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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话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最初它是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引介用来普及儿童教育，同时也受到民族主义影响，成为新兴的民俗学的一个关注领域。在随后的实践中，童话愈发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尽管中国文化并没有西方童话中的“仙女”概念和形象，但在民俗学研究中，童话被普遍理解为幻想故事，并指代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故事。在探讨“类型”（或文类）的概念，观其学术与实践层面的差距后，我们认为，中国的童话研究者，应当拓宽国际童话研究的视野，反思自身学术历史，发现欧洲中心标准掩盖下的多元文化及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关注概念“挪用”中的学术分析与意识形态问题，理清学术概念和意识形态霸权。 关键词：童话；文学类型；文化挪用；文化批评；民间文学 作者简介：张举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博士。现任美国崴涞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西部民俗学会会长。长期在美国从事民俗学和中国文化教学，学术研究涉猎历史学、哲学、民族音乐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个领域，在国际学界有重要影响。 “童话”作为一项术语和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自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关于其基本概念、核心因素、功能等，仍存在许多问题。童话与传说、故事、神话等文类的区别是什么？中文的“童话”与其对应的英文fairytales相比，二者的所指是否完全等同？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童话”的具体所指是什么？事实上，童话如同魔瓶中逃出的三头仙，自其从西方起源再进入中国的历程中，经历了并且仍旧在经历着一场蜕变。这一历程进一步说明，任何将童话定义为一种“类型”的尝试，都是“不合适(irrelevant)”，且“失败(failed)”的。 一、蜕变：从欧洲到中国 要回答围绕童话的种种问题，必须回顾其产生、传播的历程，考察不同时期、地域特殊的社会、宗教、文化环境。人们一般认为童话的产生应当追溯至格林童话，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学界公认的童话起源地是法国。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法国一部分接受过教育的贵族妇女掀起写作仙女（fée）故事的风潮。法语中的fée与英文fairy相应，产生于中世纪欧洲，专指生活于密林深处、具有天使一般的翅膀、带有魔幻色彩的女性。围绕这一特殊主题，形成了沙龙性质的文学团体。17世纪的法国女性仍处于宗教与父权压制之中，即使是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贵族女性，仍旧缺乏社会与家庭地位。写作成为追求自由，追求家庭、社会、宗教等层面认可与尊重的手段。这类创作的主体与受众都不是儿童，其内容也会包含成人、色情、暴力等因素。而作品被结集出版后引起风潮，在18世纪初期，形成一种文学类型，时人命名为contes de fées，即fairy tales，并从法国陆续传播至英国、丹麦等地。德文译为Märchen，丹麦文为eventyr。contes de fées在不同国家的旅行中，内涵也会有所偏移，Märchen通常指故事或神话故事，eventyr主要指冒险故事，两者都包括儿童故事，而非专指“童话”。 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童话的起源可以继续向前追溯至意大利。一种观点认为生活于15世纪意大利的作家斯特拉帕罗拉（G.F.Straparola,ca.1485—1558）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具有了后世童话的母题与类型，影响到法国童话的起源，因而他应当被称作“童话之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丹·本-阿默思便认为早在其之前，欧洲已经存在奇迹故事（wonder-tale)，而斯特拉帕罗拉故事是否具备童话母题还值得商榷。更有学者在意大利三世纪的文献中，找到了具有童话因素的故事。事实上，尽管是西方的意大利和法国作家将“童话”的文学形式固定下来，反过来又影响了中东和亚洲的童话，但如果向更古老的时间追溯，在古亚洲、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时代，也能找到童话起源的痕迹。因此，在考察法语的“童话”对他语言文化产生的影响时，不仅要关注语义层面，也要考察意识形态层面。 到19世纪的德国，格林兄弟搜集童话时，Märchen与它的起源contes de fées已经有所区别。格林童话的出版，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1812年，第一版格林童话《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分为上、下两册，共有156个故事。1867年，至第七版故事集中，共有210个故事，其中10个被特别注明为宗教故事。半个世纪中，格林兄弟针对童话的定义、内容、对象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重新界定童话概念，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德意志现代国家的建设。这与当时的浪漫主义浪潮、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17世纪90年代，法语“童话”（contes de fées）一词的形成，以及随后18世纪50年代英语“童话”（fairy t ales）一词的传播，伴随着特殊的社会和宗教文化语境。早先，这些故事通常是由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女性创造的，用以“抵抗她们的生活环境”。而少数人的创作最终成为席卷欧洲的普遍活动，正表明童话能从欧洲至世界不断扩散生长，有更深更广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十六世纪的改革；社会和家庭对欧洲妇女的双重压制；从维科到康德、赫尔德的民族主义观念；以及从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其直接导致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殖民统治与帝国主义的高峰。因此，尽管法国的contes de fées，德国的Märchen，丹麦的eventyr，都得到了自身的发展，却是英语的fairy tales这一具有语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与功能的概念，同“民俗学”和“民族主义”一起，吸引了20世纪初期中国学界的目光。 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这一古老帝国今后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这期间，欧洲列强使用鸦片和大炮在中国的土地上强取豪夺，彼此争斗；清王朝（1644—1911年）最终崩溃，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走向终结；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要求走向西化（现代化）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20世纪10至30年代）。为了拯救中国于殖民沦陷危机之中，寻求国家独立，追求现代化，中国的精英们发现了民族主义，以及作为其呈现方式的民俗学（包括童话），期图将它们改造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概念的选择不仅意味着选择了一个故事应当被称为什么，也是在选择它可能被如何使用，即其超越了文学类型，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童话概念的产生即是如此。从意识形态层面说，中国对于“童话”的介绍和接受，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产物。要推动新文化运动、推动国民教育，从日本舶来的“童话”，成为精神武器之一。国内现有的童话研究，如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吴其南《中国童话史》等专著中，对这一历史均有涉及。但基本语义层面的差异，尚缺乏剖析。与fairy（森林中有翅膀的仙女）接近的中文词汇是“仙”，然中文语境下的仙往往与道家文化密不可分，“仙”的性别、形象、功能等都与fairy有所差异，将fairy tales译作“仙话”，显然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汉字“童话”，包括“民俗”，都是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直接自日本借用而来的概念，是现代儿童观、教育观的产物。 1909年，孙毓修（1871—1922）策划主编了一系列童话丛书，首次采用了“童话”概念，书中将欧洲的fairy tales和Märchen作为例证。孙毓修借此在中国的图书分类体系中增添了新的文学类型，被人们称为中国童话之父。其最终目的，是推动儿童教育。周作人亦抱持同样目标，在19世纪的前10年，翻译了王尔德、安徒生、格林兄弟等其他作家的童话作品。至19世纪20年代，童话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已经被普遍接受。同时，隶属于民俗学的童话，也因唤醒民间文学意识，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童话作家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欢迎，童话开始扎根于中国本土。 可以说，正是因为“童”意味着儿童，周作人等才选择了“童话”而不是“仙话”，来翻译fairy tales和Märchen。童话是为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而创造的，由此也产生了此后持续的概念纷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