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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回顾 看起来,坐落于河北省阳原县古老而神秘的泥河湾村与附近的其它村庄并没有特别之处。村落位于桑干河北岸,河流恰恰在此弯曲,冲积出一大片肥沃的湾地,于是耕种这片湾地的村子自然称为泥河湾。泥河湾村位于湾地的北缘,前为平坦的水浇地,背靠凸起的山包,向阳,面水,靠山,自然环境优越宜居。泥河湾村村民笃信天主教的历史可谓久远,1901年,泥河湾村从宣化南屯教区被归入阳原东城镇教区,1911年又设立了泥河湾新教区,1912年泥河湾村新建教堂落成。自此,泥河湾村成为附近信奉天主教村民的活动中心。正是泥河湾教区第一任本堂神父文森特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才把泥河湾之名推向科学殿堂。 1911年,美国学者马修率先提出人类起源“亚洲说”,奥斯朋教授又进一步阐释蒙古高原才是人类起源、扩散的伊甸园。此时,亚洲是人类的摇篮开始风靡于世,并吸引西方诸多科考团、探险队云集亚洲,探寻人类起源奥秘。桑志华、巴尔博、德日进都曾作为科考队员参加过考察工作,泥河湾就是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被科学家们发现的。 1921年,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法国博物学家、天主教牧师桑志华发出《向传教士呼吁》书,请求各地传教士提供动物化石线索。阳原县泥河湾村天主教堂法国神父文森特积极响应,当年他便赶往天津,拜谒桑志华院长,报告泥河湾村附近发现动物化石的情景,希望桑志华前去考察,并许诺将之前发现的化石赠予北疆博物院。桑志华和文森特的互动似乎叩响了泥河湾这一科学宝库的门扉。 于家沟遗址 第一个来泥河湾的科学家不是桑志华,而是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1920年,巴尔博开始在燕京大学教授地质学,他一边任教,一边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鉴于张家口一带处于与蒙古高原过渡地带的重要性,在几位专家建议下,巴尔博将论文题目选定为《张家口附近地质志》,并开启了连续四年在张家口附近展开的田野地质考察工作。当巴尔博从桑志华和文森特那里得到泥河湾村附近出土第四纪动物化石消息后,于1924年9月对泥河湾进行了为期三天,实际一个工作日的科学考察,在同年发表的《张家口地质之初步观察》的注记中,取泥河湾村之名,将泥河湾村一带发育的第四纪河湖相堆积命名为“泥河湾层”,首次为这套地层赋予了科学名称和含义[1]。自此,科学文献中出现了泥河湾这一学术名词。此后,巴尔博又和桑志华一起在泥河湾进行过第二次考察,并相继发表几篇研究文章,从而确立了泥河湾在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可惜的是,巴尔博热情期盼在泥河湾找到足够动物化石证据的愿望,由于考察时间短暂,没有如愿以偿。 桑志华是最早得到泥河湾的科学信息,一直关注泥河湾,对泥河湾进行考察发掘贡献最大的学者。早在1914年,桑志华就来到中国,广泛收集动物、植物和古生物化石标本,并在天津筹建北疆博物院。1920年,他在甘肃庆阳调查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件石器,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历史[2]。桑志华得知科学信息后,一直在筹划着对泥河湾的田野考察,由于其他科考项目缠身,直到巴尔博首次进入泥河湾时,他不得不急匆匆来到泥河湾,实施了第一次泥河湾短暂科学考察任务,时间仅比巴尔博晚了四天,也是1924年9月。桑志华野外工作时间很短,没来得及发掘,仅发现了几处含有软体动物化石的地层,还从村民手中收到几件在泥河湾村东北挖出的动物骨化石。返回天津后,匆匆完成《桑干河阶地调查记》一文,因印刷等原因未能同巴尔博一同公布,对泥河湾的科学命名被巴尔博拔了头筹。 对泥河湾的科学研究而言,桑志华的贡献是巨大的。自1924至1929年间,他先后六次到泥河湾考察发掘,其中,分别与巴尔博和德日进考察各一次,独立考察发掘四次。构建泥河湾动物群所有化石资料,几乎都是他的四次独立考察发掘所得。1925年,是真正揭示泥河湾科学意义的年份,也是桑志华成就卓著的一年。这一年他曾连续三次考察发掘,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化石资料,深入考察了泥河湾村附近桑干河、壶流河河谷及地质地貌,还对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盆地进行了考察。据统计,桑志华本年在泥河湾村和下沙沟村一带挖掘哺乳动物化石地点23处,出土动物化石28箱,为后期德日进等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桑志华和巴尔博、德日进分别考察泥河湾之后,以巴尔博牵头,合作发表《桑干河盆地沉积之地质研究》一文,对泥河湾层沉积特征,地层划分及所含动物化石进行了全面的报道[3]。 1929年6-8月,桑志华最后一次前往泥河湾盆地考察。受周口店新发现人牙化石的启发和激励,他热切希望得到更多的动物化石,最好能找到古人类化石。这次行程持续了两个半月,在泥河湾村、下沙沟村及大田洼村附近发掘动物化石30箱,在榆林关村附近发现一处化石地点,也有不少收获。这次调查发掘所得2000余件动物化石标本,现存天津自然博物馆,至今没有进行系统研究。让桑志华非常遗憾的是,日盼夜想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与他擦肩而过[4]。对于桑志华对泥河湾的科学贡献,泥河湾动物群的确立者德日进最有发言权,他说:“没有桑志华神父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可能仍然对桑干河动物群一无所知[5]。 关于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是否存在原始人类及其文化,外国学者曾经有过大胆的推测,甚至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因科学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外国科学家梦想在泥河湾盆地发现古人类遗迹的愿望未能实现。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使用桑志华的发掘资料,出版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全面研究介绍了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总体面貌,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确立了泥河湾动物群的世界地位。在他们的著作中,还讨论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由于没有直接证据,他们进行了大胆推测。他们指出:“在桑干河进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老实说,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侯,中国就有了人类”。继而又说道:“不管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桑干河的更新世已经属于人类更新世,但这不完全是正确的,对史前学来说,泥河湾层的最大优点是它归属于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此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6]。在没有得到任何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德日进的推测虽然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曾有古人类在泥河湾盆地生活的猜测,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激起人们进一步探寻的兴趣。 1935年,在法国著名人类学杂志上,旧石器考古权威步日耶与德日进面对来自泥河湾的实物资料,围绕是否为古人类文化遗物展开有趣的争论。步日耶描述了一件来自泥河湾下沙沟疑似石制品,称其为粗糙的“手斧”,认为系古人类刻意加工制造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在泥河湾发现的动物骨骼上,似乎保留着一些古人类砍砸、刮削、修理痕迹,并推断可能是直立人所为,也可能是其他人类的行为。对此,德日进则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科学证据尚不充足,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是否有古人类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工作予以证实。 1937年,中国学者裴文中专文论述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泥河湾是其中的小题目之一。他说:“当步日耶教授从中国回国以后,向法国人类学研究所汇报说,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品,既不是中国猿人制作的石英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13地点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进从泥河湾下沙沟河湖堆积中所采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据步日耶描述,在这件石块的不同面上有许多人工打击的痕迹。除这件简单工具之外,他还相信同中国猿人文化一样,那里有许多加工和使用过的骨头,以及一些看来是烧过的骨片”。裴文中先生认为:“单一的证据还难以肯定在如此古老的时期已有人类活动,中国地质学者和史前学者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必要对这个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7]。 我有幸看到过步日耶所描述的“手斧”,原材料确实来自下沙沟一带常见的火成岩石材,风化后常常产生坑状疤痕,所谓“手斧”身上遗留的疤痕,不是人工修理,而是一件形状酷似的天然石块,系自然风化和碰撞作用所产生的,与古人类的活动毫不相干。至于动物化石所表现出的人工性质,因未见标本则不得而知。 泥河湾的科学奠基人是外国学者,他们通过五年的田野调查发掘,近二十年的研究工作,将泥河湾的科学研究推向世界前沿。其中,法国的文森特、桑志华和德日进,英国的巴尔博首当其冲。文森特是泥河湾动物化石最早发现者;桑志华是最初得到泥河湾科学信息,认识泥河湾科学价值,实践调查发掘,收获颇丰的集大成者;巴尔博是第一个到泥河湾调查者,第一篇科学论文撰写者,是“泥河湾层”的命名者;德日进是泥河湾动物群研究确立者,是第一个预言在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可能存在人类活动的科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限于第四纪地质学范畴,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泥河湾,命名了泥河湾层,确立了泥河湾动物群,使泥河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遗憾的是,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活动的信息没有被捕捉到。 泥河湾古人类活动之门,还是被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开启了。在外国学者首次科学考察泥河湾约四十年后,王择义等来到泥河湾盆地,他们于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找到著名的峙峪遗址,1965年又在阳原县虎头梁村发现了虎头梁遗址群。虎头梁遗址的文化遗物埋藏于桑干河及其支流的第二级阶地堆积内,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至全新世初,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属于典型而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尽管王择义等先生的发现与前人的期待在时限上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文化遗物不是来自百万年前的早更新世,但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大门毕竟被敞开,迎接更多的拓荒者,科学价值不言自明。 在泥河湾盆地,真正意义上的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盖培、卫奇先生率先进入泥河湾,展开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核查并发现了分布广泛的虎头梁遗址群,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同年,他们在泥河湾村西上沙咀地层中找到一件加工痕迹清楚的石核。他们认为:“根据过去在泥河湾一带所做的地层古生物工作,石器的出土层位属于下更新统;根据石器的埋藏条件和石器的破裂面特征,应该认为破裂痕迹不是自然营力破坏的结果;根据石器本身的形态特征和打击疤痕,这件石器应是人类有意识地打击而成的”[9]。对于这一发现使泥河湾的人类活动突破了百万年。国内学术界反应极为强烈,专家学者们纷纷来到泥河湾进行科学考察和学术讨论,局面火爆热烈。尽管后来证实,这件石核的出土层位有误,不是超百万年泥河湾层,而是距今几万年前晚更新世的阶地堆积。但是,它毕竟如同一石击水,掀起了人们在泥河湾盆地觅寻远古人类活动遗迹的波澜。 1973年,卫奇先生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北的两岔沟发现了许家窑遗址,1974年又在河北阳原县侯家窑村西南的长形沟发现了侯家窑遗址。之后,在侯家窑遗址发现了极其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众多的石制品,还找到了数十件古人类化石。该遗址被命名为许家窑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被称为许家窑人、许家窑文化和许家窑动物群。当时,研究者认为文化遗物出自泥河湾层,年龄距今10多万年,地质时代当为晚更新世[10]。此后证实,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为阶地堆积。 侯家窑遗址1976、1977、1979年发掘探方(西北-东南) 1978年,尤玉柱等先生在官厅村西北的的泥河湾层中找到了一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这就是著名的小长梁遗址[11]。小长梁遗址系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终于使泥河湾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超越百万年。小长梁遗址的绝对年龄有多种数据,但最终被定格在距今136万年。小长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旧石器考古调查研究的进展,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更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在泥河湾盆地显现,著名的东谷坨遗址就是很好的例证。 小长梁遗址(南-北 ) 小长梁 出土凹缺刮器 1983年,河北省开始参与并主导泥河湾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笔者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派遣进驻泥河湾,和阳原县文保所成胜泉共同开展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1990年以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李珺、梅惠杰、任雪岩、赵占护、刘连强、王法岗等相继加入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工作。2013年,河北师范大学成立泥河湾考古研究院,赵海龙、梅惠杰、牛东伟又充实于河北泥河湾考古队伍之中,使得河北省泥河湾考古力量达到历史顶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北省自己的队伍成为泥河湾考古研究的主力军。三十多年来,发现了大批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产生了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造就了一支过硬的科研团队。其中,马圈沟、飞梁、岑家湾、板井子、新庙庄、西白马营、油房、籍箕滩、于家沟等遗址的科学发掘,将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最早的文化遗存来自马圈沟遗址,距今200万年前后[12]。 板井子1990年发掘现场 马圈沟遗址三文化层发掘现场 泥河湾这一科学宝库被开启以来,在第四纪地质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科学价值被广泛认知,其科研成果享誉中外。“目前,泥河湾已经成为世界上探索人类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及其演变的经典地区;成为世界上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旧石器文化最为连贯、考古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因此,科学家们把泥河湾称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东亚地区的奥杜韦峡谷’‘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作为“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的载体,已经成为河北省最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靓丽名片之一[13]。 二、科学成就 (一)泥河湾为东北亚地区提供了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 在马圈沟遗址地层剖面上,已经发现了15个文化层位,时限也跨越了50余万年。其中,在第二文化层发现了罕见的、保存完好、排列有序的草原猛犸象足迹坑,还找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石制品和动物遗骨。第三文化层的考古信息最为丰富,模糊不清的草原猛犸象踩踏痕迹,数量可观的石料和石制品,主要为一头草原猛犸象的残存骨骼,其上保存着清晰的人工敲砸或刮削痕,展现出一幅活生生的人类现场猎取、肢解、吃肉、甚至敲骨吸髓的进餐场景。该文化层的古地磁测年数据为距今166万年,而其下最早的第七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76万年。生物地层学研究显示,其年代应该早于距今200万年前。综合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古地磁年代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认定,马圈沟遗址的年代不应该晚于距今200万年前后。马圈沟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和文化遗迹,被普遍认为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14]。 (二)考古文化序列完整 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比较,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遗存的数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文化序列完整、文化脉络清晰、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强烈,最早的文化遗存在距今约200万年前后,最晚的可达距今万年前后,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诸如马圈沟、小长梁、石沟、南山边、飞梁、东谷坨、岑家湾、马梁、后沟、东坡、摩天岭、雀儿沟、侯家窑、和夭庄、漫流堡、板井子、新庙庄、西白马营、东白马营、油房、二道梁、于家沟、马鞍山、籍箕滩、黑土坡、周家山等考古遗址,几乎构成了完美的文化链条,展示出东方人类及其文化在这里生存、繁衍、发展的清晰脉络。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与之相媲美。在这里,极具个性的小石器文化秉承近200万年,直至二三万年前,新兴的细石器工业出,小石器工业才被取代。 (三)世界标准地层 泥河湾早期考古遗址均埋藏于泥河湾层内,而以河湖相堆积为特征的泥河湾层几乎涵盖了整个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在这幅巨大书卷中,记录了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植被环境、动物环境等科学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保存并记录了古人类及其文化诞生、繁衍与发展的整个过程。的确,泥河湾层恰似一本引人入胜的科学读本。自从巴尔博命名泥河湾层,德日进等公布了泥河湾哺乳动物群之后,泥河湾层便上升到国际层面,用于与另一世界标准地层欧洲意大利的维拉方层相对比,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标准地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学界接受这一方案,开始进行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使得泥河湾层这一地层单位科学地位更加牢固。泥河湾层是典型的河湖相堆积,巨厚的泥沙是由河流和湖泊的冲积形成的,其下限为第四系的起始点,其上连续堆积着下、中更新统的地层,而上更新统的地层则为马兰黄土和河流阶地堆积。这套地层构成了以泥河湾层为主体的第四系地层近于完整的系列。在不同的地层内,不仅保存着古人类生存信息,还蕴藏着丰富的软体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微体动植物化石,保存着能够揭示古人类生存环境及地质背景的科学信息和资源,为与古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古地理、古气候、古植被及古资源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四)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典范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贾兰坡提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之后,七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区系类型学。他依据泥河湾、周口店和山西等考古资料,率先建立起与山西丁村等遗址的大石器相对应的小石器文化传统,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首开先河。贾兰坡在研究峙峪遗址提出两个文化传统的存在,在研究侯家窑遗址时则指出他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15]。之后,学者们又辨识出南方硕大的砾石工业,而以泥河湾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始终被搁置于学术前沿。泥河湾盆地各个时期,前自200万年前的马圈沟,后至三五万年后的西白马营遗址,无不显示出以石片石器为特征的小石器文化传统的风貌,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并确立奠定了基础。 (五)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故乡 中国猿人(北京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科研成果,并为人类起源“亚洲说”的建立起到过支撑作用。北京猿人及其文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泥河湾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猿人文化来自泥河湾,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一个文化脉络,中国猿人文化的主人中国猿人也必定来自泥河湾。如此,泥河湾就成为中国猿人故乡。在泥河湾与周口店之间,有一条自然文化路径,那就是桑干河及其下游永定河。中国猿人就是沿河跋涉,迁徙至周口店一带,居住在猿人洞中,创造出灿烂夺目的文化。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自从北京猿人移居周口店后,他们比同期泥河湾旧石器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文化并没有断裂,文化传统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存在。 (六)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支柱 习近平同志说过,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化河流中唯一没有干凅,没有断流的文明。如若从这一点出发,泥河湾在文化渊源,文化传承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距今200万年以来,文化之河一直流淌。中华民族源远根深,在漫长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一又一个奇迹,谱写出一段又一段新篇章,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政体。在中国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过程中,泥河湾的考古资料成为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支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秉琦总结出中国历史基本框架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在建立他的学说中,大量使用了泥河湾的重要资料。在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中,他以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的材料为依据。那时,马圈沟遗址还没有发现,小长梁遗址石制品单调,东谷坨遗址不仅石制品丰富,石器类型多样,加工技术高超,自然成为中华民族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的支柱。在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中,苏秉琦使用的资料仍然是泥河湾的虎头梁遗址。虎头梁遗址群包含了十多个考古遗址,时限跨度为距今15000—8000年,出土了大批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动物遗骨和数枚超万年的陶片。这批考古资料似乎显示出,这里的制陶业已经出现,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者已经完成,初步文明开始起步。在五千年的古国中,他所使用资料除历史文献外,也多来自张家口蔚县、涿鹿一带考古材料,这时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在我看来,中华民族文明之河所产生最为耀眼的文明之花,即中华文明出现在涿鹿、蔚县一带,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那就是泥河湾,是泥河湾二百万年的文化积淀最终释放出的又一绚丽花朵。再者,蔚县盆地、涿鹿盆地本来就是泥河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具有“三岔口”和“双向通道”的张家口,迎接源自燕山、华山、太行山的三支强劲的考古学文化,即红山文化、庙底沟一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光临,正是他们在这里汇聚、交流、征战、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政体。值得思考的是,这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非常契合,司马迁所记述的黄帝、炎帝、蚩尤在这里进行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发生在三大部族之间,而当时存在的三大部族正是如上三支考古学文化的主人。 三、展望未来 2012年以来,刘云山、李长春、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先后考察泥河湾,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注泥河湾,将泥河湾的保护、研究及利用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泥河湾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李长春同志明确要求:一、加强组织领导,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多学科联合,协同攻关;二、提高立项层次,把泥河湾列为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行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三、突出重点,把探寻20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放在首位;四、落实保障措施,中国科学院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资源投入,包括人力和财力,科技部给予支持,财政部可以立专项;五、制定好规划,包括“十二五”期间和到2020年的规划;六、加强考古人才培养,特别是加大硕士生、博士生等高水平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 为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原河北省政府省长张庆伟深入河北师范大学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要求河北要把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作为“五个一”工程启动:一是要作为一项重大工程积极推进;二是要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努力探寻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争取找到百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三是要造就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四是要形成一种考古科研能力,不仅是考古研究能力的提升,还应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能力的提升;五是要打造一张河北的历史文化名片,使泥河湾成为能在全国甚至世界叫得响的河北名片。此后,国家相关部委、科研机构、河北省相关厅局、高等院校领导和专家相继来泥河湾考察、调研,中央和河北主要媒体跟进,进行了广泛而深层次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河北省政府主要领导关心支持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设立了专门机构———泥河湾研究中心,增加了编制,建设了科研基地。河北师范大学组建了泥河湾考古研究院,聘请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具有旧石器考古研究能力的专业人员,组建了能承担泥河湾考古和环境研究的专业队伍,承担了一批重大科研课题。同时,学校投巨资建立了环境考古、释光测年、石器分析、化学保护和数字考古等实验室,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河北地质大学成立了泥河湾地质环境研究院,承担了泥河湾地质、构造、填图和微体古生物等方面的研究课题。目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地质大学共同承担的《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人类起源、地质及环境背景研究》重大科技专项取得了重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洪流,我提出:“我们可望未来十年的泥河湾梦当设想为循序渐进的三步曲:第一部曲是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启动、实施并取得重大学术突破,使其真正成为探寻东方人类乃至世界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的科学圣地,成为河北省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名片。第二部曲是通过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使之成为科研、教育、科普、宣传、展示基地,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惠及民众的典范,成为能够全面展示东方人类发生、繁衍、演进的宣传教育基地和观光旅游目的地。第三部曲是将狭义的泥河湾(小泥河湾)拓展为广义的泥河湾(大泥河湾),由河北、山西、北京和国家科研院所的同仁们,通力协作,积极探索,联合攻关,共同做好泥河湾之梦,让泥河湾的明天更加灿烂”[16]。 目前,泥河湾的科学研究,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建设和大泥河湾的开拓,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泥河湾的科学研究、保护项目,已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并列,纳入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编制的《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的主要任务。规划明确指出:“泥河湾早期人类起源研究,依托泥河湾及相邻地区得天独厚的古人类遗存,针对直立人演化、现代人起源及适应生存模式等热点学术问题,研究其古人类科学资源的总体情况与规律,获取关键时段的新材料和新线索;创新理念和工作思路,开展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特点与序列、古人类伴生动物群演替及其反映的人类生存背景和生计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人类起源、演化及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17]。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泥河湾之梦可谓沧海一粟。但是,泥河湾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命脉,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激荡多样的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软实力优势等重大问题。 泥河湾的前景将光明无限。 注释： [1]Barbour G B:《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the Kalgan Area》,《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24,3(2):153-168. [2]内蒙古博物院等编著:《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Barbour G B,Teilhard de Chardin P,Licent E:《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s of the Sangkanho Basin》,《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26,5(3~4):263-278. [4]陈蜜,韩琦:《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优先权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5卷第3期? [5][6]Teilharde de Chardin P,Piveteau J,Les mammiferes fossils deNihowan(China):《Annaies de Paleontologie》,1930(19):3-132.参见彭贤治?杜忠馨中译本《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内部资料)(1983年)? [7]裴文中著,安志敏译:《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载《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8]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9]盖培,卫奇:《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年第12卷第1期? [10][15]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1]尤玉柱,汤英俊,李毅:《泥河湾小长梁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载《科学通报》1979年第24卷第8期 [12]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3]谢飞:《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载《河北日报》文化周刊9版,2006-09-22? [14]R.X.Zhu,R.Potts,F.Xie,K.A.Hoffman,C.L.Deng,C.D.Shi,Y.X.Pan,H.Q.Wang,R.P.Shi,Y.C.Wang,G.H.Shi & N.Q.Wu:《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Nature》,2004,431(7008):559-562. [16]谢飞:《梦想泥河湾》,载《河北省东方人类探源工程(2013)年报》(内部资料),此部分内容刊于《河北日报》? [17]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2016年)?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5月第41卷03期,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