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湖北大学学报2019—3）
    章学诚在乾嘉经学(考据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潮流中,为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自立主体,慨然发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根本在于史家主体地位的确立。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才、学、识之论的基础之上,更添"史德"一目,最终完成古典中国史家的"学格—人格"建构。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创见,是依据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将史学研究区分为"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章学诚所谓"圆而神",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价值性判断的一门,强调灵动的、发散性思维,突显"史意";而"方以智",说的是史学研究中侧重事实性判断的一门,强调规整的、收敛性思维,讲究"史法"。这其间正蕴藏着非常宝贵的史学理论启示:不同宗门的史学著述,应当追求不同的风格与神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社会科学研究2019—3）
    历史研究是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主观的认识因素须参与其间。历史学者应在研究中明确基本学术思想,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过程,有立论,有驳论,有推理,有臆断,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虚构,有假设,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性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有如范缜在《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两相附丽,缺一不可。但在现今史学界"实"尚差强"虚"远不足的情况下,强调研究中"虚"的一面,加强学者形上功夫的自我训练,对提高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或更具积极意义。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东南文化2019—1）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江海学刊2019—3）
    在东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古代中国努力构建以"王者无外"为内涵的"天下秩序",积极向外拓展,从而构建起庞大的王朝疆域。在军事、行政能力具有一定局限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为管理广阔的疆域,对广阔疆域实行差序治理,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行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我们都应从王朝天下的角度,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否则难以避免理解错位。差序疆域所具有的弹性空间与灵活方式,也为解决当前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与解决思路,是未来值得借鉴与挖掘的疆域管理模式。 
     
    赵培玲（中南大学）：史学、文学与修辞学理论：中外海登·怀特研究40年(1978-2018)回望（学术研究2019—4）
    文献检索统计和文献分析梳理相结合有助于多维度捕捉中外怀特研究40年(1978—2018)的趋势和动态。中英文文献检索数据表明,怀特研究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集中在语言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以及《历史与理论》、《克莱奥》、《新文学史》、《史学再思考》等国外学术期刊,怀特专题研究逐渐从怀特的诗学和叙事理论转向多维研究,并逐渐聚焦历史哲学问题。国内外文献分析探讨了怀特思想在促进学科相互融通并促使学科的重新界定中的推动作用,以及文学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在充当怀特史学理论研究工具的过程中如何不断地被怀特修订和拓展。这两种研究结果说明,怀特的遗产不仅是思想理念,更多的是这些思想给很多学科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问题,因而怀特研究体系不会因怀特的逝去而消亡,而是会一直参与到我们的话语之中,并激发国内外学者借助其理论框架进行反思、对比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四十年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趋势与反思（澳门理工学报2019—2）
    本文從學術思想的變化和突破着眼，分為七個議題：一、20世紀80年代關於文明要素的研究；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於國家形成標誌的研究；三“、酋邦”理論在國家起源研究中的運用；四“、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五、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諸種學說；六、夏商西周三代“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七、從國家起源到秦漢以來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對1978～2018年四十年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主要趨勢，作了梳理、闡述與反思，其中也穿插了作者本人三十多年來的研究軌跡與學術體系。
     
    杨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9—2）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齐思和的中国史博士论文与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学术传统（史学史研究2019—1）
    齐思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美国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国内学者对齐思和的研究主要依靠中文的原始文献和二手著作,聚焦于他回国之后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他们没有搜集和利用他的博士论文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档案文献等英文史料,相对忽略了齐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四年留学经历。齐思和1935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选择了一个民国史学界很热门的课题——封建问题为研究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哈佛所受的美国史学术训练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而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启发,对他的博士论文帮助很大。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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