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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砖城台 一眼千年,沧海桑田。 有时,历史的封印会在人们不经意间打开,将一部鸿篇巨制毫不吝啬地铺陈在我们面前。这次盛大“启封”来得有些措手不及,一切都缘起于三年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位于正定县城燕赵南大街的开元寺南侧展开考古勘察,试图揭开开元寺正门(南门)所在和其他寺庙遗址之谜,这也是正定县城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随着考古工作有序展开,开元寺南门、沟渠等遗迹不仅被陆续定位,考古人员还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此处竟然有一段在地下沉睡千年的唐代城墙。惊喜还远不止于此,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出现,时间跨越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电光火石,似乎叮咚一声,时光隧道的大锁开启,有关正定古城的历史波涛汹涌而来,一幅千余年前正定古城居民的市井生活图卷,次第展开。而正定,这座承载着军事、商贸、老百姓安居乐业梦想的“九省通衢”“北方雄镇”,也日渐清晰地露出真颜。 包砖城台 大寺·开元 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的正定声名远播,在其诸多佛寺中,有皇家背景的隆兴寺显然最为声名显赫,而论及久远,始建于东魏的开元寺才最有发言权。 作为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开元寺,坐落在正定城中心偏南、燕赵南大街西侧,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时称净观寺,隋开皇十一年(591 年)更名解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诏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纪年为寺号,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现存须弥塔、钟楼、三门楼、天王殿等建筑。2006年,开元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原始遗存已然不多。 自2015年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开展考古勘察工作,勘察期间发现了夯土城墙、沟渠、房址等重要遗迹现象。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35平方米。 龙形建筑构件(段志永供图) “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共出土了两千余件珍贵文物,明确了遗址内存在的三个遗存系统: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北宋、金、元、明清时期民居、街道系统。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千余年来正定古城布局的演变史,也为我们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河北省文研所研究员、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队队长陈伟说。本次考古发掘,让这座拥有近1500年历史的寺庙以及正定这座神秘古城的前世今生渐渐清晰。 “基本明确了金元时期开元寺南端边界范围”是此次考古中的重大收获,考古队此次发现了金元时期建筑基址一座,但仅存门前漫道。通过进一步发掘,在漫道东侧清理出了墙基遗迹,经推断,应为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墙,门前出现的一条宽10米东西向土路应是开元寺与外界联系的一处通道。在专家看来,这大有来历的漫道应该便是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漫道,在明代被破坏后,开元寺南墙及南门消失。借此可推断明清时期开元寺建筑布局与现在基本相同。 “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唐代佛教兴盛,放生之风盛行,各地多修建放生池,相当一部分附属于寺院而存在。 唐肃宗乾元二年便曾诏令天下一次性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此次在开元寺现址南侧发现的唐代池沼一处,叠压于现今开元寺寺内池塘及南部院墙之下,推测应为唐代开元寺寺内池沼。寺庙之中的池沼不仅起着美观的作用,还兼有排涝、储水、防火以及放生的功能。 细细看来,唐代开元寺池沼范围在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墙之外,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墙在现今开元寺南墙之外(明清时期开元寺无南墙,范围与现在基本相同),可见开元寺的南界自唐至今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北退缩的过程。而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与现今的开元寺中轴线重合,这表明金代至今,开元寺的中轴线基本未发生变化。 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筒瓦、板瓦以及龙形建筑构件……在开元寺附近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构件,莲花纹瓦当与龙形建筑构件体量庞大,这些应当用于大型庙宇之上的建筑构件,无不精美大气,引人遐思,似见雄浑庙宇傲立,似闻檐角铜铃作响。那时的开元寺,当比今日今时气派许多吧。 古城与佛教的缘分由来已久,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西晋时入正定。正定城内密集分布了隆兴寺、广惠寺、临济寺、开元寺、天宁寺、洪济寺、舍利寺、崇因寺等诸多庙宇,其中临济寺有临济宗祖庭地位,正定城内又出现了几十处佛教道场,因此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名。历史上,这里高僧辈出,日本僧人西渡大海,到正定求法。正如作家余秋雨所说,正定有“一部千年文化史,千年佛教史在正定”。古城正定血液中的佛教文化基因来自何处,今人只能从其历史过往中探知一二。正定地处交通要冲,兵家必争,连年征战使人民苦不堪言,求神庇佑,渴望和平的思想普遍而强烈。隋唐时期,在统治阶层对佛教的积极倡导下正定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八大寺”有3座建于唐代以前,4座建于唐代,1座建于明代。 在唐武宗时期发起的灭佛运动中,中原地区的许多名寺被毁,正定却没有受到影响,属成德军割据范围的镇州还化身为僧人的避难所。赵匡胤统治时期开始积极倡导佛教文化,正定隆兴寺成为皇家寺院,此后历朝皇帝常常到此礼佛。正定从此成为整个河北的佛教中心。清代兴佛,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驻跸于正定隆兴寺,并在多座寺院进行礼佛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正定佛寺的昌盛。佛教血脉源源不断,造就了今天这里的佛教寺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都高于其他北方城镇的现象。 黑釉三器组合灯(段志永供图) 雄镇·军城 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的正定声名远播,在其诸多佛寺中,有皇家背景的隆兴寺显然随着开元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成德军统治时期的正定古城,就这样穿透1200多年的历史尘埃,出现在世人面前。 正定古城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河,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历史上,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唐朝后期,作为成德军节度使的驻地,正定已是河北中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令人惊喜的是,随着开元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成德军统治时期的正定古城,就这样穿透1200多年的历史尘埃,出现在世人面前。 陈伟抬眼望向远方,用手指点着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眼前恍惚,似有金戈铁马来。他向笔者介绍,此次发掘中发现的以夯土墙遗迹为主体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市防御体系建筑布局主要位于发掘区中南部。夯土城墙整体呈东西走向,遗址东部的墙体向南、向北侧外凸形成城台。夯土墙可分为两期,主体部分筑于唐代晚期,与正定城内阳和楼遗址发现的夯土城墙似为同一时期,推断二者应为一个整体,且夯土墙向南北两侧凸出部分与阳和楼遗址下发现的早期城台相对,因此该部分有可能是北墙的城门或城门附属设施。二期城墙系对一期城墙进行的修补,对城台部分进行包砖而成,城台部分的包砖应属后期加固或改作其他用途,年代为五代时期。据考古界专家初步判断该城墙为晚唐、五代时正定城内城。该城墙横亘于开元寺南侧,限制了开元寺向南的发展,是开元寺南界北缩的标志。陈伟说,该城墙使用时间短、不断修补且具有鲜明的军事防御色彩,这些特征均与正定在晚唐五代时期特殊的历史地位相契合。 “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赵间。”事实上,正定古镇的军事地位自古便不可小觑,曾与保定、北京一起被誉为“北方三雄镇”。而在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看来,正定政治军事地位颇高: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其气势足矣。 早在春秋时期,正定县新城铺就曾为鲜虞国的都城。战国时期,鲜虞部落建立了中山国,它虽不及“战国七雄”叱咤风云,但凭借着政治智慧和商贸实力,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存续了350余年,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山文化。 位于省会石家庄东古城附近的中山国名城大邑——东垣故城遗址,为世人揭开了秦代在此基础上设恒山郡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在石家庄丰收路北侧被人们称作“云盘山”的一座人造土丘里,出土了恒山王张耳金印,证明了恒山郡的历史演进。公元前196年,刘邦在这里平定了异姓王陈豨的叛乱,诏令东垣改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此后,“真定”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后为了避清世宗胤禛名讳,遂改名为“正定”,沿用至今。 公元398年,北魏皇帝拓跋珪登上常山城头,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军事堡垒“安乐垒”,“嘉其美名”,又因其在河之阳可避开水患,便将郡城迁到此,从而开启了正定城的历史。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真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 宋代学者宋祁发如此喟叹。常山保卫战,是真定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部反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失败后,史思明用宝剑按住颜杲卿次子颜季明脖子,威逼颜杲卿投降,并让他制止河北各郡县抵抗。结果颜季明大骂贼酋,史思明恼羞成怒当着颜杲卿和常山将士的面,将季明乱刀砍死,并将颜杲卿和其家属押至洛阳。安禄山劝颜杲卿投降,颜杲卿威武不屈,痛骂安禄山,结果被割下舌头挂在兵戈之上,并把其幼孙颜诞、侄子颜诩、幼子颜询等人,手足砍掉,割肉刮骨。颜杲卿最后被凌迟至死,时年65岁。颜氏一门宁死不屈,一家三十余口慷慨就义,洛阳百姓无不落泪,颜杲卿被百姓赞誉为“常山英魂”。在颜杲卿的精神感召下,“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五百多年后,民族英雄文天祥路过真定,怀念忠烈道:“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历史上正定一带反抗契丹、抗金战争连绵不断,真定军民英勇无畏,形成了一条“边关防御线”。靖康元年,真定府知府李邈面对强敌以一当十,招募民众数千人抗击数万金兵,坚持战斗40余天,城破李邈被俘,绝食不降,最后“谈笑赴市,至死不改”,金兵将士也敬其“高节不可曲”。这种忠勇爱国、慷慨悲歌的精神,在正定世代相传。 白釉镂空蟠龙座熏炉(段志永供图) 商贸·文华 正定古城早有“九省通衢”的美誉,除去显赫的军事地位,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四方货物的集散之地也当之无愧。如今,古城的历史荣光正在崛起之中,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就着这座城市独特的当代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出土的跨越晚唐五代至明清的千余件瓷器以及数以吨计瓷片标本产自多个窑口。不仅有附近的井陉窑、定窑、磁州窑,还有距离较远的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窑口,而这些足以证明当时商业贸易的广泛性。 而出土的陶瓷制品中,有些分外有趣,现在看来都不过时,陶铃、陶哨还保留着拴绳的洞眼,白釉的、酱釉的瓷塑小马童趣盎然,红绿彩瓷的小娃娃手里居然还抱着一只“宠物”鹅……有一个两人搂着脖子紧紧靠在一处的“闺蜜”瓷塑让人忍俊不禁,陈伟说这种瓷器造型的形成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古代女性间的结社活动或是某些特定节日的娱乐活动有关。这些瓷器似乎并没有千年历史沟堑的阻挡,热气腾腾的百姓生活画面如在眼前,带着欣喜,带着希望,比照如今,丝毫不缺少品位和意趣。 正定古城早有“九省通衢”的美誉,除去显赫的军事地位,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四方货物的集散之地也当之无愧。开元寺考古过程中,发现的跨越晚唐五代、宋金至明清各历史时期的大量民居、作坊、商铺、民间寺庙遗存,出土的产自全国各地的手工业产品都成为当地百姓乐业安居的有力佐证。 “这是唐中晚期文化层,浅灰色粉砂土,包含物以黄釉瓷片、泥质灰陶为主;这是宋代文化层,黄褐色粉砂土,包含物就已经变成了以白瓷、泥质灰陶为主。”一位考古队员指着发掘现场的照片向笔者介绍。 尽管此次考古发掘的城市遗迹层以唐为起点,事实上正定刺绣和玉石加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就享誉八方。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得正定人口基数稳定增长,经济便也日益发达起来。蔬菜种植和贩卖在唐代是当地百姓主要谋生方式,南门外出现繁荣的交易市场,正定生产的丝罗制品是入选进宫的皇家贡品。唐代诗人元稹有“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的诗句,说的便是美人对产自正定衣料的喜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正定成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割据一方。 北宋初年,太宗下令辟正定为边贸市场,与辽交易香药、犀牛角、象牙和茶叶等。古城内已出现常设的商品交易市场,其繁华程度位列全国二十一大商埠之一。正定城里天天有集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寺院和活动场所。吕颐浩任河北都转运史时路过此地,曾盛赞“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居民富庶、佛宫云集,绿叶红花,堪称“塞北江南”。元代是正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速时期。朝廷在正定下设织染机构、杂造局,城中商贾大户云集,这里成为“贸易丰盈之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正定的富庶,“哈寒府(今正定)是一贵城,其南有一大河(滹沱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元大都,今北京一带)”,城中居民“恃工商为业,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 此时正定的文化生活也引领着时尚潮流,这里曾汇聚着关汉卿、白朴等多位元曲家,众多酒楼茶肆云集,一时繁华无二。元朝迁居正定的人口多来自汴梁和郑州。于是,正定有了“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故都遗风”。 及至明朝,古城更为风雅,有诗云:“郭外荷花二十里,清香散作满城风。”明代古城的街道和四关都设有集市,现在的正定古城墙为明代建筑,其平面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除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外,凹处可以起到减缓滹沱河河水冲刷城墙的作用。 古城城墙扩建,变为周长12公里,高3丈2尺,宽3丈,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外设瓮城和月城两道城垣,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此种格局在国内古城中甚是罕见。据记载,正定屯兵的瓮城比西安、南京旧城都大很多,足见其在明代政治、军事、商贸地位的显要。及至清代,正定辖区被缩小,商贸发展开始受限,古城的无限风光开始黯淡下来。 如今,古城的历史荣光正在崛起之中,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就着这座城市独特的当代文化。随着正定古城重回视野,更多人慕名而来。正定的考古建设和传统文化也将伴随着正定县城建设的脚步迈进,在未来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围绕佛教临济宗祖庭临济寺和京外名刹隆兴寺,正定将分别打造“临济祖庭禅学区”和“隆兴古寺禅修区”,实现文化旅游从观光旅游到研学的转型升级,打造集文化观光、宗教养生、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名胜古刹佛教禅修区。此外,正定南城墙亮化工程,让正定的古典与现代魅力完美融合,西城门、北城门遗址公园将充分展示正定的古城古韵,镇州街建筑改造提升工程将成为传统风貌浓郁的典范街区…… 正定, 这座连续7个历史时期文脉不断代的历史文化名城, 随着日新月异的华丽蜕变, 正在新时代迎来新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