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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也是停滞的；他在《世纪历史的哲学》中指出：中国历史就是没有发展的历史。这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问题上诸多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源之一。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史和世界史相互隔绝的情况，搞中国史的不研究外国，搞世界史的不研究中国，长久以来，黑格尔在世界历史范畴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没有得到清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林志纯先生提出中西古代文明共同经历了由城邦到帝国的发展两阶段说；吴于廑先生提出世界史是由多而一(即从分散到一体)的过程，其中横向的联系推进了纵向的发展，纵向的发展又转而推进了横向的联系。这些观点说明中西古代历史具有共同规律，这对破除西方中心论有重要意义。不过，同中有没有异？怎样对世界史的统一性作出理论性说明？中国历史有没有变化和发展？刘家和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以下观点：比较研究不仅要察同，从异中见同，还要辨异，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是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大一”(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中国文明具有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中国历史经历了发展和变化而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因此而成为世界史有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这些观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黑格尔的挑战作出的最有理论意义的回应。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 世界历史 黑格尔 古代东方 中国历史 无发展的历史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orld history Hegel the ancient Orient Chinese history 'a history without development'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的会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从具体的题目的分组可以看出，研讨会分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而我要讲的，是下面这个问题：4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进展的回顾和前瞻。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这是在讲中国呢，还是在讲外国呢？其实，这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今天讲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不中不西，其实亦中亦西，说白了，就是比较；具体说，就是中西古代史比较研究的进展，就是40年来世界古代史比较研究在进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史学史的问题。我做一个介绍，请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1949年以前及之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是个什么样子。 我是在1947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大学历史学科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和西洋史。一般大学本科所用的西洋史教材，是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和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编的《欧洲史》(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the Present)①。专门一点的世界古代史就是布雷斯特德的《世界古代史》(Ancient Times：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②。这样看来，当时的中国史和西洋史还是很匹配的，内容分别指的是中国和西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学习苏联，中国史和西洋史变成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中国史还是中国史，但是，世界史中不讲中国史而只讲外国史。当时看到的世界古代史是苏联教科书，当然，在古代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进入历史，不过，教科书里面讲到了乌拉尔图，而20世纪50年代乌拉尔图是在苏联国境内的，可见，苏联人在世界史里面还是要讲苏联境内的古代史的。我们学习了苏联，为了方便，教中国史的就只教中国史，教世界史的则只教外国史，于是，就有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二分法。那么，现在请问，这个世界史里面还有中国没有呢？没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要从世界史里面撤出来？我们一面自动撤出来，一面又批判西方中心论，这不是很奇怪么？世界历史有没有中心呢？当然有。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留校做助教的时候，被分配在世界古代中世纪教研室工作，1952-1953学年做世界中世纪史，1953-1954学年又做世界古代史。当时教研室的老先生是留美学生，要我看的就是何炳松的《欧洲中古史》。我一看，它的底本就是鲁滨逊的《欧洲史》。后来做世界古代史，我又看了1935年版布雷斯特德所著的《世界古代史》。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及学考古学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早期世界史，可里面却没有中国，也没有印度。这怎么能算是世界历史呢？20世纪90年代，我又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绍濂编的《西洋古代史》③，它的内容就是布雷斯特德《世界古代史》的编译。总之，1949年以前以及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手里面，这是毫无疑问的。 1949年前后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不行。搞中世纪的老先生也跟我说过：“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独立不起来。”我觉得老一辈是很诚实的，我们当时的确没有条件，没有这个能力。 其次，再看一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成就。 1949年以后，我们学习苏联，为了教学方便，在学科设置上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我刚才讲到苏联的世界史里面还有乌拉尔图，我们的世界史里面却没有中国史，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史研究所也没有中国史。这就开始有毛病了，毛病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1955-1957两个学年，我到东北师范大学跟苏联专家和林志纯(1910-2007)先生进修，那时候我看到的苏联教科书，第一本是林先生翻译的苏联师范学院教材《世界古代史》；第二本是1956年新版苏联师范学院教材《世界古代史》。那本书的古代东方部分只占很少的篇幅。原始社会之后，接着讲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三大块。这三块里面，古代东方部分有个序言，其中讲到古代东方的特点：第一是奴隶制不发达，处于家长制的状态；第二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农村公社长期存在；第三是东方专制主义④。在此，我不是要完全否定苏联的观点，通过苏联的教材，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这些都是进步的。不过，当时听课的时候我就有疑问。我私下问林先生：如依苏联教材之说，古代东方永远处在奴隶制不发达阶段，那又怎样才能过渡到封建制呢？林先生对我说：我们学苏联的目的是要通过它学习马克思主义。林先生是最积极地推进学习苏联的，我作为林先生的弟子，也是鞍前马后，积极学习，努力通过学习苏联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也逐渐地想摆脱苏联观点的影响。 现在说一说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进展。 改革开放之初，林先生曾经跟廖学盛先生一起写过一篇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⑤。这是林先生和廖公作的巨大贡献。当时批判的就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林先生从考古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到了四人帮倒台之后，改革开放前期，林先生也拉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一起做，成果就是《世界上古史纲》，1979年一本，1981年一本⑥。这是一个标志性成果，它的意义首先就是批评了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按照林先生的意思，要说东方专制主义不成立，那就要找到东方与西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东方跟西方乃至全世界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林先生很敏锐，他看到《剑桥古代史》提到了亚述学的发展，历史始于苏美尔，苏美尔就有城邦。林先生从这里找到了一个根据，便将世界古代史分作两个阶段：早期是城邦阶段，后期是帝国阶段。于是，林先生就找到了世界史的一个共同点。通过比较，把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也解释为城邦时期，进而又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解释为城邦时期。他撰写的《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⑦一文，就是代表作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当中。按理说，世界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应该是各国的历史都在内的。但是，世界史又不是各国的历史堆在一起就可以的，这个道理后来吴于廑先生讲得更清楚了，我们总要在里面找到规律，找到内在的联系。如果只是把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放在一起加以汇编，这叫世界史吗？这只能是“大杂烩”，不能是世界史！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纲》就提出城邦问题，指出中国也有城邦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专制主义的，专制主义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希腊、罗马也有阶段性的发展，也有城邦的阶段和帝国的阶段之分。林先生的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但后来我也有些个人的想法。林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看到了相同，那么，同中还有没有异呢？这是林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古代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的确会有些相同的东西，如果找不到相同，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用康德的话说，就是Mannigfaltikeit，英文manifold，就是“杂多”。就好像现在，看起来，我们一屋子人，如果不看相同的东西，我们都是杂多。你要仔细一看，我们都是学者，都是历史学者，这是同了。但是，光看到我们都是历史学者的同，行吗？我们还要看到每个历史学者在这个会议里面有自己的结构，有搞史学理论的，有做中国的，有做外国的，有做比较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我们这些人认识清楚。所以，林先生开的这条道路并没有结束，它是开放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林先生本人做的工作太多了，《世界上古史纲》出版以后，1988年，林先生联合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张政烺先生、胡厚宣先生、周一良先生、任继愈先生、张忠培先生和我，发起出版“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体例为外译中、中译英的对照本。在这项工作中，由林先生领导的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学术团队实际上起了重大作用。1989年，林先生主编了《古代城邦史研究》⑧；1997年，林先生出版了《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⑨。林先生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以后到华东师大，教的是中国史。到了东北之后，因为他会俄文，英文也很好，又搞外国史，到老了中西一起搞。林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精研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并极力在收罗参考最新史料的基础上批判了流行一时的西方中心论，尤其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建立了中西古代文明共同经历的由城邦而帝国的发展两阶段说。50年代我在东北时搞希腊史，后来回到北京又做印度史，再后来白寿彝先生让我搞中国史。林先生知道后跟我开玩笑说：“你又逃回中国史去了。”我也半开玩笑地跟林先生说：“我不是逃走，而是转进呀。”从前，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不说败退，却叫“转进”。我跟林先生说我是转进，其实讲的却是真话，学世界史，不研究中国，能叫世界史吗？ 林先生之外，吴于廑先生(1913-1993)也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即主要以吴先生与齐世荣先生(1926-2015)总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为标志的进展。吴于廑先生比林先生小三岁。我跟林先生做《世界上古史纲》，又跟吴先生做了六卷本的《世界史》，吴先生与齐先生做总主编。此书卷首有吴先生的长篇总序，说明了世界史是一个由多而一(即从分散到一体)的过程，其中横向的联系推进了纵向的发展，纵向的发展又转而推进了横向的联系。总序最后有一个总结： 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全局的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经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⑩ 这部《世界史》在1985年由教育部开始组织推动，1986年秋，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次全书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会议。第1分册的主编由我和王敦书教授承当，可惜当时王先生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未能出席。在几天的研讨会上，吴先生作了主旨发言，大家一起讨论，随后各分册主编提出本册初步编写大纲与计划，在吴先生主持下进行了数日的研讨，定下初步的眉目。 会后，我如期将第1分册(上古史卷)大纲稿交吴、齐二位先生。1987年秋，总主编与各分册主编在吉林延边召开会议，我因会议期间不在国内，敦书教授在国内并出席了。在这次会上，正式通过了各分册编写大纲。分为六册，一二册是古代史，上册是上古史，下册是中古史；两册近代史，两册现代史。经过讨论，我做的大纲得到吴先生的同意。 《世界史》的上古史卷中，有着我在吴先生史学思想指引下所作的具体实践的努力。在这一卷中，我们不是严格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各个文明的顺序，而是分块、分段，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每个时期都提到中国。最初的文明是公元前两千年开始，讲完西方以后，都有一个同时代的中西比较，中国提到了夏代，然后商、周，春秋、战国，我讲的轴心时代，到汉跟罗马，都有对照，就这么试着做了一个阐释。这就是吴先生的指导思想，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世界史是从分散走向一体的世界史，是横向的交流促进了纵向的发展，纵向的发展扩大了横向的交流，这样形成的真正的世界史是从15、16世纪出现的。所以，吴先生的重点也放在了15、16世纪。吴先生的思想是：世界史是一体的，世界史是作为整体的历史，世界史不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的汇编。这话讲得很精彩。各国史，跟中国史，在逻辑上是一个级别的，都属于国别史一层；世界史则是更上一级的概念。它不是下一级加起来的总和，加起来的总和仍是多，还必须看到下面这些多是如何结构成一个世界的，这才能叫世界史。吴先生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有，不过，吴先生没有提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里讲过：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的结果，出现的标志性时期就是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在没有沟通以前，就没有整体的世界史。 上古史卷于1993年基本完成。当年4月初，各分册主编齐集武汉大学，参加吴先生80大寿庆祝会及学术研讨会。会后，吴先生又召开各分册主编会议。4月9日，吴先生正在听取我就上古史分册做汇报时，不幸遽然仙逝。悲夫！此书于1994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可惜吴先生未能见到。 吴先生逝世三年后，1996年，我发表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11)一文，继承了吴先生的思路而以较为接近逻辑论证的方式作了初步展开的论说。2008年，我在《世界历史》纪念增刊上又发表了《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对前一篇文章做了补充说明。我进一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说明了世界史的特点。world这个词，德文是die welt(二者同出于一个条顿词根)，法文是monde(来自拉丁文mundus)，俄文作мир。在这些语言文字里，“世界”又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的，都是可大可小的。我们讲“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这里的“世界”不是指整个世界。黑格尔有一本书，从前翻译成《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全集的原版中是叫《世界历史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由此可证明吴先生讲的，世界历史是由小世界逐渐融合成大世界的。这里的世界，英文就是world。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我们所说的中国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俄文里面大到世界可用мир来指代，小到农村公社也可以用мир来指代。 现在，我来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团队在新世纪以来所作的努力。 我于1952年毕业留校，本打算做中国史，但领导上分配我做世界史，我就全力投入到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但从未间断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希腊史和印度史方面，搞斯巴达的黑劳士和印度种姓制度及首陀罗等的研究，同时也在为希腊、印度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做着准备。1979年，白寿彝先生调我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研究，我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86年10月，我在《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三万多字的长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及其关系上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在第一部分，我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以及两者相互关系上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并且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12)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驳斥黑格尔所谓的中国历史没有变化和发展的错误观点。 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版，第9章《中国与世界》由我执笔。在这章中，我再一次提到了黑格尔。这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在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特点后，我又指出了黑格尔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重申“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13) 不过，以上两次，只是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初次交锋，对于黑格尔的挑战作出集中的理论性回应则是21世纪的事了。2000年1月下旬，我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团队，开始作思想上的初步设想。随后，联合几位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和世界古代史的老师开会讨论。同年8月初步拟定了《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和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撰写大纲。10月21日和11月10日两次听取评审专家意见，作了适当修订。继则组织分工撰写。整整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这个项目得以完成。2013年3月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首先有一个长篇的导论，叫做《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问题》，由我来执笔，内容就是批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完全把中国历史曲解了，他有一半是无知，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可是另一半，他却把悠久的中国历史说成是“花岗岩”，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是“没有发展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抽象的统一，不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违背了他自己曾经坚持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这样的世界古代史框架的最初的根源。魏特夫的根源在哪里？就在黑格尔！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黑格尔的问题，我们却是三不管：搞中国史的学者认为我们只搞中国史，黑格尔的书我看它干什么，与我无关嘛；搞世界史的学者认为我搞我的专业，没有义务搞黑格尔去，况且黑格尔也已经过时了。搞历史研究的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管它；搞哲学的人会说，黑格尔的主要哲学不在这儿，我也不管它。可是，在我看来，黑格尔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怎么能说过时了呢？我们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严重割裂，结果，很多尖锐的理论问题和挑战就摆在眼前，却被放过去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是在道光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20年之前讲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在中国却一直都没有理解，没有回应。可问题是，如果不把这样的基本问题搞清楚，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史的话语权？ 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历史有机统一的结构，是有相互关系的。相互的关系是怎么建成的？相互的关系是由交流建成的。怎么才可能交流？完全相同就不需要交流，完全相异也不需要交流。你吃饭，我不吃饭，咱们就没法交流。你穿西服，我也穿西服，咱们俩干嘛交流？所以说，必须有同有异。今天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有同有异，所以就要比较。比较研究就是打通界限，看到异同。要把世界史变成真正的世界史，就必须做比较研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我们的书出版后，2013年获了一个奖，还让我去发言。颁奖会在西郊宾馆举行。我在发言中说：我们要应对西方的挑战，不能对人家的挑战视而不见。我觉得我们有需要，中国史的学者有责任，世界史的学者也有责任。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你自己不做，要别人替你来做，你想，别人能做到吗？况且，对世界的看法，肯定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可以交流嘛，就会逐渐融合嘛。可是现在，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等于缺席。 我现在感到我们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的余论还有些单薄，应该努力继续做下去。原来是做到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最近一两年，我觉得中西的比较研究还可以继续做魏晋南北朝，做到隋唐以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能称为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周代，是不可想象的，我想诸位能同意这个说法。没有两汉的四百年，也不会有中国；没有三百年的隋唐，也不会有中国。经过这三个时段，中国的根基就真正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关，从东周到秦，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最乱的时期，也是最繁荣的时期；“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最乱的时候，可称作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它的结果跟西方截然不同。如果能够在更大范围作中西比较，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的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有更大意义。我已经眼睛发花，看书开始困难，小字看不见，查字典都很困难，还要拿放大镜。记忆和论说的能力也开始减退。对大家做的世界史和中国史，我都持有敬意，你们做的都是世界史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还不能说是世界史的全部。如果能够回答一个挑战，可以说就是一个创新。诸位，我们行进在回应西方挑战的道路上，艰难险阻很多，我虽然已经到了90后这个年纪，但是，看到在座的诸位中青年朋友，我感到非常高兴，要向诸位学习，学习大家的青春朝气。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打破思想障碍，我们的历史学科不能再局限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分状态，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考。 本文原系2018年12月15日刘家和先生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晓伟博士整理并经刘先生审定。 ①James Harvey Robinson,James Henry Breasted,Emma Peters Smith,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the Present,Ginn and Co.,Boston,New York,1921. ②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Times: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second edition,Ginn and Co.,Boston,New York,1935. ③曹绍濂编：《西洋古代史》(上下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④见狄雅可夫、科瓦廖夫：《世界古代史》，1956年俄文本，第70页。 ⑤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 ⑥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⑧日知：《古代城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⑩吴于廑：《总序》，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刘家和、王敦书：《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11)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12)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转引自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 (13)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3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