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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明洪,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主要从事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边疆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边疆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边疆学”学科构建则处于困境冲突之中，包括在没有一般“边疆学”的条件下出现了构建“边疆政治学”的情况，也有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情况。走出困境，需要以按照学科构建的一般规律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为目标，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这一起点上将边界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边疆现象中揭示边疆规律是“边疆学”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边疆学” 边界 民族国家 学科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边疆研究的积累与进步，许多学者不断呼吁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但有些学者对其进展不是很乐观，如孙勇等认为，“近年来学科建设的进展却不大，很难说中国边疆学的这一学科已经构建完成，学科体系已经基本成型”。笔者认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核心概念，正如张世明所指出的那样，“每当谈及边疆学的建立，在笔者脑海里立即浮现的图景，就是这一学科要争取独立‘建国’伟业。这不单是口号，更是行动的落实，不单是学科主权的苍白宣示，而是要对智识领域进行有效占领。其中必然涉及其疆域四至的确定，涉及其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划分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深入研讨这些涉及“边疆学”的基本问题，那么无论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笔者不揣谫陋，对这些问题发表初步的看法。 一、特殊与一般：当前构建“边疆学”的困境 针对“边疆学”的构建，张世明认为“一般而言，学科的内核地带是比较稳固的，但学科的外围边疆地带则往往比较模糊，并且多系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伴随着人们对“边疆学”这一“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开发，当前构建“边疆学”出现了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是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不少学者执意要构建“中国边疆学”；二是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并有相关著作问世。通过仔细研读这些著作，笔者认为需要从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中思考构建“边疆学”学科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 （一）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 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倡议可谓不绝如缕，如邢玉林先生较早发文提出要构筑“中国边疆学”，马大正教授也较早提出要构筑“中国边疆学”，方铁教授力主创建“中国边疆学”，周伟洲教授近期所著的《关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急切倡议构建“中国边疆学”，郑汕编著的《中国边疆学概论》是回应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尝试。这些著作都是了不起的成果，在推动所谓“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上有着里程碑式的地位。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有“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反映了“边疆学”构建的最新尝试。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最近，有学者仍然坚持“真正拥有边疆并需要创建一套理论体系来满足实践需要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边疆学’如果成立的话，要限定它的范畴是‘某国边疆学’，才具备应有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学”天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纠缠在一起，给建立“中国边疆学”带来了不少麻烦，出现了被学者们认为是“跨学科悖论”或者“学科殖民”的现象。但从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情况来看，其事实上已成了一项“烂尾工程”。笔者认为，将“边疆学”学科框定在中国范围内，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因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则最多是中国的边疆问题研究。一个国家有其自己的边疆形成历史和边疆运动规律，在解决现实的边疆问题时，有自己具体的国家利益、价值目标、原则和手段。作为一个学科，“边疆学”应当超越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是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是对边疆现象做出理论阐述的科学。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只有先掌握作为一般性学科的“边疆学”为其提供基本知识和具体的边疆运动规律，这一目标才能够实现。 当然，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直接简化为“中国边疆学”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是将一般性的学科与中国的具体问题混为一谈有先例。例如，通常当我们说“经济学”，可能其中讲的是中国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度的界限，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过去讲的是苏联经济问题，现在讲的是中国经济问题，这是中国学科构建中的普遍问题。二是在世界范围内，“边疆学”本身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诞生的，或者说中国各个现代学科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西学”中，直到目前为止没有“边疆学”学科。1976年在美国成立的“边疆研究协会”（Assosiation for Borderlands Studies）是全世界最大的有关边疆问题研究的学术组织，它使用的仍然是“Borderlands Studies”，即一个问题集研究，说明“边疆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两方面都有可能给中国学者带来影响，这种影响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直接简化为“中国边疆学”。 笔者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创设自己的“边疆学”，但关键问题是，创设新的学科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其他学科的支持。对中国学界不利的是，西方世界创立的民族国家给现代边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架构，或者说，边疆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西方思想占了上风，中国只是学习西方。例如，使用“中华民族”去构建中国的民族国家，而中国边疆问题及其解决思维也基本上源自这一概念。同时，在其他学科方面，中国整体上相对落后，无论就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中国基本上处于学习和应用阶段。这两点决定了中国暂时无法在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上有大的作为，但能够做的事情是将已有概念、理论体系进行集成化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创设“边疆学”。 纵观构建“边疆学”的历史与现实，笔者发现，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开始就将其与中国的边疆问题联系。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当这些学者将这些问题说清楚或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所谓“中国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不少学者抱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倡导构建的“中国边疆学”是一个“烂尾工程”，更说明继续沿着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路线前进，可能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二）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政治学” 如前所述，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2005年，吴楚克教授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年，周平教授带领的团队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这些鸿富巨著的出版，是对边疆学研究前辈们“构筑中国边疆学”期盼的绝好回应。应该讲，这两位教授怀揣家国情怀，秉持学术使命，探究“边疆治理”，着眼于中国边疆政治的整体把握，对中国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构建了“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周平教授写道:“构建完整的边疆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一方面，长期的边疆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了关于边疆政治的较为丰富的知识，为边疆政治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政治学、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政治学等的快速发展，能够为边疆政治学的建构提供必要的支撑。”应当指出的是，周平教授要构建的是“中国边疆政治学”，他写道，“今日中国，之所以要构建边疆政治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则是已经有了构建边疆政治知识体系的条件”，“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各种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前从来未达到这样的程度。而目前之所以对边疆政治的知识体系形成如此的紧迫的需要，是由于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的突出”。 （三）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其下属学科 现就“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的关系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若没有一般“边疆学”对研究边疆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的宏观指导，那么被认为是“边疆学”下属的“经济边疆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学科就无法萌芽，甚至在边疆学下属学科中一个广泛认可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形成。一般而言，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按照这三条标准判断其独立学科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边疆学”之前建立“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下属学科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没有接受来自前者的指导，最多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内研究边疆问题。有的专家指出，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就难以避免“学科殖民”问题，或者说，“边疆政治学”是“学科殖民”的产物。 总之，构建“边疆学”面临的上述两大冲突将中国学界一直以来的努力置于尴尬境地，走出这一困境，最为重要的是寻找“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 二、民族国家:“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边疆”一词在中文文献中出现非常早，并总是与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的形态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所以，构建“边疆学”需要明确是在哪一个预设前提下进行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以哪一个国家形态作为基准来分析边疆，因为这实际上涉及“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 学科构建有逻辑起点，就可以使分析有确定性，在分析框架中建立能够标准化分析的坐标体系，尽管不少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嬗变，但科学研究需要对概念给予“内在规定性”。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这一假设前提下，致力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拟构建的“边疆学”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正如周平教授指出，边疆研究应当坚持国家立场，但他同时写道“客观而论，今天的边疆概念是在西方‘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框架下界定的”，特别是对边疆的治理，在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民族国家是否可以作为构建“边疆学”的逻辑起点呢？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民族国家，或者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研究在成型的民族国家中的“边疆现象”及其边疆规律。 首先，以民族国家作为预设前提可以实现“边疆学”学科化。张世明教授指出，“边疆学在众多学科之间的边界交汇起点这种‘学科化’（ologizing）也表现出一种‘边疆性’……这种学科的‘边疆性’使边疆学吞吐融合各种学术养料，具有与相关学科核心领域不同的特色”。作为科学，逻辑起点一定是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的，而不是仅存在于故纸堆里；逻辑起点一定能够代表多数而不是少数；逻辑起点一定是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完全符合这些要求。较之其他形态的国家类型，民族国家包含国家的主权性、民族性、公民性，成型的民族国家塑造了成型的国家疆域和边疆。总之，按照周平教授的分析，民族国家把一个国家疆域视为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这个地理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土”。“边界”就是用来清晰界定国家领土的范围界限，对于领土范围内的不同区域（包括核心区域、边缘区域）、不同人群（包括不同文化习俗、文化传统的人群）一视同仁。此外，在民族国家形态下，国家对主权和领土的拥有和控制是没有差异的，所有公民是没有差异的。 其次，民族国家作为理解起点，可以使边疆学研究的时空统一性得以强化，具备研究的参照系。孙勇教授就反复强调学科构建的时空统一性问题。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对资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构建起了统一时空观。我认为，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维逻辑，以民族国家作为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协调复杂时空问题。按照统一思维构建“边疆学”，正是中国建立有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的努力。一是将民族国家作为逻辑起点，“边疆学”就可以从时间的维度把握。沿着民族国家的线索去理解国家形态以及相应的边疆形态。民族国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世界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代，现代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形态也体现着现代性，并呈现三个特征，即主权性、民族性、公民性。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这一阶段，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呈现出“超民族国家”形态的某些特征；部分国家还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呈现出前现代的某些特征。按照相关专家的观点，20世纪50～60年代，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形态达到了它的最高顶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国家形态正在取代民族国家。二是将民族国家作为逻辑起点，“边疆学”就可以从空间的维度把握。民族国家对国家疆域和边疆的塑造有着极大的影响。周平教授已意识到，“自从欧洲所建立民族国家并将该国家形态扩张到世界以后，欧洲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不仅受到普遍的关注，而且逐渐具有了分析世界范围内各国形态过程的基本参照的意义”。 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揭示某一时间点横切面的存在状况，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形成各种理论流派。当我们以现代为横切面，对边疆进行研究，就可以针对各种边疆现象给出理论解释，形成边疆理论，而不同的理论解释形成不同的流派。在这个视角下，某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对其边疆的治理，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对边疆的界定与争夺，将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提供充足的养分，提供演绎不同理论的场所。同时，在某一个具体的国度里，该国边疆及其演化，以及针对特定的边疆问题而实施的战略和策略，也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和特定国家的边疆战略策略研究提供用武之地。但是，我们说某一时间点或者横切面，不等于这一时间点或者横切面是用分秒甚至年来衡量，而是说一个时代。周平教授认为，中国“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建构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应当说我们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也应将其作为一个横断面去处理。当然，这并没有限制“边疆学”去研究中国这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对其的研究本身已经是很好的“边疆学”命题，但不是全部。与此相应，对之前的研究也是“边疆学”的研究内容，但不能替代从横断面研究边疆现象，因为这一研究才是“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范畴。 三、边界：“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目前，没有对“边疆”的统一定义。按照周平教授给出的定义，“边疆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或者说，边疆是国家的边缘性疆域”。这一定义与著名的边疆学专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的定义相似，“边疆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缘性区域”，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定义。当然，这一“边疆”概念是针对“地理边疆”而做出的定义，对于非“地理边疆”是不太适合的。 当研究的视角是“从内向外”，边疆就处于国家疆土（域）的边缘，即在国家向外的前缘，英文词汇可能是“frontier”。因为在国家成长或者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边疆就是前沿阵地，这与英文的“frongtier”词义完全一致。事实上，特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frontier”这个词汇的，因为独立后的美国是在“西进运动”中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在这种情况下，向西的任何地方相对于东部来讲都是前进道路上的“前哨”，经济上“落后”、文化上“野蛮”。当前，中国的边疆治理也是以这种视角看待边疆的，将边疆定义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将其从国家的“核心”或“中心”或“内地”剥离出来，单独施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中心”是参照系，“国家的中心”通常是地理想象中的首都，敌国占领首都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人员通常也采取这种视角，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例外，他是从边疆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海外的“新清史”也是这种视角。如果从“国家的中心”看待它的疆域末梢部分，给人的感觉是，边疆地处距离中心相对遥远的方位，文化上异于内地、政治上处于敏感区域、经济上通常落后于核心区域。反过来，如果观察边疆的视角是“从外向内”，边疆是指作为以边界为参照并在地理空间上指向“国家的中心”的连续地理空间，这样的角度可能会更好。因为以“国家的中心”为视角，天然存在许多缺陷:一是边疆处于国家的次要地位，二是无法大尺度观察边疆现象。因此，刻画或者描述边疆时，不是以“国家的中心”为参照系，而是以边界线作为参照系，这便成为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需要建立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参照系，边界线在民族国家中是固定的、明确的。 事实上，“边疆”一词是复合概念，即“边疆”之“疆”，既有界的含义，也有疆域的含义。人们可以体会语义上的差异:科学研究使用“边疆”时，实际上指的是以边界线作为参照系，由边界线向内侧延伸的部分，英语应是“borderlands”，当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非学术组织“边疆学协会”（Association Borderlands Studies）仍然使用“Borderlands Studies”。而当我们特意指“边境地区”时，仍然是以边界线为参照系，英语为“border regions”，郭荣星的专著就是使用这个词汇。 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边界的功能。按照郭荣星的研究，边界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司法界线功能，即边界精确地划定了该国家范围内所遵从的司法标准以及该国法律体系的影响范围；二是控制界线功能，即只要跨越到某边界以内也就进入了某个国家的控制范围；三是财政界线功能，即边界往往也规定了一个国家的财政运行范围。毫无疑问，这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基本框架下做出的概括。有边界，国家之间的界限就清晰了，边疆研究就有了可靠的支点。可见，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涉及边疆的很多现象，均因边界而生；涉及边疆的很多问题，都因边界而发。人们经常讨论的边疆结构与功能、边疆状态、边疆形态、边疆运动等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疆战略、边疆政策等问题，均基于边界而出现。从当前中国所谓的“边疆问题”来看，举凡边疆发展、边疆安全、边疆稳定三大问题，表面上看是“面”上的问题，实质上这些“面”上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边界这个“线”上的问题。因为从政治角度看，这三大问题会影响或者最终决定边界线是否稳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部分理解吴楚克教授、周平教授、孙勇教授等所论“边疆本身也是政治现象”这句话的含义。 “边界”是“边疆学”最核心的概念，而不是“边疆”。所谓边疆治理和边疆战略，是一个国家在认识边疆规律的基础上，从追求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针对国家边疆的全局性谋划。这里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即要么巩固现有边界，要么拓展新的边界，并实现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毫无疑问，边疆政策与落实国家边疆战略的支撑需要推动国家边界移动，或者转换边界的形态去实现。不同国家之间边疆利益的调节与调整，是不同国家之间互动甚至是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结果。 有人将“边疆”作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但这种思考可能会陷入逻辑陷阱，因为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判断句：“边疆学是关于边疆的科学”，即会同义反复。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源配置”，但不能叫作“资源配置学”，因为经济学之所以要关注这一问题，是因为人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边疆学”将“边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是因为世界空间的有限性与民族国家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边界去调整。从这里可以导出拟构建的“边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即边界问题。在地理边疆的语境下，边界线的变动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损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无视其存在，或者维护有利于国家的边界本身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当下学者谈论的“高空边疆”或者“地下边疆”，实质上仍然属于地理边疆的范畴，有学者将其归属为“无形边疆”或者“非地理边疆”，是一种误解。因为“高空边疆”仍然在人类科学技术测量的范围内，还有距离地面再深的“地下边疆”也仍然不能脱离科技手段的测量，这两类新的边疆形态，仍然表达的是“边界”的概念。 此外，“战略边疆”“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等这类“无形边疆”主要表达的是一种“边界”概念，已远离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含义。边疆的二重属性也是从边界的二重属性来的。边界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同样的，边疆也需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当边疆的地理属性减弱而社会属性增强的时候，边疆的形态向着“无形边疆”演化。这一理论指向为理解“无形边疆”的实质打开了一扇大门。 四、结语 如果不从一般意义上构建“边疆学”，而直接构建“中国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可能走上一条歧途。诚然，“中国边疆学”天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纠缠在一起，给建立“中国边疆学”带来了不少麻烦，出现了“跨学科悖论”或者“学科殖民”现象。“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事实上已经成了一项“烂尾工程”，处于困境之中，因此需要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 “边疆学”的价值取向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一个对边疆的一般性认识，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应用已经形成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为国家利益服务。从边疆现象中揭示边疆规律是“边疆学”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边疆学”作为一般性知识体系的价值追求。 为达到构建“边疆学”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目的，走出“边疆学”构建的困境，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需要建立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参照系，所以，描述边疆需要以边界线作为参照系，由此“边界”成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民族国家，或者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既定前提，研究在成形的民族国家中的边疆现象及其边疆规律。“边疆学”研究的角度应当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边疆的理想类型，主要是在对边界的类型、形态、状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围绕边疆出现的冲突、交流等进行分析，特别是要形成关于边疆争端问题的规律与解决方式的一般性的理论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