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国内神话图像研究综述 （一）20世纪以考古图像为中心的研究 国内对神话图像的科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受考古发现的影响，神话图像研究主要是从考古图像出发，以考证其真相为目的，并探寻神话人物的形象原型以及对神话的溯源研究，主要的研究者有鲁迅、常任侠、闻一多、孙作云、黄文弼等。 鲁迅是较早注意到神话研究要与图像相结合的学者，他在《神话与传说》中论及《天问》时称：“是知此种故事，当时不特流传人口，且用为庙堂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士人）所深爱。”他很早就注意到汉画像中的神话图像，但他并未有深入研究的成果。常任侠在《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像研究》中，将历史考古图像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洪水神话结合起来，证明了石棺画像中人首蛇身的对偶神是伏羲女娲，他认为应该重视考古学角度的研究，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变神话研究从神话到神话、从传说到传说的研究方式，为后人研究神话提供现实证据。闻一多对神话图像进行了较为专业的研究，其主要成果《伏羲考》《龙凤》等系列文章，运用考古学、艺术作品及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进行描述与分析，并以新的观点论述了龙的形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采用的图像资料虽然数量有限，仅仅来自几幅石刻画像和帛画，但其研究具有独创性，对当时神话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孙作云的图腾神话研究从图腾理论切入到神话研究，其研究成果《蚩尤考》《槃瓠考》《鸟官考———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补》《中国古代图腾研究》等，利用考古器物上的众多图像纹饰资料来考察图腾与神话，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他首先提出了神话与图像的研究方法，在《饕餮考》中指出：“愚年来颇治神话学与民俗学，窃思若能由神话学探索此种花纹之神话的意义，由民俗学解释此种花纹之原始的性质，当为极饶有兴趣之事。今即以此为线索，由古书上之记载，合之古器上之材料，参以初民社会之风俗，推衍比勘，以求一解，此即本文所采用之方法与目的也。”他强调神话、图像与民俗综合的研究方法，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他过于依赖图腾理论，将一切社会现象都解释为图腾社会的遗留物，逐渐走向泛图腾化的边缘，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收录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的一件伏羲女娲绢画，他对此件绢画上所绘的人物进行了详细的辨析，结合文献记载并比较武梁祠中的伏羲女娲画像石，最后得出了绢画所绘的就是伏羲女娲的结论。 20世纪后半叶的神话图像研究延续之前对考古图像的研究，仍是以图像考证与神话溯源为目的进行研究，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考古发现的“人首蛇身”像。台湾学者刘渊临在《甲骨文中的“虫虫”字与后世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一文中，依据殷代甲骨文的形状以及至汉唐时期单独或对称的蛇身像与伏羲女娲的密切关系，将伏羲女娲信仰向前推至殷商时期。何新在《太阳神与远古华夏民族的起源》一文中，对甘谷西坪乡的陶纹人首蛇身像与原始伏羲像做了探讨。萧兵在《女娲考》一文中分析了先秦彩陶纹之中的人首蛇身像，认为其与伏羲女娲神话密切相关。陈履生在《神画主神研究》中，收录了大量出土的伏羲女娲的画像石、石刻、壁画等，将西王母、东王公和伏羲女娲作为汉代的主神进行联系和对比，对这两对图像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一书，整理了伏羲女娲画像石、画像砖、石刻、壁画等78件，并通过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田野材料及民间女娲信仰的习俗，对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南方说”进行了辩驳，论证了女娲神话和信仰肇始于我国西北地区。此外，程健君《南阳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考》、李陈广《汉画伏羲女娲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等论文，也是从考古图像出发，对伏羲女娲形象的考证、图像的思想象征性等问题进行探讨。除考古图像之外，巴莫曲布嫫的《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一文，分析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神图巫符的构画与制作，并分析了其中的神话原型，是较早从图像角度对少数民族神话与仪式所做的研究。总之，20世纪关于神话图像的研究未曾脱离考古图像的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论证考古图像的真实意义，或是从考古图像出发推测神话的原型或信仰的起源问题，这与当时神话研究注重搜集与研究溯源的学术风气紧密相关。 （二）21世纪以来多样化的神话图像研究 21世纪以来的神话图像研究受20世纪研究的影响，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继续关注考古图像，但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图像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都将注意力渐渐转向图像研究，神话图像的研究也进入了多样化发展的新阶段。 综观21世纪以来的神话图像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对神话图像的历史考证 21世纪初期，仍有大量的学者聚焦于对神话图像的考证与溯源研究，如郭维德《曾侯乙墓五弦琴上伏羲和女娲图像考释》，孟庆利《汉墓砖画“伏羲、女娲像”考》，赵吴成《河西墓室壁画中“伏羲、女娲”和“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浅析》，李怀顺与魏文斌、郑国穆《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牛天伟《四川“伏羲女娲执乐器”画像略考》以及陈金文《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等论文，皆是从考古图像中伏羲女娲形象的考证出发进行的研究。另外，叶舒宪自2006年以来着力于“四重证据法”的研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如《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鲧禹启化熊神话通解———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容成氏〉夏禹建鼓神话通释———五论“四重证据法”的知识考古范式》《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六论“四重证据法”的知识考古范式》等，对“四重证据法”给予充分的阐述和深入的剖析，将考古发掘的或传世的图像纳入古史研究的范围，结合神话学，从材料上扩展了神话研究的范围，为中国神话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叶舒宪与杨骊合著的《四重证据法研究》于2019年1月出版，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上下两编细致地阐述了四重证据法的学术理论与个案实践，注重比较图像学的使用，为神话及人文研究传统带来推陈出新的实际效用。但是，他关于神话图像的研究，无论是四重证据法，还是原型解读、玉石神话等，都集中于历史图像，特别是考古图像，并未涉及到当代图像，实质上仍属于神话图像与历史的研究。 此外，王立波《新疆山普拉遗址人头马武士图像渊源研究》一文，以新疆和田地区山普拉遗址中毛织品上织制的人头马武士形象为切入点，根据西方神话与中国古代《山海经》中的“半兽人”形象，进行文献梳理和对比分析，论证了其人头马图像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结果，并认为人头马图像是现代图像的重要创作元素，该文章的开创性是利用中西神话图像的对比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借用西方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神话图像进行描述、分析与阐释，解读其主题及意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昌仪、刘惠萍、过文英、朱存明、王青、王倩、高莉芬、孟青、马珍、王晰等，以下详细列之。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是《山海经》图像研究的大作。作者根据其中10种版本（明代4种、清代6种），搜集了2000幅以上的《山海经》图像，从中精选了诸神以及鸟兽虫鱼类的图像1000幅，每一幅图像除详细介绍其有关经文外，还将它们按顺序排列并加以一一讲解。作者提出了图像先行说，认为经文可能是说明画意的配文，且说明了历史上图文并举的叙事传统。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则在《古本山海经图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6个版本的比较，全书规模较大，共1函7册，分上、下两卷。这两部著作被学界称为《山海经》图像的真正研究，为神话图像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和领域。 刘惠萍早在2002年就发表了《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塑像试释》一文，对麦积山石窟的伏羲女娲塑像、伏羲女娲神话与人首蛇身像做了简要介绍，探讨了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塑像在麦积山石窟造像中所代表的内涵与价值。2003年以来，刘惠萍将主要精力放在神话图像的研究上。张多《古典新诠：刘惠萍的神话文献与图像研究———兼及对神话文献方法的反思》，对刘惠萍的神话图像研究作了简要梳理。刘惠萍对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逐步深入地进行研究，提出图像研究应注重整幅图与墓葬的整体环境，如《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画像述论》《象天通神———关于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图的再思考》等论文，通过对伏羲女娲图像的描述、阴阳象征意义的解读与画像在墓葬中的功能等问题的分析，重新诠释了神话图像的内涵。之后，她对日月神话、玉兔、西王母等神话图像也不断钻研，先后发表了《汉画像中的“玉兔捣药”———兼论神话传说的借用与复合现象》《太阳与神鸟：“日中三足乌”神话探析》《多元传承与地域特色：西王母图像在四川汉画像中的表现》《天文与人文：日月图像在汉代墓室中的功能与意义》等文章。她从神话学的理论方法出发，将文献研究与图像学研究结合起来，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神话图像研究思想，2010年出版的《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之研究》一书，系统阐述了她关于图像研究神话的方法问题。总之，刘惠萍对神话图像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对当下神话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过文英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是引用率非常高的一篇文章。该文以研究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为目的，引用汉代墓葬帛画、壁画、石刻画像中的相关图像材料，通过对图像分布特点、形象特征的系统分析，归纳出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图像志，对其具体细节做了图像学阐释，并将其置于汉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揭示图像所蕴含的时代文化内涵。此外，该文还探讨了伏羲女娲画像的特殊艺术功能，以及图像对于伏羲女娲神话研究的意义。该文对伏羲女娲的考古图像的搜集整理十分详实，对其分析也较为深入，对神话图像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朱存明近年来持续关注汉画像的意义研究，利用艺术学及图像学，对汉画像中的神话图像意义进行解读，其《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一书是在大量的考古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汉代画像艺术所做的美学探讨。该书选取汉画像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运用图像志和图像学的方法，从汉画像的总体图式与意象出发探讨其象征意义，其中包括对神话图像的解读，提出了汉画像是汉代宇宙象征主义的表现的观点。另外，他的著作《丑与怪———从史前艺术到汉画像中的怪异研究》对史前艺术到汉画像中的丑怪形象进行分析，解读了《山海经》及汉画像中神话的怪诞精神，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现象与情景做了实证研究。朱存明近年来指导的文学艺术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大多集中于对汉画像的研究，如下文的孟青、马珍等对汉画像的研究。 王青201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对相关的中国神话图像进行分类，区分出太阳神话、月亮神话、昆仑蓬莱神话及“泗水捞鼎”传说的不同形式的图像表达，并通过与文献进行对比，探寻了图像的不同表达，以及不同地域“泗水捞鼎”图像的变异等。该书在前言部分提出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认为神话图像是独立的神话主体，指出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在研究考古图像时的缺陷，倡导建立自足的图像解读方法，对神话图像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该书内容以神话图像分类、演变及与文献比较为主，未能深入从图像学角度对中国神话图像进行具体的分析与阐释，划分的四大类也未能涵盖书名中的“中国神话”。该书以考古图像为中心，未涉及到当代的神话图像研究，相比于“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的提法，内容还需进一步扩充与深入。 除以上研究外，近年来也有较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从图像学角度对历史考古中的神话图像进行梳理和研究，如孟青《汉画西王母图像的民俗文化研究———以山东地区为例》、马珍《汉画像伏羲神话的图像学研究》、王晰《甘肃考古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整理研究》、王晓玲《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以及李新《汉画像中熊图像研究》等，从图像学角度对考古发现的神话图像进行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了神话图像的地域分布与流变，为神话学者研究神话图像提供了大量的图像资料。 此外，众多的期刊论文也对历史图像进行意义上的解读，如杨晓明《论西王母图像的意义演变》、沈莹《女娲的象征性身份———女娲形象的图像学分析》、王倩《淮北汉画像“铺首衔环”神话学新探》及《论陕北汉画像圣树符号的宇宙论意义》、高莉芬《墓门上的女神：陕北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及其象征考察》、刘吉平《从神话到神画———白马藏族民间神祇绘画的文化意蕴透视》、姬长玲《论汉画像中伏羲、女娲图像的对偶现象》、徐峰《中国古代的龟崇拜———以“龟负”的神话、图像与雕像为视角》、徐小曼《论汉画像“捣药兔”形象》、俞方洁《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李芳《中原墓葬艺术女娲神话图像考》、李飞《左江岩画图像内涵的神话解读》、王士立《从神话到图像———海南黎锦大力神纹的太阳崇拜文化意象》等文章，都是通过对比文献来解读神话图像的意义与内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王倩《图像学视域中的希腊神话研究》利用图像学方法，从希腊瓶画图像出发，对希腊神话进行新的阐释，重点说明了考古实物和图像超越文字叙事的历史阐释效力，也即所谓第四重证据，试图使得对希腊神话的诠释走出神话文本阐释所面临的臆想性困境。该文是国内较少对国外神话图像进行研究的成果，但没有图像资料，也并未对希腊神话图像做细致的分析，仅是试图开启用图像来阐释希腊神话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