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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晗 （《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04期） 摘 要：直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人殉现象仍相当普遍，尤以秦国为最。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则可以看出：秦国人殉风气之所以最盛，是因为秦人和殷人的族源相同，都来自东方，继承了东夷的人殉习俗；同时也与秦国奴隶制的后起有关。 关键词：秦国；人殉；原因 人殉是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丧葬文化[1]，大致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以后，反映了原始的灵魂不灭观念。殉葬者与墓主合埋一处，对墓主起到侍奉或拱卫的作用。在齐家文化的部分地区，以女人对男人殉死为形式的最早的人殉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后，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殉人范围扩大到姬妾、臣下和奴隶。商代是人殉的一个高峰，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大大超过以往。周人灭商以后，人殉制继续存在，直到春秋，人殉现象仍然相当普遍[2]。各诸侯国中，以秦国人殉之风最为兴盛。自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初以人从死”到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3]，其间三百年，每位秦君死后，推测都有众多人殉[4]。近年来发掘的秦人墓葬，如秦公墓等，亦证实秦国的确大量存在着人殉现象。本文拟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就秦国人殉之风如此兴盛的原因，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秦人人殉概况 秦国的人殉制度肇始于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其他诸侯国有明确记载的分别是：齐国在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后，宋国在公元前589年文公死后，晋国在公元前581年景公死后，楚国在公元前529年灵王死后，吴国在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后，都出现人殉[5]。秦国的人殉不仅在时间上较其他各国都早，而且在规模上也大大超过后者。根据《左传》记载，晋景公殉人一人[6]，楚灵王两人[7]，数量算多的邾庄公“殉五人”[8]。这与秦国国君的殉人数量形成了强烈反差——除了秦武公殉人六十六人以外，秦穆公殉人一百七十七人，秦景公时殉人数更达到一百八十六人，一代超越一代，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殉人的身份和前代相比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贵族和大臣也被卷入了殉死的漩涡。如《史记·秦本纪》注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荣，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缄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9]《诗经•秦风》中有名的篇章《黄鸟》正为感伤此事而作。此外，秦人殉死的方式，除了和主人同墓，还出现了“异穴”、“异地”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发展。如秦公一号大墓发掘中，除在墓内找到大量人殉和人牲棺椁外，还探明在秦公陵园“有的墓在墓道一侧建起安放殉人的耳室，有的在墓外挖了大型人牲祭祀坑，有的把人活活杀死压入墓道，夯进填土，其数量相当众多”[10]。 不独秦国国君，秦国普通贵族和官员也有人殉的习俗。有的秦墓，“不过一椁一棺，随葬的器物平平淡淡，随葬的殉人却多达4个甚至5个”[11]。如春秋早期秦墓户县宋村3号墓，墓主一椁一棺，有殉人4个[12]；战国早期秦墓凤翔八旗屯西沟道3号墓，一椁一棺，二层台上有殉人坑5个，各殉1人[13]。普通贵族或官员尚且如此，秦人人殉之风的兴盛，由此可以概见。 二、人殉与秦的族源 东周列国中，在人殉的起始时间和规模上唯一与秦国接近的是齐国。史载齐国人殉始于公元前642年，与秦国相差36年，是差距最小的；就殉葬规模而言，也是相当可观的。《史记•齐太公世家》注引《括地志》云，齐桓公墓中殉人“骸骨狼藉”[14]。在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齐国殉人墓的发掘中，亦“发现殉人九人，陪葬者十七人”[15]。这种规模的殉葬显然是晋、楚等国所不能比拟的，可谓仅次于秦国。 秦、齐两国浓厚的人殉之风令人联想到秦人与东方殷人的渊源：二者都以玄鸟为图腾，并且在陵园建制、宗庙、宫寝各方面十分相似。“秦人来自东方”，这一观点在史学界早已有人提出，并被广为接受。譬如林剑鸣先生就说：“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16]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也坐实了这一推断。所谓“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17]，即证明了“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18]。众所周知，商代是人殉的鼎盛时期。根据黄展岳先生的统计，其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多人[19]，秦的人殉当与商文化的传统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之所以齐国与秦国在人殉方面表现出较多共同之处，也与“商族就其起源来说本是东夷族的一部分”[20]，齐人作为东夷人的后代，大量保存了东夷习俗有关。 不仅如此，人牲人殉在同时代东夷苗裔分布的其他地区，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鲁国之南部及东南部有邾、滕，薛、莒、鄫等小诸侯国以及子姓宋国。这里原属东夷旧地，是保留远古流传的人牲人殉风俗最多的地区。”[21] 例如，在山东临沂相公乡王家黑墩凤凰岭春秋晚期墓葬中，就发现“墓室内殉人十四具”[22]。前揭邾庄公死“殉五人”，虽然并不足以和秦国相提并论，但也说明殉葬之风在邾国比较普遍。因之“东周时期，这里仍然是人牲人殉的高度流行区”[23]。 更重要的是，齐建国甫始，即在对待旧有礼俗方面表现出与鲁、卫等国的不同之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之多归齐，齐为大国。”[24]《鲁周公世家》亦载：“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25]此举堪称意义深远，后世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和晏婴，都是“因其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管仲重视安土重迁，通过“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使人民各安其业，形成各自保守的风俗；晏婴亦极力维护齐地风俗，认为儒家的礼制不符合齐国的礼俗文化风格。正是由于齐国上层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以及下层人民的实际行动，齐国得以大量保存了东夷的旧有习俗。其中就包括“先鬼而后礼”[26]，重视灵魂不死观念的风气。这与秦人也十分相似，已经出土的云梦秦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等都有大量涉及鬼神的记载。故基于对“鬼能降福降灾、作祟害人”[27]的恐惧，秦人往往表现出“事死如事生”的心态。这可能就是人殉在秦、齐两国比较盛行的一个原因。 当然，齐国人殉的盛行比秦国还要略逊一筹。究其原因，或与齐国地理位置上接近鲁、卫等国，受到周礼文化影响制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随着“敬天保民”思想的兴起，在“轻鬼神、重人事”的人文主义精神作用下，人们的迷信程度稍减，人殉之风已呈现衰颓之势。特别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它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反对。《礼记·檀弓下》所载齐国大夫陈子亢、陈尊己制止人殉的事迹，就是证明。而周族国家，例如与齐国一山之隔的鲁国，彼时人殉现象就更为少见了。 反观秦国，一方面立国于西陲，与少数民族为四邻，在“戎狄”环绕的环境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和狩猎生活，被中原各国以蛮夷等视。《史记·六国年表》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28]另一方面，秦人所处的社会阶段较之中原地区亦相对落后，商鞅说秦人：“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为其男女之别。”[29]西汉初年的贾谊也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耗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带，立而淬语。抱哺其子，与公并据，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讥。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无几耳。”[30]这与中原各国敬老爱亲、和睦相处的家庭氛围相距甚远。可见，造成秦、齐二国人殉之风相仿的是历史上族源的亲近；而二者生存环境和所处社会阶段的迥异，则是秦国人殉风气比齐国更盛的原因。 三、人殉与秦国的奴隶制 秦人的人殉风气实际早已有之，并非秦武公死后才有。根据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墓葬可知，至迟在秦襄公或者文公时已经有了殉人[31]。襄公、文公年代上分别比武公早88和38年，这说明秦的殉人远比史料记载的要早。从襄公到武公，正是秦人致力于战争，同戎狄争夺生存空间的阶段。随着秦人势力的扩大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各个方面的发展渐趋稳定，为建设这个新国家，一系列法律和制度的创制被提上议程，人殉的制度化当在此时。它是秦人立国之初克服生存危机的成果和表现。 人殉的兴盛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中原列国相比，秦国无疑是一个后起的奴隶制国家。在其他诸侯国的奴隶制不断衰落、封建制正在孕育之时，秦国的奴隶制却在开始兴盛与繁荣，所以它的阶级结构具有鲜明的奴隶社会的特征。“奴隶不仅可以被买卖，而且常常被奴隶主屠杀。”[32]其中，大量的人殉、人牲就是屠杀奴隶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些奴隶或来自秦占领的西周故地，或来自同西戎战争俘获的戎狄俘虏，或来自秦人内部的分化[33]。从秦武公、秦穆公渐次到秦献公，殉人数量愈来愈多，反映出奴隶主阶级的实力日趋雄厚的史实。 在奴隶制快速发展的同时，秦国的奴隶制国家机器也在逐步升级，其中等级制度的愈加森严、君主集权的不断强化便是明证，并且很快将影响施及人殉，催发了这朵罪恶之花。首先，秦人人殉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别，人殉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一致。国君死后动辄上百人殉葬，而诸如卿大夫之类的中等奴隶主，死后殉葬规模就小得多。不仅如此，即使是殉葬者内部也有不同的等级，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亦存在有无、多少和优劣之分[34]。其次，一些大臣和中小奴隶主亦成为殉葬者，如为秦穆公殉葬的奄息、仲行和缄虎。如果没有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和君主集权作后盾，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秦国奴隶制的附属品，人殉制度与奴隶制的盛衰是同步进退的。随着奴隶制的衰落，残暴的人殉制度也最终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在封建制度的确立过程中，特别是农耕经济的发展中，人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凸显，人殉制度阻碍生存力发展的负作用愈加明显。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也就是商鞅变法的前夜，秦国终于废止了人殉制度。虽然这并不意味人殉在秦国境内将被彻底根除，但时代浪潮是不可抗拒的，人殉终究要和奴隶制一起走向衰亡——其替代品人俑的出现就雄辩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人殉死灰复燃的现象，如秦始皇死后的大规模人殉，则可作为人殉之风在秦国流毒人心至深至刻的实例，为探析秦国人殉风气盛行的原因更添一个注脚。 注 释： [1] 关于人殉尤其秦国人殉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主要有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白建刚《秦公陵墓之谜》、文笑、德省《秦国人殉制度的演变》和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等。这些论著都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秦国人殉文化及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秦国人殉为什么风气最盛的原因上目前还论述较少，或比较简略。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2] 如《墨子·节葬》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242页） [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3页、第201页。 [4]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汉儒说〈诗〉》：“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页） [5] 文笑、德省：《秦国人殉制度的演变》，《文博》1998年第6期。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年》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850页。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三年》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7页。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三年》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1页。按：邾是小国，有五人殉葬的确要算是多的。 [9] 《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页。 [10] 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谜》，《光明日报》1986年7月13日。 [11] 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2]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3] 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14]《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494页。 [15]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6]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1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18]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19]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问题》，《考古》1987年第2期。 [20] 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21]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22] 树明：《凤头斤、“暗纹”矛》，《东岳论丛》1985年第3期。 [23]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24]《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480页。 [25]《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4页。 [26]《礼记·表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2页。 [27] 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2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29]《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4页。 [30]《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4页。 [31] 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32]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33]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70页。 [34] 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赵翼.陔余从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文笑,德省.秦国人殉制度的演变[J].文博.1998,(6).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谜[N].光明日报,1986-7-13. [7]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4). [8]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9]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1986(3). [10]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7(1). [1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 [13]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N].光明日报2011-9-8. [14]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5]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16]树明.凤头斤、“暗纹”矛[J].东岳论丛.1985(3). [17]阮元.十三经注疏(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J].中原文物.1985(2). [1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J].考古与文物.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