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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传播学的问世和发展伴随着人类社会历程中的主体意识的演变和信息技术的更新，由此形成一种历史性思维的经验领域而具有叙事性。参照法国著名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讨论全球传播史的4个维度，结合历史学从兰克实证史学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经验的转化、叙事风格的异同探索传播学和历史学的文化连接和观念组合，展望新全球史语境下媒介运作在两者之间的叙事能力和意义生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关 键 词： 传播学/历史学/传播学叙事 作者简介： 陈卫星，男，四川成都人，传播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特聘教授，北京 100024 基金项目： 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新时代科学研究创新团队支持项目”(CUC18X01)。 一、从历史叙事到问题意识 探讨传播学叙事的历史学技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历史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两个学科中一个是先来的学科，一个是后到的学科。早在2 500年以前，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的历史编撰有编年体、回忆录、论文等形式，强调政治与军事事件，尤其是大人物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在启蒙时代受到挑战。而传播学在20世纪问世。这两个学科在20世纪产生了一种什么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铺天盖地袭来，学术界开始扩散60年代发轫的全球史观念，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视角重新思考、审视并编写人类的历史。美国知名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明确指出新世界史即全球史的主题有5种，即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物种传播与交流(Biological Diffusions and Exchanges)、文化交往与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以及移民与离散族群(Migrations and Diasporas)。[1]162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基于文化介质的传播行为或传播过程，这就形成全球史和传播史的一种关系，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从印刷工艺到电子革命和虚拟世界的传播媒介的历史向度。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传播文本的叙事特点和表现形式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因此，把叙事作为历史学和传播学的共同特征是时代的基础性命题。正如法国历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所说：“因为我们的理解力从本质上说更多地倾向于理解，而不是知道。由此便产生了真正的科学，即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在现象之间建立起阐释性关系的科学。”[2]35如果用大名鼎鼎的美国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将理解了(knowing)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融入的形式。我们可能不易完全领会另一种文化的特定思想模式，但相对而言，无论那样一种文化显得多么奇异，我们也不难理解其中的故事。”[3]199 不管是历史还是传播，都是一种叙事方式，由于历史的叙事，人们才得以建构对历史的认知，而且作为传播文本流传下来；反过来说，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由于传播的文本所影响所决定的。从今天的社会学观念来说，人要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或一个共同体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作为精神内核，把观念转化为媒介化的叙事文本，一种有意义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叙事结构。所以，作为载体的媒介就成为历史演进的一种工具，比如平面媒介在古登堡之前是纸莎草、竹简或羊皮纸，在古登堡之后是各种印刷纸质本。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通过媒介的联接(Articulation)形成被传播的历史及其叙事。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主要聚焦两个主题，一个是人物，一个是事件，由此构成叙事的基本框架。自从开创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法国大革命以来，“在塑造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共同拥有的历史观念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历史观——它是什么意思，如何形成，如何使用——在民族主义的构成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的书写在19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它的发展与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德国历史学家，他对把历史创设为现代学术学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277。从兰克学派出发，德国人最先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为什么是德国人最先建立史学？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在于形成民族—国家的范本，造成了对它东边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普鲁士各邦的压力，当时尚未形成德意志民族。法国在西边，普鲁士要超越西方就要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的竞争中形成新帝国，比如从拿破仑一世开始的法兰西帝国，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王国到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即一个新的国家崛起的过程，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同时还要形成历史和文化的叙事来强化某种民族的、国家的认同。“对兰克和他的追随者而言，对意义的解释意味着达成目的的手段——目标是重建人类命运和民族命运；资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供了详细可靠的细节，所以叙事的编撰才能够完成。”[5]240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史学参与构建一个民族的，或者说相当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试图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民主从而带有半独裁性质的制度和价值的现代性德国道路。 虽然兰克的史学观今天被学术界认定为实证主义历史学，但他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人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时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后来有专家认为，兰克历史写作的思想背景被误解了，因为他植根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超越了尊重事实的精神。兰克曾经说过：“史学别于其他学科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同时亦是一门艺术。史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可搜集、发现和钻研；而它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则是因其能对已发现和已知之物加以重述和重构。其他诸学科，或仅止于严格如其本然地说明所发现之物，史学则拥有重现事物的能力。”[6]179换句话说，人文社会领域知识的传播功能其实是要产生意识和观念的转化。历史叙事不能仅仅由实证主义来决定，重要的是建立什么样的解释体系。要有新意的阐释历史及其意义结构，往往来自于一种新的世界观。代际之间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形成自己的理念或观念。代际之间的沟通，从细节到价值，从方法到模式，从理念到故事其实都是有分歧，所以只有重新从自己的体验认知开始，才能体会到一个历史叙事的形成过程。在一个指认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的观念认知和心理体验也是有差别并决定一种视角。所以，实证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和支撑，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理念的逻辑体系。 近代史的开端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一个是法国大革命，这些驾驭历史火车头的民族国家，往往要进行有创新意义的知识生产，通过重新发现和重新总结来进行学术积累，形成一种新的人类自我认知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观点。在20世纪产生历史学革命的学派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其特点是不限于把历史简化为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历史人物在实现政治理想或者开创历史局面的个人英雄主义逻辑当中演绎出来的故事，而且充分考虑到这种历史的构成是由更大数量的不同人群所囊括的社会阶层甚至包括社会底层参与、形成的一种共同的叙事，阐释人在跨越时空性质的地理疆界的活动当中所产生的行为结构。 在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对历史学领域的开拓是把史料范围和历史类型予以扩展。创始人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1878-1956)在1929年创办杂志《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让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话，把研究领域从政治历史拓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集中研究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历史结构与动力运动。他有著作15种，中文版著作有《莱茵河：历史、神话与现实》《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大地与人类演进》和《印刷书的诞生》。他的历史叙事别开生面，形成一种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互动的历史叙事。另一个创始人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学术上较少涉足地理学，更为热衷社会学。他强调：“历史是关于人的知识：从这个特征中引出了历史学对表达形式问题的独特立场。”[2]47他的代表作生动深刻，中文版著作有《为历史学辩护》《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历史学家的技艺》《奇怪的战败》等，其中有对具体历史单元的看法，甚至包括当代历史事件。他的伟大还在于他是“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著名烈士，法国里昂市区的抵抗烈士墙的人名排列是从他开始的。他所创造的历史叙事不仅存在于图书馆，而且也是被活生生地记载在生活的空间当中。 “马克·布洛克一开始就提到了‘历史的合法性’，这个说法表明，在他看来，历史认识论问题不但是个思想和学术的问题，而且是个公共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2]4布洛克给我们提示的一个有趣的文本是《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发现历史的叙述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基因，往往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来源。这本著作研究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英法国王是如何借助触摸病人的仪式来换取大众的信任，直接启发了年鉴学派后来向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和新文化史的转向，提出人们日常的历史活动中如何产生“集体幻觉”的传播问题。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心理状态或心理需求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没有历史的，诸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不信任、引导和被引导、忠诚和背叛、管理和被管理、引导和跟随等种种关系，始终存在并呈现为媒介化的仪式、符号或动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学和政治学的信息传播不是全部可以量化或证伪的，这个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复杂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学派逐渐形成第二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力图寻求并阐释历史的大结构。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他的研究范围聚焦3大主题——地中海、文明和资本主义以及法国身份，被认为是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前驱。他的鸿篇巨制几乎是年鉴学派的标签，中文版著作有《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本)、《法兰西的特性》(3卷本)、《资本主义的动力》《资本主义论丛》《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文明史纲》《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和《论历史》等。具体而言，他的研究主题涵盖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几个关键词。从地中海南岸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开始跨越阿尔卑斯山深入到莱茵河流域，一个空间区域所形成的人群关系所组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到社会模式经过整整3个世纪的演变和竞争。最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覆盖欧洲，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布罗代尔提出把握历史的3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事件性历史(L' 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事件往往是节点性的，比如什么时候发生了一种政权更替、权力转移、生产力转型乃至技术的升级换代，由此演化出一个以集体身份或物质事件为标志的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概念转型。比方来说，好比2011年以前没有微信的时代和从此以后使用微信的时代，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史、文化史的节点。虽然说微信在当下的普及率已经接近2/3的人口，但是年轻人的体验跟那些以往有过其他媒介使用经验的人的体验可能不一样。因为对于老人来说，这种新的经验只是在原来的媒介使用经验当中所增加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使用者总是用原来的那种媒介近用(Access to the media)来比较新的增量。而新生代完全是用新体验来扬弃所有的传统媒体。第二个概念是局势性历史(L' Histoire conjoncturelle)。比如说一个过渡的历史时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盘整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变动期，对于一种制度来说，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或者再往大一点说可能是一个转型期等等。第三个概念是结构性历史(L' Histoire structurelle)。这就是一个大型时空结构，可以引发许多新的想象，让人产生一种理想或追求一种理想。就是在骨感的现实和丰满的理想之间表达一种认知态度和实践意向。1985年逝世的布罗代尔对后来的历史社会学和国际传播学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在他看来，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虽然不一定是唯一的途径，但借助它，可以分析和推演过去和现在的重大历史结构的基本格局，试图把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时空实体。按照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说法，长时段“应当被理解为是在呼唤社会时间的多元性”[7]42。 历史总是在逐渐的演化过程中自我呈现，“长时段”这个概念的重要在于让人从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和历史活动的时空体量当中简化认识问题或理解问题的分析路径。按照摩尔定律，人类社会的信息量每一年半要增加1倍，难以想象人们的思维方式或生存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只要人类社会还要建构自己的文明或自己的叙事，那就逃不脱历史叙事的建构和竞争所表达的功能性和意向性。在这个过程中，对传播学的历史学回顾的确是一种挑战，“因为从材料上说，它最终面对的是人的意识。在历史学看来，通过意识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以意识为基础的各种影响乃至混乱现象，构成了现实本身”[2]136。 “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概念几乎是影响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紧箍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显然内涵西方的文化霸权意识，但它也同时指认了一个历史事实，即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属于“发展中”或“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除去经济的竞争力不足之外，也同时伴有一种文化缺失，缺乏有竞争力的本土知识系统，有的甚至没有本土的文字体系，由此引发不同导向的现代性观念来抵抗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霸权。正如德国当代全球史专家于尔根·奥斯特海默所归纳：“随着时间逐渐实现普世化并最迟在1930年前后成为全球进入‘现代’标志的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技术、机制和‘决定性要素’(Dispositive)，无一不是在19世纪由西方发明并从这里踏上其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旅的。就人类的记忆和观察而言，其内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始终都具有地方性和‘文化’特殊性的色彩；然而其媒介和形式却与此相反：在这方面，世界每一处地方都深陷于西方的影响之下，尽管程度不一，表现各异。各方都是根据其对欧洲化或畏惧或欢迎的态度，在适应和反抗之间做出各自的选择。”[8]88这个分析恰好印证后来发展传播学在全球的遭遇。 二、全球传播的四个维度 全球史学家认为所有人类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即“社会变革常常是与其他社会接触后的产物，采取的方式要么是模仿，要么是应对”[9]2。从长时段走向全球史，我们从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当中获得启发，这种启发在传播学上产生的一个摹本，就是马特拉的那本《全球传播的起源》，这本书的译名更接近于中文读者的理解，实际上它的原文的名字应该叫做《传播的发明》。传播是一种发明，而这种发明伴随着近代以来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进程中所创新并拓展的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所以，传播和媒介是近代化以来建构民族—国家或者建构社会秩序甚至普世观念的技术手段和叙事结构。 大西洋彼岸的历史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发现传播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平行关系。在先后经历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19世纪后期加速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化合流的历史进程。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的说法：“随着风俗习惯在商业化的潮流中消退，人类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围绕着‘社会’概念的整套语汇——‘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问题’‘社会疑难’，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人们日益意识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质。”[10]46这个社会转型的视角直接催生后来的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问世。 从文明史转型的叙事出发，马特拉考证出“传播”这个词源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这本书几乎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标签，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当中，因词条内容中增加的大量时政评论而引人关注，法国宫廷和出版商围绕着出版许可相互博弈，被禁止的信息总是最有竞争力的信息几乎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规律。善于在政界和商界左右逢源的出版商庞库克在印制和发行环节中绞尽脑汁几经反复，先后推出不同版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为此写出一本出版史的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范本。从这本书的出版开始，围绕着信息的禁止和商业的驱动，形成一种被政治化的传播竞争，如盗版、假封皮、假日期、走私入境等等。法国的启蒙运动使欧洲的近代化服从一个新的思想理念，即通过启蒙把对一种神圣权力权威的服从转化为对人类自我理性的一种肯定，从中产生了科学、艺术和职业这几个近代化的关键词。 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涵盖一个时代的主要诉求。因为没有科学理念就没有新技术开发，没有生产力革命，社会革命就缺乏必要的前提，而艺术始终是一种创造性或创造力表达的必然形态。人类社会的竞争必然需要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启蒙或启动肯定首先是通过想象力驱动来进行训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为了形成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责任意识和信任机制，一定要形成一个Profession的职业观念。现代人在这种职业观念当中所传递的是一种技术责任，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分工协作。从马特拉的叙述当中，传播学叙事包括科技的创新、文化的扩散、观念的推广以及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的国际关系的秩序建构，甚至还包括法权观念的建构和物流设施的建设。 在马特拉这样的左翼传播学理论家看来，新闻传播要被定义在一种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在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建构当中才可能产生一种信息交换的必要性以及信息意义的平衡态势，这差不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基础性社会学科之外的另外一个学术补充。基础性社会学科就是关于人的经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关于人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社会学，关于人的身份和权益的政治学。从17世纪人们推出现代意义的大众传媒开始，英国大法官弥尔顿在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提出近代化过程的舆论法则的学术论证，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大众传媒研究(Mass Media Studies)或者大众传播研究(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在美国问世，美国学术界在“二战”以后把它扩展成为一个传播学，后来推广到全世界。传播学诞生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定位和定义，使得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或者社会的运作流程形成一种监测或建立一种信心，在行政管理和社会协商的可能性当中形成一种可以调节的观察模式和行为框架。 马特拉的全球史传播观始于19世纪后期逐渐问世的各种近代通讯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纷至而来的19世纪是国际传播的历史起点，而“tele-”的前缀意味着都是以远距离的信息传递、信息传播作为一种调控方式手段，这就形成一个现代信息传播系统，应运而生的大众传媒研究同时也见证一个自由交换原则的实践性应用。“这是一个传播基础技术系统被奠基的世纪，也是一个自由交换原则诞生的世纪。”[11]8前者是强调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后者更是一个围绕着贸易、殖民、战争、革命的不断轮换所搬演的一种动感历史。 信息的自由交换是生成信息变量的一个必要契机，为观念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操作平台。所以后来围绕着信息生产技术本身，形成以IT业为主的硬件产业，引发冷战结束后的新经济革命和新经济实体。甚至有人可以解释美国终结冷战的筹码是能够在整个冷战期间抓住产业更新的方向，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美国在霸权博弈当中把握先机，阿帕网的民用转化成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新生产力。这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其实是跟生产力结构的转换密不可分的。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技创新才会使社会生产力给人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便利。 17世纪出现最早的纸质媒体开始生产商业信息，然后获得市场回报，启动工商阶层来不断扩大贸易流量以激活人的生产欲望和交换能力，产生近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在时间推移中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产生新的对象关系以形成新的动力势能，最后呈现一种体系性的外观和结构。马特拉由此提炼出我们从全球史的意义上来理解传播学的4个维度或4个意义板块。 第一个维度是“流动社会”。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历史是从17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的民族—国家逻辑使“社会”成为依附于同一个民族国家的个体和集体相互整合的历史进程，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相互交织。这首先是在谁的土地上信谁的教，然后就形成了民族国家的一种共同体边界。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网络的建构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被提上议事日程，改变自然地理环境的水力运输和公路工程的兴起；然后围绕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所推进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发展需求，使得传播与社会的可完善性成为议题，从而形成近代的西方工商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同时的科学研究开始从微观角度深化对人体自身的生理学认识，如血液循环流动的发现，组织社会生产力的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的问世，统一度量衡的标准量具的采用等。在知识生产方面出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论、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有机社会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生产领域和知识领域的发展和创新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不断扩大和延伸的。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延伸到社会学讨论范畴。清末时期被翻译家严复介绍到中国，按照生物学的观念来讨论人的天赋能力的进化，后来把进化论和社会等级制相结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如把人分为低端人口。这些1个多世纪前的概念创新和理论发明所形成的叙事，在今天似乎也在重演，或者说在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当中，社会流动的各种纠结始终围绕着如何降低机会成本，如何寻觅流动平台，比如在时下的商业文学中常常说到的“风口”这个词。这反映出社会的发展是需要通过竞争，而竞争产生人的流动；流动的成本高低跟机会把握有关系，而这种机会把握的决定性要素，是如何掌握信息或者如何对信息做出反应。所以今天的竞争实际上是把人与信息的接入关系，或者说通过信息绑架的方式变成了物流的一种形态，这似乎很残酷。经济学或管理学把这称之为物联网，具有未来的产业形态的组织特征。从天上到地下，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正好形成这种发展的物质基础，至少中国的物流产业和移动支付无疑在全球是效率最高的。 被加速的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所形成的第二个维度，马特拉称之为“普遍联系的乌托邦”。有史以来，人类就在寻找各种精神方式来消解自己的烦恼，解脱自己的不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宗教出现，并提供救世情结来满足普遍主义的心理诉求，尽管在祈祷的仪式当中只能制造幻影或提供自我安慰的环境氛围。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社会竞争和社会不平等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来源，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的企业思想开始，就形成传播救世意识形态，圣西门梦想着用工业组织的方式来建构一种新型文明。那么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实际过程当中，释放产能、输出技术、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的重组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传播形态。“和法语中的‘communication(s)’的所指相同。马克思用它来表述广义的‘贸易(commerce)’或狭义的‘社会关系’(Verkehrsform，Verkehrverhltnisse，随着马克思著述变成了‘生产关系’或Produktionsverhltnisse)。因此，如果我们想从马克思那里找到‘communication’一词的现在意思的演变踪迹，就必须涵盖劳动、交换、所有权、意识等的所有关系形式以及个人、群体、民族、国家等之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相信传播技术的社会决定性一样，圣西门主义者坚持传播技术的决定论思想，希望用它们来重铸世界。”[11]112-113 显然，新的传播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的结合，必然会制作新的信息橱窗和社会景观，比如在19世纪兴起的国际性的工商博览会。这里不仅有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撞，也有国家意志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协调，还有国际与跨文化关系场景中的景观修辞，如世博会、奥运会等等。这些实体化的普遍联系的乌托邦能够跨域国界，跨越性别、民族、宗教、语言的各种界线，通过传播载体来实现信息穿越。如果回到10年前或20年前讨论国际传播的格局，一般会认为国际新闻传播的主要操盘手是那些跨国传媒集团，比如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等全球8大传媒旗舰。但是，今天我们讲到全球媒体的时候，则是聚焦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这些在全球提供信息交换的媒体平台，各种自媒体和这些平台的结合构成当下的全球信息景观。 自媒体所产生的信息交换平台把信息流向在平面上进行扩张，从而稀释传播体制的纵向结构的约束力。在一种简单的意义上，回到了人类起源的原始朴素的状态。而在实际流变当中，又会发现信息接收的兴趣爱好的排列所形成的一种信息供需模式，这在理论上有一个说法叫长尾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指通过商业竞价所形成的搜索排名所带来的信息误导，而是通过受众关系的研究发现，世界上能满足最大多数人需求的信息产品是有限的，同时还有受众、用户或消费者需要更小众的产品，这样才有文化创意产业的无限拓展。创意始终是个性化的，而产业的界定是规模本身，两者形成一种奇异的组合。随着市场的细分，会有越来越区域化、地方化、行业化、年龄化、性别化、趣味化、主题化的信息娱乐产品的开发，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和创业的需求。所以，今天要理解的普遍联系可能真不是那种万人空巷的乌托邦，而是满足于你所感知的环境世界与你同在，尽管文创产品的“爆款”会自发形成一个个市场竞争的节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是基于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1979年出版的那本《后现代状态》之后的宏大叙事的终结的概念。这同时触发另一种思考，就是当信息的手段越来越趋向于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进行集中化的处理，比如目前最时髦的大数据概念或者大数据产业，那么人们是不是那么愿意被变成大数据当中的一个分子呢？还是说需要自己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信息世界。在传统媒体时期，全国最多不过就几百家电视台，上千家广播电台，几千份报刊杂志，而今天在互联网时代至少有上千万家微信号。当技术越来越集中的时候，文化趣味有可能是越来越分化的，越来越小众的，或者是基于小众的流量开发如100 000+的受众指标。如果放在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中所讨论的现代性的理论框架来看，人类社会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的时候，借助信息技术的自我认同的释放，个体性的、自主性的信息生产无疑有助于丰富世界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全球传播的第三个维度是围绕着传播的地缘政治的空间谱系。在马特拉看来，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伴随着帝国霸权的确立：“世界就像单一的工厂和市场；相互依赖的国家依据不同性质工作而划分的国际劳动分工分布开来；在地球的开发中形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等等。所有这些对世界的表述都逃脱不了对帝国时代传播流动地形图的分析”[11]187。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旨在说明全球经济的空间循环是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在信息传播技术史上的注脚就是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电缆公司拥有的决定性霸权：“对网络的控制要么通过所有权进行直接控制，要么通过对网络中信息的审查来实施间接控制”[11]192。从此以后，技术的垄断和技术的分享究竟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构就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博弈的主题。 从近代史的逻辑来看，一旦在竞争当中形成了制度化的管控模式，这种模式的外溢就会产生冲击力。历史的发动机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一种生产方式，并把生产方式凝固为制度并输出到其他国家，逐渐形成通过政治谈判、军事威慑、贸易机制、技术主导来形成的一种游戏规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体系、国际机制或国际关系的霸权(Hegemony)。世界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地区性、国际性甚至全球性影响力的制度安排，专业术语称之为条约体系，比如说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其中雅尔塔体系维持的美苏霸权格局到1991年苏联解体告一段落。从19世纪以来与此相对应的理论学说有德国学者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再到后来的慕尼黑学派时期，“世界强国”“空间显现”“生存空间”和“繁殖空间”等概念。同时期的马汉的海权论繁衍出海上空间和“天定命运”的战略思想，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军事感知后勤学终于在随后的无线电领域(今天的互联网)当中找到新的争霸方式。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声明不谋求国际霸权，但一直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当然这里面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竞争的内在结构所界定的上下游关系，其中一部分是通过科技创新的竞争所呈现出来的硬件板块，另外一个板块就是以信息内容为核心的软件系统。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发明Soft power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当中有不同的翻译，如“软权力”“软力量”“软实力”，强调一种在信息诱惑、价值观念或国际制度建设方面的参与能力的贡献或影响力。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信息传播的实体介入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形塑了民族—国家单元的等级序列。 在西方语境中，Soft power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更新。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相平行，17世纪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就发出“把信仰放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的动员令，两个世纪后的罗马教皇直接宣称“用传道网络把地球包围起来”。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西方文明的对外扩张就是在商业拓展和军事征服的同时，用宗教的方式来奠定语言和文化的霸权。在近代以来西欧文明的世界性扩展流程中，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内部竞争最后被国际化，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的殖民扩展演变成后来的拉丁美洲，而从欧洲逃亡的新教徒后来形成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从流动社会外溢出来的空间乌托邦最后还原为信息资源的战略竞争，那么所有对传播的起源及其嬗变的因果关系的梳理说明传播既是一种产生权力的资源，也是一种负载权力的标签，由此衍生出体现全球信息技术的管理思维的国际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非政府组织(NGO)性质的跨国组织负责管理全世界的信息交流当中各种技术资源的分配和技术规范的普及。在通信行业中的竞争不仅仅是设备制造和商用能力，最重要的是制订技术标准，由此引导产业链的先发优势。 信息传播始终是以技术平台作为出发点，那么技术与人的伦理关系就是马特拉所指出的传播关系的第四个维度。《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告诉我们，美国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非常关注传播的伦理问题，强调社会关系的秩序建构。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人的行为方式、活动机能、文化涵化的数理观测，可以被看做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效果研究的发生学。对人和媒介的传播行为的量化研究与行为主义逻辑密切相关，就是把控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生物物理学指标，测定可控或不可控的边界条件。当然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解放，尤其是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性指标不断被扩大、提升或简化，由此改变时尚和风俗。但从工商企业的市场目标或社会治安的公共管理来说，就会把信息传播变成一种控制论。罗伯特·维纳发明的控制论只是涉及弹道轨迹来考虑两个要素：一个是反馈问题，正反馈或负反馈的问题；一个是同态结构的平衡问题。而今天我们是要通过大数据逻辑来控制让人越来越分化的观念性冲动所形成的不可预计的挑战性行为，即通过信息模块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流程的分析来控制、约束或引导信息源的一种处理模式。 行为主义逻辑主导的社会物理学，把人的善恶倾向、生产效率、消费品质、抗干扰性以及人和社会系统稳定的关系纳入社会管理的“统计理性”。这种“统计理性”从社会管理的日常流程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抗拒的物质现实，因为每个人的消费数据和消费信息都已经被记录在案，如果以后对人的身份管理是通过信息流程，这可能会提高社会的清洁度，但是，人性的原始的自由可能会慢慢消失。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的复制人的平均素质肯定超过现实社会当中的普通人，他们被高度编程，一旦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的时候，人类社会怎么办？如何讨论人的行为主义？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最终发现人的意向、理念、想法都是被信息灌输和程序控制的结果，那么人的自我意识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出现一个后人类时代的行为主义。大数据管理肯定有助于政治化或商业化的极化思维，因为是通过测量评估和记录分析来确认对一种信息的把控、对一种局势的操控、对一种效果的预测、对一种利益的享有和对一种风险的回避。 透过马特拉所提炼的传播的四个维度，传播学的历史变成了新的全球史的一部分，并在不同的分析维度中呈现出不同的物质关系和非物质关系的互动结构和主观取舍。无论是宏观社会的发育还是个体自由的想象，大到时空霸权的拓展，小到人体行为的控制，马特拉从庞杂的历史现象和思想轨迹出发，将事件和数据以及概念和现象予以语境化的编织，通过对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运动的整体分析，把交通工程、经济竞争、殖民扩张、帝国争霸、语言传播、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等主题的生成演变的各个节点纳入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不无启迪的传播学前史。哈罗德·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曾经探讨过交通运输工程所建构的传播的空间结构。后来的经济制度的竞争又通过经济利益的分配效果产生一个人心向背的政治后果的问题。一种制度模式的扩张是一个影响力传播半径的问题，而人们在心理上所依赖的信息源是来自于信息元素的构成，也就是语言。为什么有的语言因为能够开发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而有创造力，有的语言很古老但缺乏创造力？近代史上的民族—国家的新生往往会伴随着语言革命，比如说把拉丁语变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等，形成民族—国家建构的认知体系。而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当中，语言的影响力又转化为权力的索引或经济的诱导。总之，我们在今天要强调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理解传播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思考全球化的走向，应对互联网的挑战。 三、历史叙事的文化转向 上文关于全球传播的源起和扩展的四个维度的讨论显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不久前去世的著名美籍德裔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1926-2017)是著名的全球史学家，他在早几年的一篇访谈中这样说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E.P.汤普森)在内的历史学家开始强调文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我认为这非常好，它是对用定量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无人的社会结构和变化的一种反制，使历史研究转向更加重视具体的人(表演者)的经验和文化”[12]92。事实上，恰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就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分解，或按横向分成不同的区域，或按纵向分成不同的层次，这样就开拓出新的史学研究类型，有心理史、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计量史学、阅读史、书籍史，还出现意大利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和美国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等。不仅是吕西安·费夫尔在研究书籍出版，罗伯特·达恩顿也是研究书籍出版，因为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文明就是以印刷文明作为核心的，所以才有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为那个年代开始的信息传播革命提供法学论证。人们一般会认为，历史叙事的学术研究应该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大结构，但现在的文化转向转而偏重于普通人群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形式。一旦往下看，看底层、看细节、看人物、看史料，就会发现这种社会的集体表象不完全是教条性质框架的大线条、大板块，而恰恰会通过许多细节来产生亲近感，这些细节正是人类在当下重新进行历史认知的自我意识的一种信息来源。普通受众的信息接触方式是意识形成的涵化过程，即今天使用文化产品的方法、过程及其体验。过去人们说新闻是日常生活的历史，而现在人们的欲望、想象、理念、情绪的信息源多半是这个每天和他们保持同步状态的文化产品，时空距离几乎消解为零。 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人是无法在技术上实现人与信息源的同步。当下的信息体验和文化实践实际上是人们当下关注自己日常生活叙事的瞬间效应的历史投射。可能受到1960年代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叙事方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在1973年发表的那本名著《文化的解释》中就提出一个Thick Description，被称之为“深描”“厚重描述”。比如其中阐述他的田野考察是去观察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斗鸡表演，用文字把整个社会环境、治理关系、文化符号、场景结构以及人物心理的细节记录下来，然后产生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叙事文本。他认为意义是一个网状结构，细节与系统相连；从现象入手形成解读的脉络并由此形成被后人膜拜的“厚重描述”，这样就有力地呈现从细节出发产生的意义的研究价值。而这种样本就在于人们不再把意义归纳为一种教条，而是把意义还原为一种结构和关系。好比今天的受众在微信传播过程中有多重身份和态度偏好，由此决定参与的节奏、力度、频率，潜移默化的心态起伏和心路历程都演化为自我意识过程中的关系数据。正如马克·布洛克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事实本质而言是心理事实。因此应在其他心理事实中寻找它们的先决条件。当然，人类的命运位于物质世界中，并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而，在外在力量的介入最为剧烈的时候，这些力量也只有通过人及其思想的引导才能发挥作用。”[2]163换言之，人类叙事的模式大概就是通过对事实的不断重复和不断改编来适应不同时代的受众。 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微观史写作的初衷来说，人们认为仅仅用理论框架来研究、解释历史的企图已经不再让人信服。在此意义上的微观史研究希望通过平常、平淡的细节来触摸历史的脉搏，让历史成为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突出或放大人或物的细节的意义来不断重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或更新人们对历史的感受，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层次来探索人类的价值和命运。有学者分析，为什么法国人类学的创始人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1872-1950)恰恰是在1925年推出他的代表作《礼物》，因为之前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推向深渊。他的田野考察证明人类最早的关系结构当中其实存在着互惠的社会交换形式，通过礼物的循环来维持一种人类学意义的社会关系，从而反思“一战”对人类理性的毁灭性打击。优秀的人文学术都不可能脱离对人或人类的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同样是反映“一战”所带来的社会震荡，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2011年拍摄的《战马》(War Horse)，就是通过一匹马来穿越烽火，穿越战场，穿越敌对的阵线来连接不同战壕的士兵，历史的毛细管还原为一种人性的诉求。 在分析历史叙事与传播主题的关系结构时，观念的引进往往和本土的文化基因产生冲突关系。新信息的介入，如果从技术元素来讲可能只是增加一个新的变量，然后把技术的变量转化为一种更本质的变量，这就会产生文化融合的冲突，这就是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之所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观念实践的可能性都是要受到在地化的权力结构和伦理秩序来进行节制的，这是个恒定法则。如果把历史和传播形成一种关系结构，后来为什么人们是通过书籍史、文化史、出版史再延伸到社会史、生活史，通过人们所使用的工具、所穿戴的衣物、所使用的材料来考察社会形态的组织结构，可能更容易理解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的竞争，或者理性定义的差异。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在有的地方技术的发明会成为一种历史更替的动力，而有的地方的技术创新始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专利。 今天我们对信息传播学的理解已经不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学科视角，而是把意义当做旅程，比如让历史活起来的信息状态涌现出新的意义，或者通过受众对新媒介的接触频率所获得的信息契机来产生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所以要反复强调物质活动或者物质世界如何转换为研究视角。可能人们现在熟悉的传播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又会被一种更新的技术载体所更新，对信息环境的感知就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但阅历的增长会帮助你们形成一种历史感，通过不断对个体化的、非个体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来不断进行自我提升或自我调整，成为逻辑清楚、想法明确、行动果断的有创造力的现代人。 对历史的这种观照其实往往是反映了一个现实的需求和现实的认知，人类正是在站在现代人的当下角度不断重新考察历史才会有决心和力量创造出新的历史。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认知水准不取决于我们要去考证多少史料，而是看有没有新的认识框架，抛弃不再有意义的教条，比如想想互联网究竟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如果按照二元结构的对位组合，它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但是后来发现，互联网同时既是经济基础也是上层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对传播学的反思是人对媒介做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是媒介对人做什么，大家相信的是效果论，后来是有限效果，70年代之后发现是人在对媒介起作用，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 媒介技术或信息技术的生命力在于媒介技术形态的更新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演化同步，能够出现信息移动的个体化、微型化的转移方式，这样媒介的技术本体跟人的理性自我的融合程度越来越密切，人借助媒介做什么其实就是说人自己如何成为媒介，这可能是今天“网红”能够成为“网红”的一个理由。 我的探讨是从一个历史路径和知识方法的互动结构来重新考察知识学意义上的历史变量，深入理解历史演变和媒体更新的关系。至少从媒介技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历史叙事的结构性内容不再是单一的或少数的，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参与让个体本身成为社会媒介化或者媒介社会化的一个元素。 (本文根据2017年11月3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演讲记录稿整理) 原文参考文献： [1]陈桓，李文硕.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J].历史研究，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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