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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共生”叙事模式成为普遍共识 1975年西班牙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民族主义和天主教认同逐渐弱化，“欧洲化”取而代之。另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为解决西班牙长久以来的问题提供了出路。在20世纪末多种族全球共同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下，中世纪西班牙成为研究宗教间关系、文化共存、社会互动的“沃土”，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学者转向该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卡斯特罗“互动共生”的历史观日益成为史学家对中世纪西班牙史主旋律的共识。 首先，“互动共生”的个案研究空前增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班牙的许多地方档案公开，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的西班牙历史研究逐步让位于关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瓦伦西亚等地的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多的中世纪史学者涌入地方档案馆，寻找近八个世纪的历史中西班牙多宗教关系的新线索。 其次，学者们依据新的资料，运用跨学科方法，对“互动共生”的内涵进行了诸多新的界定。托马斯·格里克把中世纪西班牙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他正面回击了阿尔伯诺斯的观点。阿尔伯诺斯认为，伊斯兰西班牙不可能对基督教北方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双方关系的常态是战争，而不是和平。格里克指出，冲突，也就是“抗生”所带来的文化适应一点不比“共生”所带来的文化适应少，因为“‘抗生’实际上是文化借鉴的一个极为常见的语境，与敌人的竞争可以成为文化革新的强大推动力”。其次，格里克认为卡斯特罗“没有提到三个群体间接触、冲突的社会动力，过于重视大脑的思维过程，没有认识到这种过程也是由社会动力塑造甚至决定的”，给人的印象是文化进程“发生在社会真空中，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力量”。鉴于此，有学者称格里克的研究方法是“后卡斯特罗和后桑切斯—阿尔伯诺斯”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格里克对“互动共生”这一术语进行修改。他吸收了其中的一个层面，即承认“文化适应是把‘他者’内在化的过程”，同时增加了这样一个层面，即认为“文化互动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动力”。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应当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是什么，优先考虑什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而不是优先考虑什么把他们分开，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类群体友好共处，这就是我们应当从中世纪西班牙史中所感悟到的。 结语 从中世纪至今，“哥特神话”和“互动共生”两种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史的叙事模式在西班牙学界和西方学界是清晰可见的。在20世纪中后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15世纪末的“天主教双王”时期、16—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执政时期和20世纪的独裁政府时期，“哥特神话”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三大宗教群体互动、交流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尝试一直存在着，到1948年，卡斯特罗把这种观点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的历史观。经过几代学者的修正和补充，“互动共生”的内涵日益明确：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在近八个世纪的时间里共栖伊比利亚半岛；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文化适应，即“把‘他者’内在化”；“文化互动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动力”，即与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大部分时间里，三个群体间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共生关系，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了一种“宽容文化”；无论是穆斯林当政，还是基督教徒当政，之所以存在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相间的现实需要；在再征服运动的高潮时期，存在着宗教和种族间的暴力冲突，这也是互动共生的一种形态，是文化借鉴的一种常见的语境，与敌人的竞争可以成为文化革新的强大推动力。 “哥特神话”叙事模式是在“再征服运动”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形成的，在西班牙海外扩张和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但它并不足以解释中世纪西班牙史的丰富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为不同时代的西班牙统治者所利用。20世纪后期以来，“互动共生”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的主要叙事模式。笔者认为，“互动共生”的叙事模式更为客观，更符合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互动共生”研究至今尚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互动共生”的历史观并没有彻底摆脱中世纪西班牙是“宽容社会”还是“迫害社会”这种两极化、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和争论旋涡，且“互动共生”的内涵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清晰。20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补充该概念的内涵，但尚缺乏总体、宏观的概括与总结。而且，过分强调“和平”“合作”“共生”等也显然忽视了“宗教迫害”等暴力冲突的历史事实。其实，如果能摆脱“宽容”还是“迫害”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争论，沿着格里克的研究思路，将“共生”与“抗生”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动态的语境中考察错综复杂的中世纪西班牙史，“哥特神话”和“互动共生”这两种历史观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第二，尚缺乏丰富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11世纪之前“互动共生”的个案研究。711—1492年的西班牙史，可以以11世纪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为代表，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后一阶段，关注基督教徒南下过程中与当地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互动共生。而对于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前一阶段，相关成果稀少。 第三，跨学科研究亟待推进。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曲折而复杂，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的“互动共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现象，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恐怕难以给该领域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带来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里克把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成就。沿着他的研究路径，多学科学者联合攻关，有望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形势下，在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不同宗教群体的共存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从事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尽量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努力解决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回归历史的本真。倘如此，“互动共生”仍将是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 （作者单位：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王玖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