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合川钓鱼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2019年，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荣膺“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桂冠。历史上名震欧亚、至今在全国仍富有盛名的钓鱼城，曾经书写了怎样辉煌的历史？今天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怎样的钓鱼城？带着一连串的思古幽情，我们走进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回望那烽火连天的特殊历史时期。 宋蒙（元）之战 “上帝鞭折钓鱼城” 1234年，蒙元政权灭金之后，窝阔台即召开诸王大会，商议南进灭宋计划，历时45年之久的宋蒙战争帷幕随即拉开。1235年，蒙古大军大举开始进攻南宋，宋蒙双方在西起川陕、中抵荆襄、东至江淮的广阔区域内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攻防拉锯战。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控扼关陕与荆襄两大战略要地的枢纽地带，若蜀地被蒙军占领其便可顺长江而下进取襄阳、东下建康，南宋则会危在旦夕。所以，川蜀安危关乎宋蒙之战全局。加之，宋氏南渡后，四川为其重要财政来源，故宋蒙战争爆发以来，四川一直为蒙军重点进攻地区。在宋蒙战场上最引人瞩目的钓鱼城之战也在此上演。 钓鱼城位于重庆合川，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地名来源于当地的钓鱼山。1242年，南宋朝廷为稳固“西门”“后户”，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主持全川防务。余玠鉴于成都已失陷，川中残破的残酷现实，“集众思，广忠益”，采纳播州冉琎、冉璞的谋略，建立起钓鱼城以为首的20座山城要塞，充分运用巴蜀山险建立川东山城防御体系，对抗蒙古铁骑的入侵，钓鱼城由此建立。 1251年，蒙哥继承蒙古汗位。蒙古大军在开展大规模西征的同时，积极筹划攻占南宋。1258年，蒙哥汗兵分三路伐宋，蒙哥亲率主力部队进攻四川，于次年2月兵临合州钓鱼城下，蒙哥汗进驻钓鱼城临近的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与蒙古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的雷厉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大军在钓鱼城下遭到以王坚为首的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兵士在与钓鱼城新东门相峙的脑顶坪上筑起一座台楼，楼上连接桅杆，上有飞车，人在里面可以窥视钓鱼城内一举一动。对于蒙古军队的这一举措，宋军王坚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架置起了瞄准台楼的火炮。恼羞成怒、急于取胜的蒙哥汗亲临脑顶坪台楼指挥瞭望，早有防备的王坚立即发动炮矢密集攻击台楼，蒙哥汗为炮矢击中，身负重伤。1259年8月，蒙哥汗不治而亡，时年52岁。 蒙哥汗死后，对蒙古而言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蒙古南侵部队被迫撤退，南宋得到喘息机会，推迟了灭亡的时间。蒙古西征部队得到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后，逐渐从欧洲撤军，返回蒙古故地争夺汗位，蒙古族自此结束大范围的西征。蒙古铁骑第二次西征欧洲末期，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曾经在一封信里，对于蒙古军侵入欧洲用过“上帝之鞭”的比喻。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当年钓鱼城下的炮火“改写了欧亚历史”，“折断了上帝的雷霆之鞭”。 山城防御体系的“明珠” 考古所见宋蒙钓鱼城之战 范家堰遗址与既往发掘的水军码头、南一字城、九口锅、山顶环城等遗址共同构成了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城防系统，作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为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新发掘清理各类遗迹59处，补充清理前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46处，出土器物标本644件。遗址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H1为中心，环绕分布有门屋、景亭、台榭、截洪沟、券顶涵洞等。遗址出土遗物丰富，H1、H27中各出土了一枚铁雷，这是衙署遗址内首次发现爆炸性火药武器。遗址出土的铁雷片口、底、身及铸造痕迹完整清晰，为上下合范法铸造，经初步检测为白口铸铁，内填火药，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见证，并为元宪宗蒙哥败亡钓鱼城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线索。 范家堰遗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其规格形制、空间布局与南宋《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建筑高度吻合。结合钓鱼城遗址南一字城、古地道既往考古发现及堪舆地望、空间分析，应为《宋史》、万历《合州志》所载淳祐三年（1243），四川制置使余玠纳播州二冉之策修筑钓鱼城时所徙合州州治。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园林区的大水池规划科学、设计精妙，引、蓄、灌、排有机一体，填补了宋代山地大型水利工程考古发现的空白，是宋代城市规划思想、水利营造技术的真实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