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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部乃至域外世界的交通枢纽和经贸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多元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以及多民族交融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认识。同时，该地区持续至今的良好民族关系实践也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诸多事例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已经初见成效，其现实意义也因学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而日渐突显。 关键词：河西走廊；文明起源；民族关系；交融发展；中华民族共同 作者简介：王建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关楠楠，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兰州大学图书馆馆员。 一、河西走廊文化地理定位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区域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是处于特定地质地理位置上狭长的荒漠及山间谷地，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众多河流和绿洲，也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在荒漠谷地上形成和发展［1］。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走廊，则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民族走廊，是从古到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繁、文化积淀深厚、对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贡献突出的多民族交融的大通道。费孝通先生依照中国 56 个民族分布的整体格局，划分出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走廊。而每个民族大走廊又延伸出区域性局部规模的民族走廊，就像黄河、长江的众多支流，与三大走廊共同构成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整体通道网络。 针对西北走廊，费先生曾经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2］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是费先生眼中西北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费老之后，学界有人对西北走廊的内涵和范围进行了探究，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意义的看法，涉及了河西走廊。比如，李绍明认为西北走廊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河西走廊［3］；秦永章则认为河西走廊是西北走廊的核心部分，除了河西走廊之外，西北走廊应该还包括与河西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南麓往南直达横断山脉”，包括河湟走廊和洮岷走廊在内的“陇西走廊”［4］。 按目前学界的一般看法，甘肃省内至少有河西走廊、洮岷走廊、河湟走廊和陇西走廊等几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其中，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最为突出、重要，是自古以来沟通中原与我国西部、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经贸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合西北边疆的桥头堡和战略要地［5］。历史上，河西走廊各民族居民所携带的文明要素——包括中原的农业文明、北亚的游牧文明、西部山脉绿洲文明及域外文明——在广袤肥沃的河西走廊地带交融共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这些文明要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 时至“一带一路”发展的当代，河西走廊仍然保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共生格局。这种民族关系实践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发展格局，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及其正面社会效果。这些都说明，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实践对提升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7］。我们需要从历史起源到现实发展、从多民族交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跨学科综合性地对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展示该地区民族关系实践突出的示范价值及其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效路径，使相关学术研究服务于新时期的国民教育和民族宗教工作。 二、河西走廊为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提供了环境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的西北部，东起乌鞘岭西北坡，西至敦煌市以西、疏勒河下游终端哈拉诺尔湖沼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依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等山脉组成的走廊北山，“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 ，东西长约 1000公里”［8］。大部分是处于南北两侧高山之间、海拔在1000～2000米的山川河谷，是典型的大陆性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玉门关则在30毫米以下［9］。区域内有石羊河水系、疏勒河-党河水系、黑河-北大河水系等三大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水源补给以冰川融水和大气降水为主。河流上游河谷宽缓，两岸形成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河流中游，河道深切加剧，水流加速，河谷两岸多呈多级阶地，在出山口形成峡谷；河流下游则是干燥山区的山前平原。走廊西部河流在到达走廊北部时，形成东西向的带状冲积平原［10］。这些河流养育了众多河谷绿洲，为早期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创造了自然生态条件。 从地形地势看，河西走廊处于阿尔金断裂东段和走廊盆地北缘断裂带与祁连山北缘断裂带之间，走廊盆地内部形成由玉门盆地、酒泉盆地、张掖盆地、武威盆地与文殊山隆起、榆木山隆起、大黄山隆起阶差分布次级构造地貌单元［11］。在这种特殊的地形环境中，河西走廊的绿洲农耕地带内嵌于荒漠平原、草原与山地中。这些绿洲地带水源丰富，地表物质较细，多为次生黄土，便于引水灌溉，是农业耕作的绝佳地带。这也是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持续实行屯民实边政策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4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河西走廊大范围降温。此时，在河西走廊的马厂类型文化中，农业虽占据重要地位，但畜牧业经济则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后的齐家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遗物呈现同样的特征，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饲养业也比较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牛、马、驴、狗等。同时，出土文物中的狩猎工具石矛、石镞、石弹丸和骨镞也表明狩猎活动的存在［12］。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火烧沟遗址和东灰山遗址）的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类型，出土的农作物有碳化的小麦、大麦、粟、稷、高粱等籽粒［13］，哺乳动物的骨骼主要有羊、猪、狗、牛、马、鹿等的。其中，羊和猪是主要的饲养家畜，鹿则是狩猎的主要对象［14］。可以肯定，河西走廊早期的人类文明不是单一的农耕文明，而是一种与当地自然生态相适应、包含农牧等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复合型文明形态使得河西走廊的山川河谷和绿洲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或说基础条件。 第一个特点在于水源补给。河西走廊是半干旱干旱气候，降水量少，绿洲水源以内陆河补给为主，水系的规模决定了绿洲的大小。第二，河西走廊的自然区隔造成绿洲星罗棋布的分布特征，各绿洲之间形成各有差异的农耕文化。这是农耕文明内部异质性发展的自然基础。第三，绿洲之间通常是砂砾石层裸露的戈壁荒滩或干燥剥蚀的丘陵和山地，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不适宜农业耕作，但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河西走廊这种以高山、河谷、绿洲及荒漠平原为主要构成元素的复合区域，决定了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进入河西后，根据各自的生产生计传统选择更能够适应的自然环境居住繁衍，从而形成该地区农耕与游牧互嵌的居民分布格局。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河西走廊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互动交融区。有学者认为，这条分界线并不清晰，而且时常变动［15］。史前时期，族群的生计选择多与自然环境的限制有关，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史前时期的很多遗址，比如高台县的直沟沿遗址和六洋坝遗址、西河滩、干骨崖等，分布在祁连山海拔较高的山前冲积平原上［16］。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先民们利用这种自然条件——地表黄土覆盖深厚、水源充足、利于生存的地貌——生存繁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先民逐渐沿河流向下游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移动，形成发达的绿洲农耕文明中心，比如武威绿洲、张掖-酒泉绿洲、敦煌-玉门-瓜州绿洲。 在农耕文明中心形成之后，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被迫沿河谷地带反向迁徙，选择符合自然生态的游牧生业。在国家形成之后，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之间界限的变迁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中央政权的势力占优势时，农耕文化区得以扩展；当游牧族群经略时，游牧文化区向农耕文化区蔓延。在中央政权与河西走廊诸少数民族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来回摆动，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文明的沉积凝结地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