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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路簿”数字化成果对南海研究的意义 无论从历史学、地名学，还是航海学、海洋学等专业角度来看，南海更路簿都承载着我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历史，是我国世代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特别是在维护南海海洋权益方面的史料价值更为显著。 数字化研究成果从自然科学角度直观揭示了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海南人民“祖宗海” 《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从自然科学视角提出南海“更路簿”系列计算模型，通过大量实例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对《南海天书》著述的20册更路簿近3000条更路进行数字化分析，利用计算机绘制的、含黄岩岛在内的航路图，比郭振乾先生和国家地理杂志制作的“更路图”更完整，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海南人民“祖宗海”的实况。 数字化研究成果纠正了部分更路簿研究文献中的缺憾，维护南海更路簿的法物价值 近来年，各级各类机构对海南渔民《更路簿》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目的就是要全方位挖掘《更路簿》的文化内涵、航海文明与史料价值，特别是做实《更路簿》南海维权的证据价值。 国际上对证据的采信是有严格要求的。英美证据法规定了哪些证据具有可采性，只有具备可采性的证据，才可以在法庭上呈现。至于证据是否具有证明价值或多大的证据价值，属于裁判者自由判断的事项，裁判者只要根据他的经验、一般知识就可以做出裁判，如果认为证人提供了错误的证言，陪审团可以自行将该证据排除于裁判根据之外。大陆法中证据的证明力又称为“证据价值”或“证据效力”，是指一项证据经过法庭调查程序之后，依据何种标准来评判其证据价值或者采信其证据效力的问题。按照大陆法中的“自由心证”或者“自由判断证明力”原则，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要由裁判者根据自己的理性（逻辑）、经验和良心，进行自由判断，法律不做任何限制性的规定。按照公认的观点，这是对中世纪欧洲大陆实行的“形式证据制度”或“法定证据制度”的取代，将法官从那些非理性的证明力规则重压之下解放出来。 所以，作为证据资料，首先要经得起理性（逻辑）自证，特别是能经得起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证。如果自己不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在国际法庭上提交的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仅会不堪一击，甚至可能被对方利用。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结合数字化分析的人文社科视角的更路簿研究比较容易出现误释问题，有些结论如不及时纠正，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基于这些方面的思考，笔者在书稿中根据计算模型统计出3000余更路的每更平均海里数和理论航向角与记载航向角（针位角）平均偏差值，发现部分文献对更路的解释远远超过这些平均值，进而首次提出“存疑更路”概念，对其中部分更路进行辨析，通过田野调查辅以文献资料的佐证，结合南海海洋文化与历史，对目前已发现的20余条极度存疑更路提出新解(详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南海<更路簿>针位航向极度存疑“更路”辨析》、《南海学刊》发表的《南海更路簿航速极度存疑更路辨析》），借助计算机技术，用数字化比较与分析方法还发现了部分不实版本（详见书稿的例六——“冯泽明簿”不实辨析、《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发表的《不同<王诗桃更路簿>辨析》），并基本上得到相关作者与老船长的确定，及时纠正误释问题，避免南海更路簿以讹传论问题的发生，进一步维护南海更路簿的科学性与证据价值。  笔者受邀参加2018年度中国海洋法学会学术年会并作更路簿研究方面的报告 数字化成果为南海研究拓展数字人文研究思维 《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及以书稿理论方法与数字化统计结果为基础的系列研究成果，一方面，相较于人文社科以文献为主的研究视角，数字化研究方法更容易发现问题，对于问题的分析与解读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已有部分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开始向笔者探讨数字化方法引入人文社科研究的可能性，并提出合作意愿。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研究方法与手段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其用武之地。 本书稿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是一项典型的数字人文研究案例。何为“数字人文”，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研究团队既包括传统人文领域学者，也包括计算机技术专家。目前，欧美许多高校都设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如马里兰州立大学人文科技研究所(UCLDH)、伦敦大学数字人文中心(UCLDH)、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HRCUC)等机构。这些机构大部分设在与文献信息相关的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国内许多重大项目与疑难问题，无一不引入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如“数字敦煌”“红学”研究、甲骨文研究等。 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起航线的最早记载，是《汉书·地理志》。早在汉武帝时期，我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海南、越南、泰国等地，远航到印度去换取珍珠、宝石等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 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并由计算机绘制的第三代南海更路图，非常直观地证明了海南人民是自从明代初年以来，600多年时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和参与者，充分体现了海南渔民的海洋文明精神，正如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指出：南海更路簿提示了海南渔民不畏艰险、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又敢于向陌生领域开发；具有国际视野以及敢破各种束缚，追求自由，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扶犁耕田的农耕文明精神，也是今天海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宝贵精神遗产。 对更路簿进行数字化研究，可以发现部分密集出现的“高频更路”，如从海南岛至西沙群岛的“潭门港”至“七连屿”航路,“燕窝岛”至“北礁”航路，从西沙群岛至南沙群岛的“盘石屿”至“双子群礁”航线，出现频率均超过10次，“高频岛礁”如“浪花礁”“玉琢礁”“中业岛”等出现次数超过150次，这说明海南渔民频繁往返于这些航线与岛礁，于此也可以揭示出历史上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惯用的航线。 海南作为海洋大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和中转站，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南积极参与建设，这既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高之国、李国强等知名专家认为的那样，南海“更路簿”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的交叉学科加入进来，完全可以借鉴“红学”“敦煌学”研究经验，对“更路簿”开展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的研究，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更路簿学”学科研究体系。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