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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主经营者的收入结构 小手工作坊主，单身手工业者，短工(洗衣女工、女仆、送水工等)等自主经营者的状况值得关注。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就业自由，有自由时间和闲置资金，可以独立经营几种行当。 受经济状况和工作条件差异影响，这些人的经济活动各不相同。很多小作坊主在家里设作坊，接受订单，家庭住房既是生活场所，也是工场[29](p.75)。对于他们而言，家务劳动和作坊工作没有区别，作坊的工作是家务的一部分。大部分这样的手艺人都努力搞副业。如果作坊的订单少，他们就靠自己的菜园、奶牛和家禽生活。 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业主的生产经营活动。孩子从小就在父亲的作坊干活，跑腿、推销商品；妻子也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位卡卢加的鞋匠家庭成员回忆道：“父亲负责所有的家务活，母亲同父亲一起收购旧鞋，修理后再卖。孩子制作修鞋所用的擦线蜡，给麻线涂蜡、递送钉子、除去皮鞋上的污垢。”[51](p.70)较富裕的小手工业家庭除家庭成员外，还包括少年学徒和雇工。20世纪初及更早以前，学徒通常被看作家庭的补充成员和补充劳力。雇主对他们的培训不负任何责任，学徒在雇主家期间都是自学。他们可以安排学徒备料，也可以安排他们去菜园或杂货店买货。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教给学徒的手艺。铁路维修工人的学徒第一年也只是跑腿、沏茶、采办东西、收拾房子等等，从第二年才开始学艺，然后承担一些技术工作[51](p.64)。 各手工业领域的劳动力供大于求，许多小手工业受到工厂工业的冲击。自主就业的手工业者的工作收入通常不能满足生活需要，8个钟表修理店老板中，只有1人能靠工作收入维持生计。钟表匠时常不能维持生活，因此其他家庭成员被迫从事副业[29](p.75)。副业收入变得十分重要。许多人出租房屋，自谋生计的人有更多时间操持家务，许多人完全脱离了农村，和家人一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只有在城市里有私人房产并且房子周围有一定空间的人才有条件从事副业。雇主大多数来自农村，并非所有个体经营者都认为有必要利用空闲时间搞副业。有关调查表明，有牛家庭的副业规模不大。牛是家庭经营的一个重要支柱，养牛提高了饮食标准，家庭收入提高30％。资料显示，每天男主人要花3个小时照顾牲畜，女主人要花4个小时，2个孩子每天也要拿出一定时间来看管牲畜[53](p.36)。在副业经营中，成年人每天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看管牲畜。可见牲畜在家庭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年人不能从事固定工作。并非所有个体经营者都有耕地、菜园或者养牲畜的场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城市逐渐成为工商业中心，适合做耕地和牧场的空地数量不断缩减，许多乡村经营都被挤到了市郊。19世纪80年代拥有90万人口的圣彼得堡(城市和周边人口总计)共计只有6000头牛，平均每1500人拥有一头牛，为了在市场中销售牛奶，大地主一个人就养几头牛。在卡卢加省只有少数人养牛，一些铁路员工可以在铁路用地内割草养牛[51](p.67)。 在小城市自主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小手工业者通过经营副业过上安逸生活，农夫不但有牲畜，还可以储存干草，养蜂或种烟草，用鱼笼和渔网打鱼销售，增加收入。在主业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搞副业增加收入[58](p.98)。20世纪初，小城市仍旧是一个大乡村，1911年，在雅罗斯拉夫省的县城柳比姆871名自主经营者中，有86名以耕田作为主要工作，耕作是除国家公职、家庭服务和商业经营活动外，劳动者最普通从事的工作之一[59](pp.6-7)。 六、城市临时工工资收入 城市里有很多临时性工作，例如，在港口码头卸货的驳船周围活动着各种“海盗”(指盗窃驳船上和掉下驳船物品的人)，他们或者打捞水中漂浮的木板和落入水中的砖块，或者偷偷拔掉驳船的卡钉、铰链和铁钉[47](p.16)。夏季的临时性工作是打鱼和卖鱼，冬季则是破冰，在节日、婚礼仪式上或小作坊中兼职等等[51](p.78)。 1906年，莫斯科无业人员调查表明，临时性工作包括清雪、临时装卸工、临时马车夫和抄写员。840个家庭的调查资料显示，一些临时性工作时间比较长(超过半年)，总共约有140种临时性工作[27](194)。莫斯科的“黑市”寄宿劳动者主要从事日工，劳动力市场上对日工的需求量和用工价格主要取决于季节。春季化雪时，日工主要从事桥梁和院子积雪的清扫工作，复活节之前是用工“淡季”，许多人要忍饥挨饿，从5月开始，建筑工作开始繁忙，日工需求量很大，日工资开始上涨，8月中旬开始，白日缩短，天气变冷，建筑工作减少，日工资开始下降。挨饿的时间要延续到降雪之前，清雪旺季来临，越是降水及降雪量大的年头，日工的日子越好过。 研究表明，临时性工作分为以下五个主要种类：1.建筑工作：清理并搬运砖块、收拾院子(新盖房屋的院子)、顶棚保暖；2.土工工作：挖水渠、地窖、打井等等；3.打扫街道、广场、火车站等等；4.沥青和混凝土相关工作；5.破冰及其他工作。这些都是又脏又累的不体面工作[60](pp.37-38)。这些领域劳动力严重过剩，即使在用工旺季，日工每周也只能工作2-3次[61](p.172)。 从事这种不体面的临时性工作是贫民命中注定的事，虽然临时性工作种类繁多，可以增加收入，但这些工作不稳定，不能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各种不稳定因素对于穷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研究者指出，日工劳动者的生活十分拮据。劳动者在黑市开始当日工后，便很难找到正常工作，如果只有一份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工作，那也必须全力争取，否则就要挨饿。在闲时或没有工作时，会考虑脱离黑市，但如何获得证件又是问题(日工找工作时通常都要上交证件，这样也使其在离开时，常常受到控制而被迫留在黑市)，因此，必须留在黑市[62](p.129)。统计材料记录了劳动者进入黑市的原因，1896年对3721人的调查中，22.9％的人在未到黑市之前就从事繁重的日工[61](p.171)。 总之，革命前俄国城市中大多数雇工除了从主业收入外，现实条件不允许他们获得其他额外收入，而自主经营者(其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较小，大多数拥有一些自己私人财产)相反，他们有自由时间可以在主业出现危机情况下，通过出租房屋，从事副业弥补收入缺口。 大多数城市贫民都脱离家庭(多数家庭在农村)一个人生活，如果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也会最大程度利用家庭劳动力。妻子通常找一份全天工作，抑或留在家里做私活。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往往会租借房间从事副业。 很多劳动者移民仍然保持与农村的关系：第一，大多数人的亲人仍然留在农村(父母、孩子、妻子)；第二，国家社会制度强迫农民保持与土地的关系；第三，对于很多人来说，农村是“社会保险站”，是劳动者年迈病残时的唯一去处。行业、家庭状况、在城市和农村中是否拥有私产是城市劳动者确定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