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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劳动力市场形势和劳动者收入结构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工厂工人、雇佣行业、自主就业和临时工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客观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土地、家庭、技术、法规、村社制度、房屋、牲畜、季节等客观因素成为影响劳动者收入结构的重要因素，而行业、家庭状况、在城市和农村中是否拥有私产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劳动者的经济活动。 关 键 词：城市劳动者/收入结构/经济活动 作者简介：Т.Я.瓦列托夫，Валетов Тимур Якубович，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历史信息学教研室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信息学，19-20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等。 译 者：张广翔，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王昱睿，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俄国革命前，第一次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较为充分。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国家发展模式导致社会政治前所未有的震荡。如其他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俄国也是生产方式现代化和劳动环境极端落后的矛盾体。历史学家通常关注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对城市其他劳动者关注不够，而产业工人并不是城市劳动人口的主体。对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带有倾向性，忽略有人从工厂盗窃生产材料或者在工厂放高利贷等“非无产阶级”行为。 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对女仆、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伙计、马车夫、守院人、堂官、苦力等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不了解，现代人并不关心类似问题，更关心社会变革潜在力量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在大罢工和1905年革命资料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广大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记载，可供使用的统计材料不多，大革命前几乎所有和劳动者收支有关的调查资料都只涉及农民和工人，只有基辅的调查有其他无产者的资料[1](p.54)。为重现革命前广大劳动者的生活画面，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必须对分散的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利用有限史料呈现劳动者生活的基本画面。 我们只研究城市居民的经济活动，即劳动者如何维持生活和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家对劳动者职业选择的直接干涉比农奴制时期和苏联时期少。劳动者既可选择打工或从事手工业，也可选择田间劳作或出租房屋，城市居民原则上有多种合法经营途径增加收入。但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受到其他因素限制，如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和缺少劳动法规(主要涉及工厂工人)。此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高技术水平工人严重短缺和低技术水平工人过剩。大多数劳动者不符合雇主要求，尤其是农民，因为没有其他增收方式，所以，尽管收入很低，但也必须努力工作。对许多劳动者而言，并不存在在几个工厂兼职，做不做副业，以及如何使用闲置资金的问题。劳动者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个人选择问题，虽然也有其他外在因素影响。在构建劳动者经济活动影响因素模型时，首先要考虑劳动者的内在因素。他们是否愿意加班、田间劳作或自由支配时间。研究者和现代人通常认为，提高收入是所有劳动者的共同想法。 Б.Н.米罗诺夫提出相反观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工人的劳动道德标准是“满足个人需求”，或者“最低纲领派”，即工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简单的生存需求[2](pp.243-286)。这一观点很新颖，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与大多数研究结果相左，也与现代观察家的意见相悖。俄国对工业劳动道德标准(伦理等)的研究尚浅，农民无产者与西欧工业工人相比节假日较多。大多数工人每天工作11-12小时，工资较低，节假日较多而又无所事事。 劳动者是否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做兼职与居民的富裕程度紧密相连。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城市居民状况。大工厂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收入相当不错，城市农民工也要比在农村更富有，但这类劳动者只是少数；大多数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特别委员会研究1905年军工企业工人收支情况(军工企业工人受法律保护程度要比帝国时期更好)后得出结论：“如此低的收入水平势必造成劳动者营养不良和生活必需品不足；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很多工人开始欠债或选择其他不受法律保护和道德允许的方式”[3](p.87)。委员会研究计算出了一个单身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一个月男性工人21卢布，女性工人17卢布[3](pp.95-96)。将这个结果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的观点遭到了猛烈批评[4](p.298)。1908年，莫斯科省工业工人工资情况调查证实，每月收入少于20卢布的男性工人占50％，女性工人占90％[5](p.4)。另一份研究材料表明，无论从收入，还是各方面待遇看，圣彼得堡工业工人是所有行业中最好的，可见其他劳动者生活的艰辛程度[6](p.631)。 由此可见：第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多数城市劳动者渴望增加收入；第二，由于主业收入不足，多数劳动者想要寻找兼职(搞副业)。 一、农民无产者移民对城市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强大的劳动移民潮基础上，俄国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劳动者大多来自贫困且承担国家分配任务的农村。 城市依旧执行行政职能。但第一次工业化时期发展起来的经济使俄国城市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初俄国城市仍是贵族和官僚集团的聚集地，也是各行业劳动者汇聚的大家庭，这些劳动者大多数农民出身。俄国革命前农民工移民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力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比较多，主要来源于20世纪初的史料，其中包括统计学资料。工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俄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极端贫困共同促使大批劳动力涌入大城市。1907-1912年莫斯科像纽约一样，城市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甚至比同期的维也纳多增加近一倍[7](p.6)。增长人口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村移民。大改革后期莫斯科的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人口自然增长，见下表：  圣彼得堡的一项城市调查显示，农民比例增长极为明显。1881年农民为36.1万人(41.9％)，1890年为48万人(50.3％)，1900年时已经达到76.55万人(61.3％)[8](p.19)。城市外出生人口所占比例更大，1897年，莫斯科出生人口只占26.2％(21.5％为男性，32.6％为女性)[9](p.28)。城市人口调查表显示，1882年，在莫斯科市外出生的人口占74％，1902年占72％，1912年占71％[10](p.103)。 俄国农村中脱离农业劳作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主要进工厂打短工)增长迅速。俄国中央工业区各省的外出打短工人数最多，20世纪初，这些地方很多农户靠多种经营维持生活。在卡卢加省、弗拉基米尔省、特维尔省、梁赞省、雅罗斯拉夫省、莫斯科省和图拉省的农村有30％-4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进城务短工的许可证(当时政府规定，进城打短工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许可证，即进城务工身份证明)。据估计，19世纪90年代，中央工业区每年约有200万农民外出打短工，在俄国欧洲部分则多达600万人，约占全体成年男性总数的1/3[11](pp.21-27)。 农民改革和国家“农村”发展政策是：农民必须靠挣来的现钱缴纳各种税赋，这些赋税只靠土地收入无法缴纳。因此，许多劳动者就要通过进城务工来缴纳繁重的赋税。据不完全统计，1896年仅卡卢加省外出打工的工业工人就缴税近1100万卢布[12](p.22)，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外出务工的手工业者，尤其是非黑钙区域各省的手工业者比在农村劳作收入更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多是手艺较好的劳动者。20世纪初有一项关于雅罗斯拉夫省农民的调查：“几乎所有男性农民都外出务工，只有达不到中心城市工作要求的‘老弱病残’留在农村耕作。”(如酒鬼、老人等等)[13](p.21) 乡土关系(老乡之间的联系)是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点。乡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劳动和居住的条件，在大工厂中这种乡土关系的影响最小，因为每个劳动者都直接与工厂中的办事处打交道，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乡土关系。革命前俄国农民务工者乡土关系普遍以合作社形式存在，城市劳动者按工作性质组织起来的城市合作社也比较常见，如建筑工人合作社。一些现代研究人员把要求社员投入资金的合作社称为交易所[14](如贷款储蓄交易所)，但对于合作社最普遍的理解是：合作社是共同从事某一项工作工人的劳动组合，他们同吃同住，雇请厨师(指从工作较差或技术不好的劳动者当中)，一起工作，推选代表同雇主协商合同[15](p.160,1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