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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 “四夷服”镜铭是汉代镜铭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以七言为主的有“四夷服”字样或表达四夷来服含义的铜镜铭文。“四夷服”镜铭出现于王莽时期,兴盛于东汉时期,其出现、兴盛的原因分别与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东汉儒学有密切关系。“四夷服”镜铭的内容包含了汉代人希望四夷归服、国家太平,父母双亲长享昌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寿如金石、富贵昌乐、官位尊显的幸福追求。汉代人的这种幸福观包含了国家、家庭、个人三个方面,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结合。 关键词: 汉代; 铜镜; 镜铭; “四夷服”; 幸福观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居延汉简编年及相关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S007)的阶段性成果 一 前言 铜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铭文镜主要集中在汉代。汉代铜镜铭文内容大多是祈求富贵、长寿、求仙、四夷归服等美好愿望的吉语,反映了当时人们特定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社会追求。笔者在阅读汉代众多镜铭后发现,“四夷服”镜铭虽然是汉代镜铭中的一部分,但其表达的内容涵盖了汉代人关于幸福追求的国家、家庭、个人三个方面,这在汉代的其他镜铭中很少见,学界对此亦较少关注。笔者收集列举汉代“四夷服”镜铭,并简单定义,认为“四夷服”镜铭主要是指汉代以七言为主的有“四夷服”字样或表达四夷来服含义的铜镜铭文。 目前学界对“四夷服”镜铭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镜铭辑录和镜铭内涵解析两个方面。辑录有“四夷服”镜铭的著作分散庞杂,总结起来有三类:其一是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博机构出版的铜镜图录,其二是考古报告,其三是个人的著作收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一文,[1]该文收录1148条汉代铜镜铭文,其中“四夷服”镜铭有70条,为各著作中辑录“四夷服”镜铭最多者。除了对“四夷服”镜铭的辑录,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四夷服”镜铭的相关内涵。如王子今认为“四夷服”镜铭中有“国家”和“君家”的表述,反映出在汉代民众意识中“君家”就是“国家”,“国”只是君主的私产。[2]钱志熙认为“四夷服”镜铭显示了汉代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大一统意识的增强,并猜想这与来自少数民族国家的进扰及汉王朝对周边民族的征服与蔑视有关。[3]田敏认为“王氏作镜四夷服”等镜铭歌颂了王莽执政期间,天下太平,四海臣服,这种歌颂新朝的铭文有利于王莽加强统治。[4]窦威认为“四夷服”镜铭涉及到了两汉的民族关系,表达了人们对和平安定环境的渴望。[5]总的来说,学者们从国家角度解析“四夷服”镜铭的内涵很具有启发意义,但对于“四夷服”镜铭所表达的汉代人关于国家、家庭、个人三个方面的幸福追求则未做结合探讨。除此之外,对于“四夷服”镜铭产生、兴盛的时期与原因也未有学者专门讨论。 二“四夷服”镜铭释文 “四夷服”镜铭是汉代镜铭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以七言为主的有“四夷服”字样或表达四夷来服含义的铜镜铭文。其镜铭句式内容基本固定,开头大多纪年或纪氏,句式以七言为主,偶杂有三言和四言,主要内容表达了汉代人希望四夷归服、国家太平,父母双亲长享昌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寿如金石、官位尊显的幸福追求。“四夷服”镜铭的内容结构很有讲究,有清晰的国家、家庭、个人三个方面的表达层次,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祝愿词的堆砌。现列举以下10例句式内容不同的“四夷服”镜铭: 1.杜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受大福,传告后世子孙力,官位高。 [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5] 2.王氏昭竟(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百姓宽喜得佳(嘉)德,长保二亲受大福,传告后世子孙力,千秋万年乐毋(无)极。 [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图一)。[7] 3.王氏昭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无极,日月光大富贵昌兮。 [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8] 4.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伤里。[9] 5.永康三年六月卅日,吾作明镜,幽湅三商,四夷自服,多贺国家,人民安息,胡虏殄灭,时雨应节,五谷丰熟,天下复。[10] 6.尚方作镜四方有,仓龙在左,白虎居右,为吏高升贾万倍,胡虏殄灭去万里,辟去不祥利孙子,长保二亲乐无己,□□万人兮。[11] 7.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殃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12] 8.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自有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湶(泉)泉饥食枣,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图二)。[13] 图一“王氏昭镜”铜镜拓片 (采自《故宫藏镜图集》,第32页) 图二“李氏作镜”铜镜拓片 (采自《古文字研究》第14辑,第149页) 9.龙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君家人民息,胡羌除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官位尊显蒙禄食,长保二亲乐无已。[14] 10.张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君家人民息,官至三公得天福,子孙备具孝且力。[15] 以上10例“四夷服”镜铭前5例可判断其年代,后5例镜铭的年代尚不能准确判断。其中例1～3条镜铭中均出现“多贺新家人民息”,其中“新家”与后文镜铭中的“国家”、“君家”等相对,所指意相同,可知铭文中的“新家”当指“新莽”而言。王莽居摄三年,革汉立新,“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16]因此“四夷服”镜铭中出现“新家”当是属于新莽时代物。例4、5镜铭中出现了明确的纪年信息,其中镜铭“永元五年四夷服”,“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永元五年为93年。例5镜铭首句为“永康三年六月卅日”,其中“永康”为东汉桓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仅使用半年多汉桓帝就驾崩,新帝即位,改元建宁,因此镜铭“永康三年”的记载应有误。 除了新莽时期的“四夷服”镜铭,有明确纪年信息的“四夷服”镜铭就是“永元五年”和“永康三年”这两条,大多“四夷服”镜铭是没有纪年信息的,其出现、兴盛的时期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四夷服”镜铭的出现与兴盛 (一)“四夷服”镜铭出现与兴盛时期 “四夷服”镜铭是汉代镜铭中的一部分,其出现与兴盛的时间与汉代镜铭的总体发展状态密切相关: 关于镜铭的出现时间,学界有战国晚期说和西汉初说两种观点。孔祥星等指出:“战国末期,铜镜上开始出现铭文,西汉初年铭文是作为布置在某些纹饰中的一个部分。”[17]王士伦指出:“铜镜铭文始自战国,到西汉早中期比较普遍。”[18]蔡运章在《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文中记载了两件有铭铜镜,并认为其是战国之物。[19]但之后周世荣撰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两件有铭铜镜当属于西汉文景时期之物,不可能早到战国。[20]并且他认为:“铜镜铭文始见于汉初。”[21]李学勤指出:“现在知道,直到秦代的镜面上还没有发现过文字。”[22]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有明确纪年信息的战国有铭铜镜,以出土实物来看,铜镜铭文始见于汉初。 西汉中叶汉武帝前后,“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且逐渐发展为完全以铭文为铜镜主题内容的情况———连弧铭文镜和重圈铭文镜”。[23]周世荣也指出这一时期铭文镜逐渐由图文兼顾的装饰转变为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24]但考查这时期的镜铭以三言居多,字数较多的七言镜铭非常少见,故“四夷服”的七言镜铭在这一时期大致还没有出现。 到了西汉晚期特别是王莽时期,铭文类型繁多,排列灵活,七言镜铭相继出现。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铜镜铭文以‘尚方’铭最多,纪氏铭文如‘王氏’铭、‘朱氏’铭、‘杜氏’铭等的出现是一个显著特征”。[25]发展到东汉时期,纪年、纪氏的铜镜铭文更加盛行。 “四夷服”镜铭大多纪年或纪氏,且体例基本为七言,由汉代镜铭发展的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可推断,“四夷服”镜铭大多当是王莽到东汉时期的产物。另外,目前发现有纪年信息最早的“四夷服”镜铭是在王莽时代。因此,“四夷服”镜铭应是出现于王莽时代,在东汉继续兴盛。 (二)“四夷服”镜铭出现于王莽时代的原因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篡汉立新,为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昭告天下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谬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26]并遣使四出,“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27]王莽贬低周边各民族诸王的地位,改王为侯,招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满。汉匈原来约为兄弟之国,王莽却“去玺曰章”,使匈奴单于与分封的诸侯王无异。始建国二年(10年),“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28]面对匈奴单于的报复行为,王莽并未进行安抚,反而愈发敌对起来。同年冬,王莽“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29]且“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衾、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30]地皇二年(21年),“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31]王莽大规模征兵纳粮,欲征伐四夷,但实际久屯不出,导致“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32]此后新朝持续与匈奴交恶,加之先前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嫌隙,不少周边民族乘势反叛,“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33]除了与匈奴的连年挑衅,羌患亦是棘手的社会问题,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四夷内侵,及莽败,诸羌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34] 北边自汉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煙火之警,北边形势较为稳定。然而王莽代汉后,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为了宣扬正统,显示自己将要征服四夷的功绩,不惜大动干戈,四处挑衅、贬低四夷,数次大规模征兵备战,但又久屯不出,使得吏士疲敝,人民流亡,中外愤怨,最终四夷皆叛,一时间天下大乱。这时诸如四夷归服,国家安定的祈愿无疑是人民心中愈加真实迫切的愿望。 (三)“四夷服”镜铭的持续兴盛与东汉儒学关系 东汉时期“四夷服”镜铭更加流行和普遍,如“永元五年四夷服”、“永康三年六月卅日,吾作明镜,幽湅三商,四夷自服”等。四夷来服的祈愿与东汉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冲突是有密切关系的。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混乱之际,控制了东自乌桓、鲜卑,西至西域各族所居住的广大地区,并南下骚扰北边长达二十余年,南匈奴归附汉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亦始终是东汉朝廷之患。除了匈奴的入侵,东汉羌患亦是严峻惨烈。除战争因素外,“四夷服”镜铭的持续兴盛还当与东汉儒学家们的华夷观念有关。 面对复杂的四夷侵扰,与西汉积极外向的民族政策所不同的是,东汉主体民族政策显得较为保守,反对对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主要通过防御收缩的策略来应对四夷。在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对外环境下,诸如“胡虏殄灭天下复”、“四夷服”等镜铭的大量出现看似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细分析起来则不然。 关于古代天下观,人们最常说起的莫过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5]这种天下观认为远近四夷,都是王统治下的臣民。天下“定于一”的观念是儒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6]那么要使天下四夷归服,其手段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修德的方式,一种是武力征伐的方式。由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重视仁义道德的力量,政治上主张实行“德治”,所以儒家华夷观在对待四夷归服的问题上,倾向于采取修德的方式。孔子提出对待夷狄要“修文德以来之”,贾谊提出“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然不承帝意?”[37]儒家华夷观随着儒学在东汉的真正独尊,成为东汉的主流民族思想,在对东汉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中起了重要作用。元和二年(85年)袁安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38]为由,要求南匈奴将虏获的北匈奴牲口交还北匈奴。永元年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乐恢上书谏争:“《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汉之盛,不务修舜、禹、周公之术,而无故兴干戈,动兵革,以求无用之物,臣诚惑之!”[39]朝廷称其忠,由此可见,儒家以修德使四夷归服的方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年间出现了如“永康三年六月卅日,吾作明镜,幽湅三商,四夷自服”的镜铭语式,由“四夷服”变为“四夷自服”,看来修文德以使四夷自服的方式也被普通民众所认同。 因此,“四夷服”镜铭在东汉的继续兴盛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统治者虽然反对大规模征战,但希望以修德的方式实现大一统,其最终目的并没有改变。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局面一直是儒士们所迫切追求的,只有在四夷德服、国家安定的环境下,人民才能更幸福的生活,而这也就达到了儒家仁爱的终极目标。四夷自服、国家太平作为一种文化宣传和时人普遍的社会观念,绵延铭刻于镜铭之上,经久不衰。这时“四夷服”镜铭的重点不是宣扬如何以武力征伐四夷,而是表达了人们希望国平民息、长享安乐的美好愿景。 四“四夷服”镜铭的内涵与其反映的幸福观 通过分析“四夷服”镜铭的内容发现,其包含了汉代人三个方面的幸福追求,国家层面是祈愿四夷归服、国家太平;家庭层面是希望父母双亲长享昌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个人层面是希望长寿万年、五谷丰熟、官位尊显。 (一)注重长寿、富贵、功名的个人欲求 汉代民众在自身幸福的表达上更多的体现在对诸如长寿、富贵、功名等现实主义的追求上,普遍倾向于以改善自身以及与自身相关的生存状态为祈求内容。 1. 渴望长寿 表达对长寿渴望的铭文是“四夷服”镜铭中常见的句式组成部分,如: 千秋万年乐毋(无)极(例2);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湶(泉)饥食枣(例8)。 “千秋万年乐毋(无)极”表达了汉代人对长寿的渴望,其不但希望生命的长度能够延续千秋万年,而且要求生命的质量能够“乐毋极”。“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湶(泉)饥食枣”,所谓“仙人”,《释名》载:“老而不死曰仙”。[40]就是神话传说中长生不老,拥有神通的人,“玉泉”是味甘如甜酒的琼浆,饮之可延寿,《神异经》载:“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卤,澄清如镜……饮此酒,人不生死,此间人与天生同,虽男不妇,故言不生死。”[41] 长寿愿望除了见于“四夷服”镜铭外,亦多见于其他镜铭中,如:“桼(七)言之纪从镜始,涷铜锡去恶滓,以之为镜宜子,长保二亲乐无极,寿幤(敝)金石西王母,常安作。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由(游)天下遨四海,徘徊名山采芝草。”[42]这些镜铭所表达的长寿思想与汉代人的神仙信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为生命的离去不以人的意志而随意转移,但人的一切幸福感受都来源于生命的存在,所以人们希望借助仙人的力量或成为仙人来达成长生愿望。 2. 向往富贵 从四夷服”镜铭的内容来看,表达富贵追求的铭文为“四夷服”镜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 日月光大富贵昌兮(例3); 风雨时节五谷孰(熟),百姓宽喜得佳(嘉)德(例2)。 “日月光大富贵昌兮”,人们祈求富贵,又希望这种富贵能够像日月一样永恒,传告后世,永享万年。追求富贵是两汉时期社会的普遍心态,并且在当时是一种完全正确的人生目标。王子今在《秦汉人的富贵追求》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汉代人“耻贫贱而乐富贵”、“富贵累世”、“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不贪富贵”的富贵观,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于世俗社会追逐富贵的狂热之外,又有对富贵的清新认知。 汉代人除了对自身富贵的追求之外,更兼有一种天下大富的关怀,如“四夷服”镜铭中的“风雨时节五谷孰(熟),百姓宽喜得佳(嘉)德”、“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农,天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基础的富贵便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熟,衣食无忧。“风雨时节五谷孰(熟)”,反映出汉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很注重天时,不容人们违反自然规律,汉元帝初元三年三月,因天气失常,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43]在农业系统中,促成万物蕃昌的天、地、人、物诸因素里唯有“天时”不可人为逆转,因此人们才祈祝四时有序,风调雨顺。 3. 崇尚功名 “四夷服”镜铭中在表达富贵渴望时还兼有对功名的崇尚,并且功名追求与富贵渴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如: 为吏高升贾万倍(例6); 官位尊显蒙食禄(例9); 官至三公得天福(例10); 在祈求功名的“四夷服”镜铭中,甚至清楚地对官职的品级提出了要求,如“官至三公得天福”,所谓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44]应该说三公是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汉代人们不但祈愿自己可以位至公侯,还希望“为吏高升贾万倍”,渴慕因为权势而带来万贯家财。 人们追求功名一般会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建功立业,博取荣华富贵,是现实物质的层面;一是希望弘道立身,名垂后世,是精神境界的层面。显然“为吏高升贾万倍”等镜铭所表达出来的汉代人对功名的追求更多是与现实富贵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分析起来,汉代士人对弘道立身理想的期待与现实允许的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巨大落差。追本溯源,士从诞生之日起就凭借他们所坚持的学说以帝王师、友的身份表现为合则从、不合则去的自由姿态,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们更是认为“得士者强,失士者亡。”[45]而今天下一统,诸侯宾服,本该在此盛世中大显身手的士人却只能是“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46]士人们能做的便只有放低姿态,求得自身安保。因此汉代士人们在功名追求中当弘道立身的愿望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现实利的追求便会相应提高。除了功名本身所能带来的富贵,这或许就是汉代人的功名追求更多的与富贵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点原因。 (二)讲求家庭和睦幸福 “四夷服”镜铭所表达的幸福内涵除了个人的欲求之外,在家庭层面也有诸多美好愿景,如: 长保二亲受大福,传告后世子孙力(例2); 子孙备具孝且力(例10); 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例8)。 总结“四夷服”镜铭中反映家庭和睦的祝词,可以发现三个重要的主题:一为双亲受福,二为子孙备具,三为夫妻恩爱。 1.双亲受福,子孙备具 “长保二亲受大福”、“子孙备具孝且力”,由镜铭可以看到在汉代孝与一个家长的责任,一方面要赡养尊敬父母,使其长受大福,另一方面要抚养教育子女,使其立德立身。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成为汉代家庭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在汉代礼学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东汉时期治孝尤甚,《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47]《后汉书·樊宏列传》载:“(樊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48]顾炎武赞曰:“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49]应该说孝亲不但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更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兄友弟恭、夫妻恩爱都在此基础上才成为可能,并且更进一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2.夫妻恩爱 “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威田鸟”经查找虽不知其具体所指,但与“威田鸟”相关的“威央”亦在铜镜铭文中出现过,都与夫妻之情有关。“侯氏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内]富竟昌,宜侯王,乐未央。”[50]李新城曾指出“‘威央’与‘威田鸟’或当类似于‘鸳鸯’,比喻夫妻相爱相守之物。”[51]汉代铜镜铭文中有许多祝愿夫妻恩爱和睦的词句,如:“居摄元年自有真家当大富,籴常有陈,□之治吏为贵人,夫妻相喜,日益亲善”、[52]“二姓合好,□如□□,女贞男圣,子孙充实,姐妹百人,□□□□,夫妇相□,□□□阳□□月吉日,造此信物。”[53]汉代人们崇尚与追求“夫妻恩爱”的家庭伦理观念,并且要求“女贞男圣”,谴责在婚姻关系中任何一方二三其德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夫妻和睦是家庭稳定美满的基础,只有保持夫妻间的和睦与完整,才能使整个家庭和谐融洽。 (三)祈愿四夷来服、国泰民安的天下关怀 如果说个人对富贵、长寿、功名的追求讲的是爱己,那么立足家庭谈幸福就过渡到了爱人。除了个人与家庭方面的幸福追求,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夷服”镜铭中所反映的汉代人的家国关怀。如: 杜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例1); 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例4); 龙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君家人民息,胡羌除灭天下复(例9)。 镜铭中“四夷”为少数民族的泛称,即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汉代不受皇帝管辖的所谓“四夷”,有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诸越、西方西域各国及西南少数民族。“四夷服”指这些不受汉朝皇帝管辖的少数民族地区或国家向中央表示服从并承担相应义务。“四夷服”镜铭中的“新家”应表新莽一朝,“君家”,此处根据铭文意,应指君王,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总的来说,“新家”、“君家”在铭文意中与“国家”是相同的,这反映出在汉代人们的意识中国家是一种以君主拥有为基本形式的“君国”。但如“四夷服”镜铭所示,汉代人并不只是爱私人的“君国”,其国家意识还有另外两层内涵:其一是爱国土,人民希望“胡虏殄灭天下复”,不希望自己的土地家园落于外族之手。其二是爱同胞,人们祈愿四夷归服,风调雨顺,百姓富足,不希望因为四时不序、连年战火而导致人民饥饿困苦、流离失所。在“四夷服”镜铭中,祈愿四夷归服、国泰民安的祝词无一例外的居于句首,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要想获得个人的富贵功名与家庭的和谐美满就必须有国家安定的保障,若四夷俱叛,社会动荡不安,又何来个人的长寿与富贵。因此国家安定繁荣、四夷来服不仅是个人、家庭幸福的重要外部保障,而且也是个人获得圆满幸福必要的心理诉求。 五 结语 通过分析“四夷服”镜铭的发展状况与内涵可见,汉代人坚持了一种国家、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圆满幸福观。这种幸福观使得幸福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达到了统一,即个人的富贵功名与家庭的兴旺繁昌相联系,个人与家庭的安定幸福又必须有国家来保障。更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结合,汉代人在追求个人富贵时还兼有一种“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的天下大富的关怀;在追求自身家庭的美满幸福时首先提出了“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的国家意识;放眼天下,汉代人们又希望四夷来服,天下太平,以使国家永安万年,传达出了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这种天下主义是从家族到国家再到天下的延伸。 注释: [1]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2]王子今:《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 [3]钱志熙:《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字学分析》,《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 [4]田敏:《汉代铜镜铭文研究》,第53~54页,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5]窦威:《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第74~75页,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 [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铜镜》,图49·规矩镜,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7]郭玉海编著:《故宫藏镜图集》,图32·王氏昭镜,第32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8]陈佩芬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41·新莽王氏四灵六博纹镜,第4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9]洛阳市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彩色版图四·东汉银壳画像镜,第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王士伦:《汉六朝镜铭初探》,《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12]王建纬:《四川渠县出土汉代神兽铜镜》,《考古》1993年第3期。 [13]周世荣:《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图91·李氏作镜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4辑,第149页,中华书局,1986年。 [14]姚高悟:《湖北沔阳出土的汉代铜镜》,《文物》1989年第5期。 [15]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6]《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095页,中华书局,1962年。 [17]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8]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19]蔡运章:《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文物》1997年第9期。 [20]周世荣:《〈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质疑》,《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 [21]周世荣:《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4辑,第69页。 [22]李学勤:《古文字初阶》,第51~52页,中华书局,2003年。 [23]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07页。 [24]周世荣:《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4辑,第75页。 [25]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09页。 [26]《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05页。 [27]《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5页。 [28]《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9页。 [29]《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1页。 [30]《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1页。 [31]《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67页。 [32]《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5页。 [33]《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5页。 [3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第2878页,中华书局,1965年。 [3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643页,中华书局,1991年。 [3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37](汉)贾谊撰,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匈奴》,第12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38]《后汉书》卷四五《袁安列传》,第1518页。 [39]《后汉书》卷四三《乐恢列传》,第1479页。 [40](汉)刘熙:《释名》卷三《释长幼》,第43页,中华书局,1985年。 [41](汉)东方朔:《神异经》,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2]邱龙升:《汉代镜铭之长寿吉语》,《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3]《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84页。 [4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2页。 [45]《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65页。 [46]《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65页。 [47]《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05页。 [48]《后汉书》卷三二《樊宏列传》,第1119页。 [49](明)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卷一七《两汉风俗》,第556页,岳麓书社,2011年。 [50]周世荣:《湖南出土东汉镜铭文字研究》,图85·侯氏作镜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4辑,第146页。 51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第269页。 52陈佩芬:《中国青铜镜发展概述》,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第13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53杨爱国:《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