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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师范学院关中古代陵寝文化研究中心 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 要:秦始皇陵是继承战国诸侯王陵墓及秦先公陵墓制度, 并吸收秦国都城布局建造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墓。秦始皇陵标志着先秦时期的“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陵园围沟到双重垣墙、“不封不树”到高大墓冢、墓上建筑到陵寝、人殉到人俑殉葬的转变, 其地宫形制由“中”字形到超“亚”字形, 规模结构更为恢弘复杂。在古代帝陵制度演化中, 秦始皇陵首创陵邑制度, 改“陵”为“山”, 创新陪葬制度, 规范陵寝制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帝王陵园营建的布局结构、礼制建筑和陪葬制度, 以及陵园仿照都城和“帝陵独尊”的设计思想。 关键词:秦始皇陵; 帝陵制度; 陵邑制度; 帝陵独尊 作者简介: 杜忠潮 (1956—) , 男, 陕西咸阳人, 咸阳师范学院关中古代陵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金: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14JZ063, 13JZ082)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帝国创造的奇迹和第一座带有统一标志的历史丰碑, 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演化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所揭示出的秦始皇陵的地面布局及地下结构, 表明其“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1]1024, 将战国各诸侯王陵墓和秦先公的陵墓制度融为一体, 并仿照秦国都城的布局, 营建出堪称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墓之冠的秦始皇陵园[2]。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发展史上, 秦始皇陵的创设性贡献对后世帝王陵墓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秦始皇陵对秦先公王陵墓和战国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继承、吸收与发展,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3,4]: 1.1 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 秦国早期国君 (公) 陵园的分布带有商周时期“集中公墓制”的烙印。如春秋中期的雍城陵区, 发现49座大墓, 根据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分成基本坐西向东的14座陵园[5]。这些陵园的典型特征是整个陵区外部以隍壕为界标和防护设施, 内部以中、内壕沟分隔成相对独立的区域 (陵园) , 具有明显的公墓制特征[6]。至战国中晚期的咸阳原陵区和秦东陵 (芷阳陵区) , 其陵园建制开始出现分散迹象和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如咸阳原陵区的战国秦王陵 (秦惠文王、悼武王) 的陵园, 二者相距3 800 m, 且各自有独立的陵园兆沟 (垣墙) [5];秦东陵发现并勘探出4座陵园 (共发现“亚”字形墓3座、“中”字形墓2座、“甲”字形墓5座) , 各自以人工壕沟和天然冲 (河) 沟环绕, 形成独立陵园, 陵园之间间隔距离为1 500～2 500 m。其中的Ⅰ号陵园由出土文物及其文字记载证实为秦昭襄王及其 (唐) 后陵等[7]。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 成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始皇帝”, 反映在陵园的布局上, 呈现为陵园之内“一冢独尊”[8]。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先王陵墓, 譬如秦的咸阳原陵区、芷阳陵区等, 基本都是陵园内并列布置两座 (或两座以上) 形制相近的陵墓, 表现为国君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形式。而秦始皇陵陵园之内“一冢独尊”的秦始皇陵冢高大如山, 称为“山”或“丽山 (园) ”。这些既体现出“帝陵独尊”的设计思想, 也是“独立陵园制”出现的标志[6]。 1.2 从围沟到垣墙 春秋时期的西垂陵区 (甘肃礼县) 和雍城陵区 (陕西凤翔) 开创陵墓周围建筑隍壕 (兆沟) 的先例, 同时期的东方诸侯王陵 (如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兆域图”、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等) 均为双重垣墙构成的“回”字形陵园 (可能模仿其都邑城墙而作) [9,10]。与秦先公墓不同的是, 秦始皇陵园的周围建筑了双重垣墙及角楼等附属设施[11]。显然, 秦始皇陵园的双重墙垣是秦先公王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陵园垣墙强化了围墓壕沟的功能, 并与坟丘墓几乎同步流行。也就是说, 秦始皇陵陵垣是将春秋战国时期陵墓周围的壕沟和垣墙融为一体而成定制, 并影响着后代帝王陵园的垣墙形制[2]。 1.3 从“不封不树”到高大墓冢 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的秦公陵墓均没有封土, 秦国君王陵墓堆筑封土, 最早应为咸阳原陵区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陵园的4座“亚字形”大墓, 其封土高度14.5～17.5 m (其中Ⅰ号陵园南墓残高2～5 m) , 封土底面积3 739～9 506 m2。[6]芷阳陵区发现的大型秦王室贵族墓至少有10座, 其上都有残高2～10 m不等封土, 即史书所记载的“皆大作丘垅”[4]。 秦始皇陵的封土呈底面近方形的覆斗形, 底面积为12.08×104m2 (350×345 m2) , 高52.5 m[11]。经磁法探测发现, 封土堆下的墓圹 (地宫) 周围有高出现今地表的精细夯土墙 (宫墙) 。宫墙东西长170 m, 南北宽约145 m, 宫墙厚度20～30 m。同考古勘探出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顶部 (外侧东西长168 m, 南北宽142 m, 厚度24～25 m) 的探测数据几乎一致。考古勘探资料还揭示出, 在秦始皇陵的墓圹周围, 有一周高出地面30 m以上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 其顶部有以瓦铺设的宏大木构屋面建筑。不难想象, 在未被封土覆压之前, 该九级高台建筑呈现出的“高台榭, 美宫室”, 堪称战国时期建造高台建筑的典范[12,13]。 1.4 从墓上建筑到陵寝 秦雍城陵区所发现的14个陵园中的21座中字形墓室之上均有建筑遗迹 (被订正为春秋战国时的筒瓦、板瓦等) , 是目前已知先秦公王墓上存在建筑的确凿资料[14];战国中晚期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的陵园也都发现若干处建筑遗迹[15];秦东陵发现的4座秦公陵园内, 均发现有地面建筑遗迹。其中Ⅰ号陵园主墓西北部发现一组建筑范围较大的建筑遗存, 同秦始皇帝陵陵园封土西北部所发现的陵寝类建筑遗址的结构形制相似, 象征着陵寝建筑的起源。Ⅳ号陵园发现的礼制建筑平面呈“凹”字形, 东西长55 m、南北宽40.5 m, 夯筑墙体宽4.8 m, 总面积2 230 m2。[16]这些地面建筑的空间分布尚无规律性, 可能依照墓地的地理环境及各种设施的整体布局来安排, 其建筑规模却相当壮观。秦始皇陵封土西北部约50 m处及内城北部的西区, 勘探出大型礼制建筑——寝殿和便殿[17], 其中寝殿位置正合“秦始皇出寝, 起之于墓侧”的记载[18]。该礼制建筑的基址呈长方形, 中部为高台殿基, 周围环以回廊。寝殿同便殿建筑基址相接, 是陵园内“日祭于寝”“时祭于便殿”[19]2331的重要场所。秦始皇陵园内的礼制建筑 (包括寝殿和便殿) , 承继了战国中晚期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各陵园在墓侧建立祭祀建筑的做法, 并形成定制, 对西汉及以后帝王陵园的建制产生了较大影响。 1.5 地宫 (墓室) 形制、规模及其结构的演变 秦始皇陵地宫位于整个陵园的西南部, 显然是承袭了雍城陵区的诸秦公陵主墓位于陵园的西南部和咸阳原陵区Ⅰ、Ⅱ号陵园中的王陵 (南墓) 、芷阳陵区4个陵园的主墓 (如Ⅰ号陵园M1和M2、Ⅱ号陵园的M3、Ⅲ号陵园的M6及Ⅳ号陵园的M8) 皆位于整个陵园的南部或西南部的做法, 沿袭“南向北向、西方为上”的礼制文化[20]。 在秦公帝王陵墓的地宫 (墓室) 形制、规模及其结构的嬗变中, 秦始皇陵的突破性发展体现在:一是地宫形制。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的西垂陵区和雍城陵区发现的秦公大墓, 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战国中晚期的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勘探出的秦君王陵墓, 基本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 (其中陪葬墓或高级贵族墓为“中”字形和“甲”字形) , 秦始皇陵地宫四面设置墓道, 封土东侧开五条墓道, 西侧开“巾”字形墓道, 北侧开两排斜坡状多条墓道, 南侧因淤土过厚未探明, 或称秦始皇陵墓为超“亚”字形[21]。二是地宫规模 (墓室深度和面积) 。春秋早期秦西垂陵区探明“中”字形大墓2座, 瓦刀形车马坑2座, 以及中小型墓葬200多座。发掘清理两座“中”字形墓 (M2、M3) , 其中M2墓室呈斗状, 长6.8～12.1 m、宽5～11.7m、深15.1 m;M3墓室呈斗状, 长6.75～24.65 m、宽3.35～9.8 m、深16.5 m[22]。春秋战国时期的雍城陵区所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 其深度一般在20 m左右, 超过20 m以上的占六成多, 最深的可达25.5m。其中唯一被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 其中墓室面积2 296 m2 (东西长59.4 m, 南北宽38.45～38.8 m) , 深24m[3]。芷阳陵区发现3座亚字形墓, 其中Ⅰ号陵园的M1深达26 m, M2深约23～26 m, 其墓室面积分别为3 306 m2 (东西长58 m, 南北宽57 m) 和3 248 m2 (东西长58 m, 南北宽56 m) ;Ⅳ号陵园的M8深27 m, 墓室面积3 080 m2 (东西长56 m, 南北宽55 m) [23]。近年来物探成果揭示, 秦始皇陵地宫开挖范围2.47×104m2 (东西长170 m, 南北宽145 m) , 其中墓室面积4 000 m2 (东西长约80 m, 南北宽约50 m) , 地宫深30 m左右[12]。三是地宫结构 (墓室葬具与随葬品等) 。从已发掘的几座秦公墓来看, 西垂陵区所发现的秦公墓葬具均为已腐朽的木椁和漆棺, 漆棺周围有金箔残片, 应为原漆棺上镶嵌的金箔棺饰。凤翔雍城陵区的秦公一号大墓的椁室分主、副两部分, 主、副椁室中各有柏木椁具一套。主椁如同长方体的木屋, 用截面边长为21 cm的仿木叠筑而成, 副椁亦用类似的仿木叠筑。此种用仿木叠垒而成的椁室, 当为汉代所实行的“黄肠题凑”的早期形态。该大墓至少经过270多次盗扰, 仍出土文物3 500余件, 且文物质地高贵, 造型精美[4]。芷阳陵区一号陵园南侧“亚”字形大墓被盗掘后追缴1件“八年造”漆木高足豆、3件“大官”铭漆木高足豆座、7件长48 cm的螭龙纹竹笥 (造型同竹简) , 并在现场勘查出墓室椁具为仿木砌筑的黄肠题凑结构, 保存状况较佳[16]。 近年来, 多种物探方法与传统勘探结合的综合成果证实, 秦始皇陵地宫位于封土堆下, 墓室周围的宫墙东西长170 m, 南北宽约145 m, 墙厚20～30 m。该墓室宫墙实为一周夯层厚6～8 cm的细夯土台, 台的顶面高出秦代地面达30 m (即前述九级台阶式高台建筑) 。地宫内还有石质墓室及石质宫墙 (位居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之下, 东西长约145 m, 南北宽约125 m, 高约14 m, 墙厚8 m) , 墓圹外围有规模巨大且将地宫的东、南、西侧面区域同地宫内部阻断的细夯土台 (宫墙) , 使得不同地层的潜水不能进入墓室[12]。这些都验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穿三泉”和“下锢三泉”。此外, 《史记》还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机相灌输”等记载[1]213。不同年份的化探测量证明, 在封土堆中部具有明显的高汞异常现象, 而且东南部汞异常强于西北侧, 表明地宫内存在有大量的水银, 或许地宫中以汞造就的“江河”“大海”现在还没有干涸[12]。另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秦始皇陵墓) 石椁为游棺, 人膏为灯烛, 水银为江海, 黄金为凫雁, 珍宝之藏, 机械之变, 棺椁之丽, 宫馆之盛, 不可胜原。”[19]1518结合《史记》中“下铜而致椁, 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的记载[1]188, 加之陪葬坑出土造型精美绝伦的铜车马[11], 足见秦始皇陵地下宫殿富丽豪华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1.6 从葬坑 (外葬坑) 从葬坑最早为车马坑, 属于“外藏椁”的范畴。商周时期车马坑多为长方形, 春秋早期西垂陵区秦公墓的两座车马坑均为刀把形, 已发掘的车马坑K1中共有殉车12乘、骖马48匹。凤翔雍城陵区发现的每座秦公陵园, 在主墓的右前方都随葬着1～4座“凸”或“目”字形车马坑, 车马坑的规模相差悬殊[22]。咸阳原陵区Ⅱ号陵园发现外藏坑27座, 其平面呈长条形、曲尺形等, 体量规模不尽相同, 且位置、排列无规律[15]。芷阳陵区Ⅰ号陵园和Ⅳ号陵园亦发现长方形车马坑, 位置不固定, 主陵墓之东、西皆有分布。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 (夏太后陵) 的十余座外藏坑, 均位于内陵园主墓四侧, 多为长方形[24]。秦始皇陵目前已发现外藏坑180余座, 分布在内、外陵园及外陵园之外, 形状呈“巾”字形、曲尺形、方形、长方形等, 面积、规模不等。除大型兵马俑坑外, 还包括铜车马坑、石铠甲坑、文官俑坑、百戏俑坑、府藏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和青铜水禽坑等[25]。这些从葬坑有的在陵墓封土周围, 有的在陵园内、外城之间, 有的在陵园外墙之外, 对墓冢而言, 其北、南、西、东皆有, 有的近, 有的远, 远的在陵园1.5 km以外, 近的就在封土四周。这种分布状况大大突破了雍城陵区及芷阳陵区的格局,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结构形式, 并为汉代帝王陵所承袭。 1.7 陪葬墓 据考古资料, 春秋时期西垂陵区秦公墓旁边, 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型陪葬墓。雍城陵区 (战国中期以前) 陵园中的“中”字形主墓居右, 其余的“甲”字形等陪葬墓依次向左下方排列[3];战国中晚期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陵墓 (“亚”字形大墓) 的陪葬墓既有1～2个大型墓葬, 还有数以百计的陪葬墓群。譬如咸阳原陵区Ⅱ号陵园的外陵园内和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共发现小型墓葬168座, 分布在3个片区:外陵园西北部 (73座) 、外陵园东北部 (34座) 和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 (61座) [15]。芷阳陵区的Ⅰ号陵园 (秦昭襄王芷陵) 亦勘探发现3处小型陪葬墓区 (共计161座) [16]。秦始皇陵园的陪葬墓群有7处, 即陵墓封土西北角有“甲”字形大墓1座;陵园内城东北部“小城内”墓区探查出中小型墓33座 (可能为秦始皇后宫妃嫔从葬墓) ;西内、外城之间墓葬61座, 有“甲”字形、长方形、曲尺形、刀形 (似为预先选好的空墓) ;东内、外城之间小型墓葬3座;兵马俑坑附近发现“甲”字形墓1座;上焦村以西有陪葬墓17座 (可能是秦王室宗族成员被杀害后陪葬) ;砖房村陪葬墓数十座, 勘探出级别较高的墓葬6座。其中的1座“中”字形墓葬, 呈南北向, 总面积1 685 m2, 深15.5 m。另有大型“甲”字形墓葬5座, 墓道皆居北, 南北通长47～71.6 m。这些是迄今为止在秦始皇陵陵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对陵园的陵寝制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 还发现刑徒墓与修陵工匠墓多处。如秦始皇陵西赵背户村西探出墓葬114座 (清理32座, 出土瓦志刻文表明系来自关东六国地区的刑徒墓) 、姚池头村南修陵刑徒墓地 (发现上下叠压、骨骼凌乱的大量人骨)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东北秦代窑址及窑场, 清理出层层叠压、摆放凌乱的人骨架121具 (可能是修陵人中的自由人或刑徒) [11]。 1.8 从人殉到人俑 据《史记》记载, 秦武公时期的人殉制度, 不仅殉葬人数多达六七十人, 其中还“有子一人”。到秦穆公葬于雍城陵区时, 殉葬人数更是高达一百七十余人[1]140-144。而从考古发掘资料看, 春秋早期的礼县大堡子山 (西垂陵区) 发现的秦公墓已有殉人 (其中两座“中”字形墓分别清理出殉人19具和10具) [22]。秦雍城陵区及其附近发现有几座殉人墓, 其中秦公一号大墓 (秦景公墓) 共清理出殉人186具。殉人秦墓在关中的西安市鄠邑区和咸阳市也有发现[11], 而秦都雍城附近则是发现殉人最多的地区。 秦献公时明令“止从死”[1]140-144, “俑”应运而生, 用来殉葬。目前发现较早的秦俑是铜川枣庙秦墓中的小泥俑, 以及咸阳战国秦墓中有骑马俑。到秦始皇时, 用陶俑陪葬发展到极致, 如著名的秦兵马俑陪葬坑, 由3个品字形排列的俑坑组成, 规模宏大、内容丰富, 具有各类陶俑近8 000件, 战车百余乘, 陶马600余件和数万件兵器。此外, 在秦始皇陵园中还发现有养马的跪坐俑、圉人俑等, 这些完全写实陶塑品, 体量与真人真马相同。 2 秦始皇陵对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创设性贡献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 秦始皇陵园的规划布局和营筑, 呈现出有别于先祖陵园建制的新特征, 对中国古代帝陵制度有创设性贡献。 2.1 改称“陵”为“山” 《水经·渭水注》记载:“秦名天子墓曰山, 汉曰陵。”[26]战国时期将君王陵墓称为“陵”, 秦始皇陵园称为“丽山”和“丽山园”。譬如出土的铜钟铭文有“丽山园”, 出土的陶壶盖有陶文作“丽山飤官”。将“陵”改称为“山”, 表明秦始皇 (帝) 陵墓较战国时代各君王陵墓的等级要高[27]。 2.2 确立“独立陵园制” 我国古代帝陵的“独立陵园制”萌芽于春秋, 创立于战国, 其全面确立则是以秦始皇陵园为标志[5]。主要体现在: (1) 秦始皇陵园与芷阳陵区相距10 km以上, 完全脱离后者而构成独立的单元。该陵园占地面积比后者大几倍, 具有独立的陵园名称及管理机构, 其规划营建似乎未考虑继任者 (所谓二世、三世, 乃至百世) 陵地位置的安排, 陵园布局为“一陵独尊”。 (2) 秦始皇帝陵陵区占地面积近60 km2, 陵园占地面积为2.13 km2, 呈南北长方形, 方向坐西面东, 内城占地面积近78.59×104m2。陵冢封土为覆斗形台体 (封土表层下覆盖高出地面30 m左右的九级台阶式木构建筑[12], 是为秦始皇帝陵园的创举之一) , 其设计高度“高五十丈” (折合115 m) , 现存封土底面积12.08×104m2 (底边南北长350 m、东西宽345 m) 、高52.5 m。地宫范围东西长170 m、南北宽145 m;墓室四周为精细夯筑而成, 厚度20～30 m的宫墙。墓室底面积4 000 m2, 空间高度15 m[11]。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秦始皇陵园的建造规模, 在战国中期至秦汉的封土陵中是空前绝后的。 (3) 秦始皇陵园内遗迹众多, 特别是那些模拟“宫观百官”、数以百计的地下从葬坑, 其象征意义极为明显。秦始皇陵的寝殿移至墓冢北侧, 且与便殿、“丽山飤官”寺园吏舍、陵邑等构成陵寝建筑群。这些都表明秦始皇陵作为“独立陵园”的管理功能更加完善。 2.3 规范陵寝制度 秦雍城陵区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上均发现有建筑遗迹, 应是享堂[28]。在咸阳原陵墓区的秦惠文王、悼武王的陵园中, 主墓封土周围均勘探出陵园建筑遗迹。如Ⅰ号陵园 (秦惠文王与惠文后合葬陵) 南北并列的两座覆斗形陵冢。陵园西围沟内侧、两座覆斗形陵冢西侧自北而南分布着3处建筑遗迹。Ⅱ号陵园 (秦武悼王及其王后合葬陵) 探明建筑遗迹5处, 陵园内北陵 (王后陵墓) 的西北和东南各1处, 外城北部和东部分布3处[6]。这说明早先雍城陵区秦公陵墓上的享堂此时已移至墓侧。位于临潼骊山西麓芷阳陵区的Ⅰ号陵园内有秦昭襄王和王后两座残高2～4 m的“亚”字形大墓南北并列, 陵侧地面上勘探出建筑遗址11处[16], 应当是进行墓祭的场所 (即陵寝) 。秦始皇陵继承了咸阳原和芷阳陵区陵墓的特点, 把建于墓上的享堂移至墓冢北侧, 构建成寝殿、便殿等礼治性建筑[21]。这证实了东汉蔡邕《独断》中“古不墓祭, 至秦始皇出寝, 起之于墓侧”[18]的记载, 也是中国古代帝陵陵寝制度基本形成的标志。 2.4 创新陪葬制度 陪葬系统在战国诸王陵普遍存在。如秦东陵的Ⅰ号陵园两座主墓各在东墓道右前方有一较大的陪葬坑;中山国王陵的M1周围有陪葬墓6座, 陪葬坑2处, 车马坑、杂殉坑和葬船坑各1处, 并有东西两库;河北邯郸的赵王陵也发现有殉葬坑和车马坑[29]。 秦始皇陵的陪葬系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较强的创新性。首先, 秦始皇陵园迄今所发现的180多座陪葬坑, 按距离陵墓地宫的远近依次划分出4个层次[25]: (1) 地宫之内的陪葬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奇器珍怪, 徙藏满之”, 或可证明其随葬有高等级、高规格的陪葬品。 (2) 内城之内的陪葬坑。即陵园内城之内、地宫外圹之外的陪葬坑, 以铜车马坑最为著名, 还有象征着“百官” (廷尉机构) 的K0006坑等。 (3) 内、外城之间的陪葬坑。集中在内、外城之间的西部和东部, 包括马厩坑、葬仪坑、珍禽异兽坑, 以及石铠甲坑和百戏俑坑等。 (4) 外城之外的陪葬坑。包括兵马俑坑、马厩坑、动物府藏坑及青铜水禽陪葬坑等。其次,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表现出如下特征: (1) 形制不拘一格。秦始皇陵陪葬系统突破了战国诸侯王陵车马坑或者单独器物坑的局限, 呈现多样化格局。这突破了先秦时期单一外藏系统设置的束缚, 又不像汉代帝陵陪葬坑的规范制度化, 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点。 (2) 规模大且内涵丰富。据统计, 秦始皇陵园已经发掘清理的55座陪葬坑中[11], 平面面积>10 000m2的2座 (Ⅰ号兵马俑坑1.43×104m2及石铠甲坑1.37×104m2) ;10 000～5 000 m2的2座 (K0003坑6 024m2和Ⅱ号兵马俑坑6 000 m2) ;5 000～1 000 m2的共7座;1 000～600 m2的4座;>500 m2的41座。特别是秦兵马俑坑组合总面积>20 000 m2, 石铠甲坑面积达到13 689 m2, 地宫北、西侧铜车马坑组合面积达8 025 m2等。秦始皇帝陵园的陪葬坑有象征卫戍军队的兵马俑坑和体现“百官宫观”的陪葬坑 (如K0006) , 以及皇家御养的马厩坑等。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 是先秦帝王陵墓外藏系统中的车马坑、器物坑等所难可比及的。 (3) 体现出相对的不成熟性。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所揭示出的规范化的汉代陵墓制度相比较, 秦始皇陵园表现出一定的不成熟性。例如汉阳陵帝陵周围发现的81座陪葬坑及皇后陵周围的28座陪葬坑, 分别代表或象征西汉王朝的宗正、少府等官署机构和后宫系统等;在汉景帝陵园的西北 (北区) 和帝后陵园之南 (南区) 各有24座从葬坑, 代表和象征着西汉军队或“北军的左、右两翼”[30]。这种规范化的分布在秦始皇帝陵园似乎看不到。最后, 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是将施行于人世间的封建管理体制及其生前居住的宫廷规格缩置在陵园之内, 模仿布设于地下。因而多数陪葬坑所反映的是秦帝国的三公九卿等“百官”, 由此开创了以陪葬坑来表现帝国政权机构的先例[23]。诸如内城之内、封土西南角的文官俑坑 (K0006) , 象征执掌杀伐权的廷尉;铜车马陪葬坑模拟九卿中执掌皇帝车马出行的太仆。内外城之间的双门道“马厩坑”、葬仪坑、珍禽异兽坑, 以及石铠甲坑和百戏俑坑等, 象征府库、武库、宫廷厩苑, 供其娱乐的百戏和皇家园囿。外城垣之外东侧有象征着宿卫京师军队的兵马俑坑, 反映京师厩苑的百余座小型马厩坑。北侧的大型动物府藏坑及青铜水禽坑象征府库、珍禽苑等[25]。 2.5 创设陵邑制度 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陵园的“丽邑”。据《史记》记载, 始皇十六年, “秦置丽邑”。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即“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 同时“因徙三万家丽邑……皆复不事十岁”。秦始皇三十五年, 又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 分别建造阿房宫和“丽山园”[1]182。这样大规模调用人力, 设置“丽邑”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组织和管理修陵人员, 以及将天下豪富迁集和充实丽邑, 起到“强干弱枝”的政治目的[4]。秦始皇陵园内的考古发掘资料, 多次发现刻有“丽邑”陶文的陶器和砖瓦。“丽 (骊) 邑”遗址可能是位于秦始皇陵园北侧约2.5 km的刘家村东, 该处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砖瓦片、红烧土, 以及许多有陶文印记的陶片[3]。 3 秦始皇陵对后世帝王陵墓制度的影响 “百代皆行秦政事”“汉承秦制”总结性概括了后世对秦代制度的延续。秦始皇陵的陵墓制度对后代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独立陵园制及其陵园布局结构、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陪葬制度、陵园仿照都邑设计和“一陵独尊”格局等方面。 3.1 独立陵园制及其陵园布局结构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帝陵制度的发展演变中, 秦始皇陵堪称从先秦时期“集中公墓制”演变为“独立陵园制”的典范, 主要表现在秦始皇陵远离秦东陵而自成独立单元, 并有了独立的陵园名称及其管理机构, 其陵区、陵园、封土和墓室面积与高度等规模空前绝后, 以及陵园内外遗迹众多、功能齐全[5]。这表明秦始皇陵是在吸收了秦国之外六国礼仪之长, 融合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王陵墓制度之大成, 经过精心地规划营建、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陵园建筑格局。诸如陵园的双重城垣并建有角楼类防卫性设施, 平面呈南北向“回”字形, 内、外城垣的四面各辟神门;覆斗形墓冢位居陵园中心、封土下的地宫宫墙四面设门, 正对内、外城四面城门;寝殿和便殿位于封土西北部约50 m处 (“墓侧起寝”) ;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设寺吏舍 (“丽山飤官”) ;秦公子、公主及秦始皇的旧臣陪葬墓设在陵园东门大道的南侧;包括兵马俑坑、马厩坑、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等陪葬坑遍布陵园内外等。这些基本组成单位整体布局在秦始皇陵陵园内, 呈现出一种新格局。秦始皇陵园对后世封建帝王陵园的建造有着深刻的影响[2]。譬如汉、唐、宋等王朝的帝陵陵园的布局结构和构筑形制, 都表现出与秦始皇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明清两代帝陵陵园的布局结构虽然发生了重大变革, 仍然受到秦始皇陵的一定影响。 3.2 陵寝制度的影响 自汉、唐直至明清时期的帝王陵仍都实行秦始皇陵确立的陵寝制度。譬如西汉帝陵的寝殿, 由陵园内移到陵园外, 构建成寝殿和便殿在内的寝园。20世纪80年代汉宣帝杜陵寝殿的考古发掘, 证实其寝园是在陵园的东南, 寝园内寝殿、便殿东西并列[28]。《汉书·韦贤传》记载:“园内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 月祭于庙, 时祭于便殿。”[19]2331唐代帝陵的寝殿建筑分设:陵园的朱雀门内、陵山前面设寝宫 (献殿) 和陵园西南数公里处建下宫 (便殿) 等[31]。 3.3 陪葬制度的影响 秦始皇陵的陪葬系统分为陪葬墓和陪葬坑两类。其陪葬墓主要发现有内城东北部的后宫妃嫔墓葬及陵园西北部的一座“甲”字形大墓, 分布在内、外城间的后宫人员墓葬 (空墓) 和陵园外上焦村一带非正常死亡的王公大臣的墓葬, 以及在陵园西侧赵背户村的刑徒墓地等。陪葬坑包括陵园东部的兵马俑坑和马厩坑、东北侧的动物府藏坑及青铜水禽坑;内外城间的双门道“马厩坑”、葬仪坑、珍禽异兽坑, 以及石铠甲坑和百戏俑坑等;内城中封土丘附近的曲尺形马厩坑、铜车马坑和文官俑坑 (廷尉机构) 等[29]。这种陪葬制度对后世帝王陵墓具有深远影响, 尤其是关中地区的汉、唐帝陵陪葬制度从内容 (包含陪葬墓和丛葬坑) 和形式 (陵园内外规范布设丛葬坑) 上, 都可以视为是对秦始皇陵陪葬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3.4 陵园设计模仿都城理念的影响 先秦时期, 模仿都城建造陵园已见端倪。据《吕氏春秋·安死》的记载:“世之为丘垄也, 其高大若山, 其树之若林, 其设阔庭, 为宫室, 造宾祚也, 若都邑。”[32]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建造, 基本上是仿照都城咸阳而规划营建的[33]。譬如其封土北侧的寝殿和便殿象征秦始皇生前的正殿路寝, 兵马俑坑象征京师宿卫军, 马厩坑象征宫廷厩苑, 铜车马坑象征宫廷乘舆, 珍禽异兽坑象征宫廷苑囿等。在整个陵区范围内, 模仿都城咸阳宫城的小城建在大城 (外城) 偏西位置。 秦始皇陵仿照都城设计建造陵园的思想为后代帝陵所承袭和效仿[2]。首先, 西汉帝陵实行帝、后“同茔异穴”合葬制, 在茔域内帝、后陵呈“帝西后东” (长陵等) 布局, 与汉长安城内未央宫 (皇帝居) 在西、长乐宫 (太后居) 在东极为相像。至于长陵为帝、后同陵园, 当是西汉初年汉高祖一直以长乐宫为皇宫, 且病死在该宫殿, 而吕后身为太后仍居住长乐宫的皇宫布局的缩影。汉景帝阳陵的帝、后陵、“罗经石”遗址、外城分别是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城垣在陵区的地下再现;其陵园内外的各种陪葬坑代表着“宫观及百官位次”, 反映不同的国家机器和防卫设施。阳陵陪葬墓园代表其管辖的王国, 其中公主和郡太守的墓园是其管辖的邑和郡的地下微缩[34]。因此, 汉阳陵被认为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 (都城) 建设而成的。早于阳陵的长陵、安陵、霸陵, 晚于阳陵的茂陵、平陵、杜陵、延陵、渭陵、义陵等西汉帝陵, 大致都采用了“阳陵模式”[30], 体现着帝陵对宫城形制和布局的模拟。 其次, 唐代帝陵陵园南司马道上依次布局乳台、“鹊台”和陵园内城的朱雀门构成三重门阙, 并将陵园分为三个区域:城垣范围内的陵寝建筑和朱雀门分别象征着 (皇帝生前所居住的) 都城长安的宫城及其承天门, 陵园朱雀门与乳台间的神道两侧对列的石刻群, 象征皇帝的仪卫军及百官衙署, 体现都城长安的皇城;乳台与“鹊台”间的神道东侧, 是埋藏皇亲皇族、达官显宦的陪葬墓区, 代表长安城的外郭城。这些陪藏墓星罗棋布, 犹如郭城里坊中达官显宦的宅第, “鹊台”如同外郭城的明德门[35]。这表明唐代帝陵基本是仿照都城长安的布局而设计建造的。 最后, 明清帝陵陵园模仿北京故宫 (宫城) 的天安门、端门至午门进入宫城, 沿南北中轴线布局着多重宫门和宫殿建筑, 其自大红门起始, 经神道、陵门进入陵园的多重院落 (包括享殿、方城明楼和宝顶) 等主体建筑, 全都是布局在南北中轴线上。显然, 明清两代帝陵陵园建筑也是仿照都城中的宫殿布局的。 3.5“一冢独尊”陵园格局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国君陵园内多是并列有两座或两座以上形制体量相近的陵冢, 体现了国君及其夫人异穴合葬的形式, 如秦国雍城陵区、咸阳原陵区、芷阳陵区的秦先公王陵等都是如此。而秦始皇陵园内帝陵墓冢高大如山[11], 封土高度达“五十丈” (折合115 m) , 陵区占地60 km2, 陵园面积2.13 km2, 内城面积0.79 km2。陵冢现存封土的底面积0.12 km2、高52.5 m。地宫 (墓圹) 面积2.47×104m2, 墓室底面积为4 000 m2。此种陵园内“帝陵独尊”的格局, 为后代帝陵所效法。譬如西汉帝陵是帝、后同茔而不同陵, 大多数皇帝、皇后各作独立陵园, 但后者比前者规模小, 皇后陵处于衬葬的地位[36]。唐代帝、后同穴合葬于帝陵, 其祔葬性质更明显[37]。其次, 后代帝陵封土罕有超过秦始皇陵之高大者, 但帝陵墓冢位居陵园中心几乎一脉相承。在称谓上也如秦始皇陵一样称为“山”或“山陵”, 如汉高祖长陵就称作“长山”等等。而且汉唐帝陵更有直接“因山为陵”, 显示出帝陵独尊于天下。再比如汉、唐代帝陵的陵园建筑中都将“三出阙”作为不可僭越的“天子之制”、唐陵前规模庞大的石刻群, 都显示着“帝陵独尊”的思想。 4 结语 秦始皇陵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嬗变及演化中堪称独冠千古的里程碑。秦始皇陵对其他六国陵寝礼仪“采择其善”, 融合战国时期诸侯国及秦先公王陵墓制度, 模仿秦国都城的布局, 经过精心的规划营建,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墓, 并在中国古代陵墓演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秦始皇陵标志着从先秦 (商周时期) 的“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由陵园围沟到双重垣墙、由“不封不树”到高大墓冢、由墓上建筑到陵寝 (寝殿) 、由人殉到人俑殉葬, 以及陵墓地宫形制由先秦诸侯国的“中”字形到超“亚”字形等一系列历史性转变, 秦始皇陵的规模结构也更为恢弘复杂。秦始皇陵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演化中的创设性贡献, 表现为首创陵邑制度、改称“陵”为“山”、创新陪葬制度和规范陵寝制度。秦始皇陵的这些内涵性特征, 对后世帝王陵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诸如汉代及其以后独立陵园制的成熟、帝陵陵园的布局结构、陵寝和陪葬制度, 以及陵园仿照都城布局和“帝陵独尊”的设计思想, 等等。可以说, 整个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墓, 无论是统一封建王朝的皇陵、还是分裂时期封建政权的王陵, 乃至分封的地方藩王陵墓, 其营建形制无不深深地打着秦始皇陵的明显烙印。 20世纪70年代秦兵马俑重现天日,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闻名遐迩。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坑已是我国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于秦始皇陵这样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珍贵帝陵文化遗产, 每一位华夏儿女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和利用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2]李自智.试论秦始皇陵园布局对后代帝陵的影响[J].文博, 1990 (5) :151-157. [3]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J].唐都学刊, 2010, 26 (1) :43-51. [4] 田有前.试论秦陵墓制度的演变特征[M]//秦汉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139-149. [5]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J].文物, 2006 (7) :41-48. [6]刘卫鹏, 岳起, 邓攀, 等.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定[J].文物, 2008 (4) :62-72.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 2013 (2) :3-10. [8]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J].文博, 1987 (1) :14-17. [9]张守中, 郑名桢, 刘来成.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 1979 (1) :1-32.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二编 (固围村区) [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J].考古与文物, 2008 (6) :96-160. [12]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35 (1) :80-86. [13]段清波.秦始皇陵封土建筑探讨——兼释“中成观游”[J].考古, 2006 (5) :70-76. [14]徐卫民.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J].文博, 2001 (6) :18-26. [15]焦南峰, 杨武站, 曹龙, 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J].文物与考古, 2011 (11) :53-57. [16] 陈黎.秦东陵最新考古发现:一号陵园埋葬秦始皇曾祖父[N].西安晚报, 2013-01-06 (3) . [17]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8] 蔡邕.独断: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1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20]钱玄, 钱兴奇, 徐克谦, 等, 译注.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 2001:11. [21]尚志儒.秦陵及其陵寝制度浅论[J].文博, 1994 (6) :7-14. [2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J].文物, 2000 (5) :74-80. [23]杨永林, 张哲浩.秦东陵考古新发现陵园四面壕沟和陪葬坑等大量遗迹, 推测“一号陵园”为秦昭襄王唐太后“茞陵”[N].光明日报, 2013-01-06 (3) . [24]焦南峰, 孙伟刚, 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J].文物, 2014 (6) :64-74. [25]段清波, 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 2003 (11) :67-74. [26]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3:438. [27]朱学文.试论秦始皇陵园选址的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 2010 (6) :50-55. [28]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J].考古学报, 2006 (4) :447-472. [29]赵海洲.试析秦始皇陵墓葬制的渊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6) :22-24. [30]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J].考古, 2007 (11) :78-87. [31]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和演变[J].考古与文物, 2013 (5) :82-90. [32] 吕不韦.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4:98. [33]朱学文.秦始皇陵园设计规划问题之研究[J].文博, 2009 (5) :44-48. [34]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J].文物, 2006 (7) :51-57. [35]刘向阳.唐乾陵文化景观的内涵与特性研究[J].文博, 2011 (5) :45-51. [3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6-139. [37]刘根良.汉唐陵寝制度之异同[J].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1996 (2) :36-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