别指：江宁府自大胜驿经龙江驿、江东驿、龙潭驿至镇江府京口驿的水驿驿路；镇江府京口驿经云阳驿、毗陵驿、锡山驿、姑苏驿至平望驿的水驿驿路；杭州府吴山驿、武林驿至会江驿的水驿驿路。“一环”则指平望驿经嘉兴府西水驿、皂林驿至杭州府吴山驿、武林驿及平望驿经湖州府苕溪驿至杭州府吴山驿、武林驿的区域小循环。江南地区“三段一环”的区域水驿和水驿驿路分布格局将江南地区勾连贯通成为一体，为江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1 清代江南地区水驿分布 （说明：该图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肖珺绘制。） 四、江南水驿的功能 驿传为有清一代国家大政，清王朝“岁耗银三百余万两”维持全国驿传的正常运转。郑观应认为邮传自古迄今未尝废止的原因在于：“其为用也，大率供皇华之使臣，朝贡之方国，赍奏之员弁，与夫文武之咨禀，寮采之关移”。此观点在传统社会都是适用的。“邮传之设，所以通輶轩、达羽檄也，实与军政相表里。我国家肃清邮政，体恤周详，行者无滥纵之求，主者绝侵渔之弊。津亭修整，騄耳腾骧，视古称盛善焉。”驿传体系发挥着应有的功用，是其得以长时段存在并为统治当局重视的原因所在。作为驿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驿的功能与江南水乡环境相适宜，支撑其在江南地区得以存在与运转，主要表现为建设交通网络、传递文报、递送公务人员与外使朝贡、调防军队、运输饷银、发展地区经济等6个方面。 第一，建设交通网络。“邮传之设，所以通輶轩、达羽檄也”，“通輶轩、达羽檄”必须有便捷的交通。江南地区凭借水驿的勾连，形成四通八达的区域交通网络。江南水驿沿京师皇华驿至福建省城水路，即可北上京师，南入福建；西经安徽、江西，远达两广、湖广、四川、云贵等地区。依凭清廷水驿驿路体系，江南地区水驿建立了遍及江南区域内外的交通网络。 第二，传递文报。就国家层面言，文报的传递在传统社会无外乎朝廷政令的传达与地方信息的下情上达。“东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设水驿。……均设船以供差使。”例设水驿，虽为考虑东南之地河道繁多的交通环境使然，更重要的设置水驿的目的在于以“奏牍、公文俱归递送，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 第三，递送公务人员与外使朝贡。清制规定由外省入京“一品官衔，水路船二只”。由京去外省者“奉命起升赴任者，以礼回籍者，正一真人朝贺，水路船二只”。外方使臣朝贡如安南国，雍正二年规定安南国贡使路线，“广西巡抚给予勘合。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回日由部照原勘合换给，仍由水路归国。” 第四，调防军队。清廷调防军队至江南地区，水驿是运输军队的首选。康熙五年题准：“驻防官兵往江宁、京口、杭州者，给船。”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奏定：“驻防杭州、江宁、京口官兵，无船时照陆路给予车辆。如自愿雇船行水路者，每车一辆，准给纤夫四名。”清廷调防军队至江南地区之杭州、江宁、京口等地，水驿一直是首选。 第五，运输饷银。江南地区为清代财赋重镇，其饷银对维护清王朝统治关系重大。在饷银运输过程中，江南地区的水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乾隆年间，浙江巡抚王亶望奏称：“水驿船只拨装京协各饷，及年额修造等项，应由总理衙门分别详办也。查浙省杭、嘉、湖、金、衢、严各府，额设站船俱系停泊省会上下两河码头应差。乾隆三十一年，经部覆准，仿照民间式样，改造沙飞、太平及江山、明堂等船，以适差用等因。业经分别改式造成，拨装浙闽二省，一切京协各饷，以及南北海关税饷在案。”浙闽两省京协各饷皆由水驿船只拨装，清朝统治者对此亦有清醒认识。乾隆皇帝在比较浙省司道各库及南北新关、海关饷银的水运与陆运便捷性与成本之后，认为“水路视陆路解京便捷，水脚人夫均可节省，委员兵役防范更为周密”，覆准“嗣后浙省饷银解京，概填水路勘合”。尔后又覆准“江苏省司道及浒墅、淮扬、西新等关拨解一切京饷银两，嗣后照浙省之例，俱填水路勘合解京”。江南饷银由水驿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对巩固京畿地区的稳定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六，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江南地区各水驿地理位置重要，为水陆交冲，舟船往来十分便利，为区域内货物互通有无，提供了相当有利的交流平台与贸易场所，如“镇江府京口驿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清律本就允许运军漕船“每船准带土宜一百石，回空漕船准带梨枣六十石”，水驿所设之处又为舟船停泊转运之所，更加便利货物的交换。再者，江南地区每一水驿所用船只皆有修造年限，如宣楼船的修造年限为“江南三年小修，六年中修，九年大修，十二年拆造。浙江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拆造，内有四十二只每年岁修，十年拆造”。这些驿船的修造需送至附近的船坞进行，如苏州船坞、镇江船坞。无论3年小修、6年中修，还是9年大修，甚至12年拆造，所用的木材物料或就近取材，或由他处转运而至，故而对本地的造船业、木材业都有一定的促进。 本文从清代江南地区水驿的设置方面入手，考察了清代江南地区水驿的分布格局、水驿驿路历程以及江南水驿的功能，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南水驿的设置多样性。正如水驿其名，水驿设置皆依水而设，或紧邻河道干道，或为水陆交冲，或为河流交汇处。具体到清代江南地区而言，水驿主要沿长江及其支流以及京杭大运河镇江府至杭州府段设置。江南七府皆有水驿分布，又因各府附郭县的存在，以致有同一驿分属不同县，如武林驿，在康熙《钱塘县志》、康熙《仁和县志》中都有武林驿在本县的记载。各水驿多设在城外，如云阳驿在丹阳县大南门外河干，姑苏驿在吴县胥门外。也有水驿的设置既不在府城附近，亦不在县城周围，如句容县龙潭驿，其设置地点龙潭镇距离句容县城竟有70里之遥。 第二，江南水驿分布格局的独特性。江南地区具有河渠纵横的交通环境，水运较为发达，江南水驿的设置即得益于此类江南地区现实的交通环境。清代江南地区水驿依托江南地区的水运航道的勾连，呈现出“三段一环”的分布格局，这使得江南地区水驿依凭区域内水驿驿路和清王朝的水驿驿路体系，建立了遍及江南区域内外的水驿交通网络。脱胎于水运航道的水驿驿路又为江南地区水驿功能的发挥提供了载体。 第三，清代江南地区水驿的功能完备性。水驿在江南地区具有建设交通网络、传递文报、递送公务人员与外使朝贡、调防军队、运输饷银、发展地区经济等六大功能，这些功能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流通、外交往来、军政、国家财富的调动、地方开发以及区域交流互动等多个领域。另外，江南地区水驿的功能使得江南地区内部，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乃至中央政府之间实现了多领域的良性互动，无论就江南地区的发展还是对稳固整个清王朝的统治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且有益的。 （本文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1-129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17年11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