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化的社会 我们实际上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学家所理解的社会，它首先是一种关系构成意义上的。换言之，社会乃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储存器，从家庭、单位到国家，各种的人际关系都存在在那里，形成了各种的人在其中相互操弄的关系形态。与此同时，社会还是人群聚集的大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担当着各自的角色，上演着没有开始自然也没有终结的人生大戏。也只有人在社会中才有可能使人获得永生，即一种社会存在意义上的永生，也就是在一种社会的绵延之中体现了人的存在的不朽和价值。 这里的社会，其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结构化社会，这种结构化社会体现于一种时间的序列中，依赖于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社会结构一般相对稳定，难于有真正的大幅度的改变，而社会有大幅度的结构改变，往往是跟社会自身极端动荡乃至颠覆有关系。当然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愿出现的一种极端的情形，因此它自身的结构体系中有很多的机制，都是用来维护和固化这种结构的。比如强力推行的规则，以及通过教育实现的代际规范传承之类。同时社会还依靠着日常化的关系实践的再生产机制，实现着一种对于人们行为的总体控制。在此意义上，社会结构自身既区隔了社会的时间，比如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赋予的不同责任的制度；同时也区隔了社会的空间，比如城市富人区和贫民窟之间的空间区隔。社会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时空区隔的存在，在这背后根本还是在于一套人人都会去相信的规则及其实际的运行所使然。严厉的规则成为惩罚社会的锐器，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在社会的法律维度上去做一种努力。依法治国不仅是口号，更是尚方宝剑，这跟传统时代“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无为而治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来自底层社会的违法者的揭竿而起则是对于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任何社会和时代对此都会于以剿灭和严惩。 从更长久的时代而言，社会结构当然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一劳永逸的社会制度设计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只是哪种制度设计相比于另外一种更为长久而已。基于这样的一种动态变迁的观念，可以观察到的真实情形便是，些许的社会变迁逐渐积累到一定时候，它就可能带来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因此一个真实的社会，就是处在了一种规则的不变与挑战规则的改革乃至革命之间的那样一种存在状态，走向极端就可能是意味着规则无效、社会重组。人类学的研究更希望看到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所发生的社会秩序的固化机制，以及在些许变迁发生之时的转化力量的来源和根据是怎样的。 在这方面，人类学更为强调在一种具体性、脉络化而非抽象性之中去理解社会，社会因此是一个可以为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费孝通所言“从实求知”的“实”，也便是指在此意义上的社会而言。社会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是人天天都要去触碰的社会。但对于社会的理解离不开概念和方法，要能够“从实”理解社会及其连带的社会关系，根本是在于结构和功能这两项，其他要素都可谓是这两种社会构成要素的衍生品，它们基于人的需求而产生并不断得到发展。 这里所谓的结构，便是指一种固化了的框架和参照系，结构更多体现了一种人的存在的空间性；而反之，功能则是结构作用的发挥，是在时间慢慢推演中自然形成和实现的。所谓社会的功能性的存在，则更多体现出一种社会存在的时间性，也就是过程之中功能的形成和发挥。比如中国的家庭结构影响养老的模式，会影响代际抚育的模式，还会影响到文化如何去传递的传习模式。由此，不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自然就无法去理解其存在的功能，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社会之中的结构关系会依赖于规则而存在和表现，由此而体现出一种结构不变的刚性特质。在这方面，印度社会传统的种姓制度最为典型，婚烟规则是绝对不能够逾越各个种姓等级的，一些被认为是不洁的不可接触的人群，也是绝对禁止和有种姓等级的人通婚的，这就是一种基于社会规则的结构性约束。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种姓制度与之最为相近，但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根本都是强调背后的一种社会规则的严苛性。由于这种严苛性，也在无形之中制造了一种人们在空间居住上的选择性分化。很显然，印度社会中高种姓的人跟低种姓的人之间是不会混杂地居住，而是相互隔离开来，各有各的居住空间：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门当户对”概念中的“门当”，也是指一户人家门口的石墩形态。不同的形态体现着不同的身份等级，以此空间的设计安排，来暗示各自地位空间的独占与不可混淆。 社会的功能往往更多地隐含于一种过程之中，也就是往往会体现出一种时间的流动性，功能必然是跟活态的存在有关系，一种死了的存在或者使之如死了一般的存在，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功能发挥。只有在一种活动的时间过程中，结构的关系才可能发挥一种实际的功能，并在适应中不断进行调整，以期实现功能上的整体协调，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约束的价值。比如在中国文化中，“传宗接代”观念下的代际结构关系的功能发挥，它是体现在一种时间无限延展中的家庭和更为广泛的亲属关系的扩大上，也体现在我们祖先信仰的观念上。也就是体现在一种时间和事件绑定在一起的过程之中。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清明祭粗”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时间印刻，人们会因此而切断一种和日常生活的联系，暂时虚幻地或者想象性地回到和祖先共在的那一时刻中去。 人类学家眼中的社会，人必然是生活在一种时空交错的所谓时空坐落之中，其范围既可以大也可以小，但前提是要找寻到在这个时空坐落小生境之中真正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而人类学根基于现场的田野研究，天然地会使人注意到活在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交错环境之中的人。这样的时空坐落的发现，小则可以是一个家庭、村落或城镇，大则可以是一个国家、世界或天下。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的社会无所谓小，更无所谓大，而这方面时间和空间的线索及其不断延展才是根本。这便是要求依据于某一个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开展出来一个真实的社会，它也必然会构架在时间和空间流转的脉络之中。 文化的重构性 人类学的核心是文化研究，而文化则是人的价值、生活方式以及信念的表达。最为重要的是，文化有一种价值引导的作用，它可以赋予生活的日常实践意义，可以借文化去解释日常生活的存在，进而激发一种行动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全部是受到文化一层层地包裹着的，由此人才可以在社会之中去展现其自身。同时，人的行动力也来自于此种文化的包裹。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文化的影子，它们与人可谓形影不离。我们因此才可以有吃文化、穿文化、住文化以及行文化。文化密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是靠文化去构建一种共同体的认同，文化一旦丧失了，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在此意义上，实践文化也便是实践一种共同体意识，文化由此进入与个人和社会的分的维度都大为不同的合的维度上去，一种文化的整合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和个人的整合。 文化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整合作用，根本上是可以用来黏合诸多的差异性的。如果说社会本身重在一种差异分疏，彼此分出个高低上下的等级出来，那文化便重在一种无差异等级的认同，寻求相互分散开来的事物尽可能广泛地聚拢在一起，不做一种分离。凡是涉及整体性的世界，它必然是跟文化而非社会最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尽管社会在其中也起到一种支撑性的作用，但社会无法提供一种整全性的价值观念来包容一切，文化则具有这种独特的功用。因此，宗教的、公共性事务的以及超社区联系的，它们分立的存在，都必然最密切也最直接地体现在文化的价值上。从一种价值观层面而言，文化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观念，同时也是个人的体验；从生活方式而言，文化则是一种行动或行动的模式，同时还是技艺与传承，总之是一种行为选择的固化；从自由表达上而言，文化则是象征符号的创造、语言或言语的叙事和解释，同时还是一种整体性概念的形成和再发明。 凡是可以看出来是跟分离趋势相对的一种符号、建筑以及设施安排之类，都必然是文化意义的储存所和表达的媒介物。文化在于表达，但文化自身却无法表达，它必须借由某种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媒介物来进行一种媒介性的表达。比如某一个符号，它可能就是一个群体致密团结的象征，甚至是至为神圣的图腾，比如中国文化之中的龙这一符号；一座建筑物，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便于生计、安全以及自卫的空间表达，比如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围屋都是；另外还有各种生活设施的安排、有机的分工协作，互利共赢，共同承认彼此的存在。所有这些，背后都必然会融含一种文化意义在其中，人类学的文化分析和解释也往往便是从此起步。 在人类学家步入原始社会之初，他们完全是被当地人的观念所吸引，使之与西方世界的比较之后，借助于当时所流行于欧美的进化论学说来排布不同文化的先后顺序，因此而有所谓原始和现代之别，但今日的人类学家会更为清楚地知道。应该抛去一种先入为主的进化论观念，而是直接地去观察在当地社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如实地记录下来。在此观念转变之后，人类学家所真正感受到的乃是当地人的文化的真实存在。这种文化是整体性的，是不可分割为其各个部分的，同时也是能够把人聚集在一起的一种最具广泛性的社会联系的途径。在这里，基于民族志的最为原始的材料，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有其各自的顿悟和发现，比如涂尔干从原始部落的图腾制度中发现了集体欢腾的概念，而涂尔干的外甥莫斯则沿着这一思路发现了现代人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所越来越缺乏的礼物和礼物的精神。交换出去的礼物有一种礼物之灵，它无形之中使得送出礼物的人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世界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还有法国人列维—布留尔，与涂尔干一派所不同的是，他深切注意到了原始人思维之中的融入性，也就是他借原始部落社会中丰富多彩的民族志材料，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原始思维，即对原始人而言，万事万物在他们参与其中的那一瞬间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离开来的。因此只要人一去思考，存在的与不存在的，真实的与虚空的，梦境的与现实世界的，近处的和远端的，它们便都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种观念整体性的联系。还有韦伯，他则注意到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卡理斯玛权威类型的支配力，这种权威的获得无需一种命令和任命，这也无意识之中透露出，人对于社会之中富有暗示性力量而非直接暴力打击的支配力量的发自内心的服从。最后是马克思，他通过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真正看到了一种原始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即人类学家熟悉的原始部落的图腾制度转向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过程分析的商品拜物教观念，由此一套资本主义生产理性的神话得到了彻底揭穿。 而在田野之中进行实地调查的人类学民族志学家则发现了，原始人不论是思维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一种在文化上融合参与的倾向性，社会也因此而得以构建，而非一种借由现代人的从笛卡尔那里得来的思考人的观念，而将人裂分为一种极为灵活的头脑以及极为僵化的身体，还有有待被人一一分门别类要去加以认识和理解的万事万物在这里，马林诺夫基实际上真正注意到了西太平洋航海者中间的一种基于伙伴关系的库拉交易。即作为手工艺品的贝样（mwali）和红贝蝶项链（soulava）之间的交换，前者按照逆时针航行，后者则按照顺时针航行，携带两者的船只在适当的地方进行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经年累月地举行，分散在各个岛屿上的人们因此而得到一种彼此的联结。 总体而言，很难会有一部民族志作品，其在论及文化时是看到了一种文化分离的倾向或趋势，大多数的文化，其终极的理想，无疑都是最终归于一种和合的结果和行为上去的。比如在所有的文化之中都存在有化解社会分离倾向的仪式，并伴随有共同的仪式过程。这便是起于一种日常的融合而经由一种阀限期的分离，最后再回复到日常的融合之中去，或者说回归到日常的融合之中去。这种普遍存在的仪式过程，它本身也是一种隐喻，通过一种看似循环的表演，从一种文化的意义上使远去和分离之人有一种回归和融合，故事的讲述回到了一种平常，人也因此回到了难有分离之感的过去或未来。 在此意义上，社会对人而言，如果是现世意义的，那文化对人而言，就是前世和来世意义的。换言之，文化是一种对人而言的记忆重构，它可以直接往向后的历史之中，或者向前的未来之中去投射，由此而形成人对于文化的整体性认知。而在一个现世真实的世界之中，文化无论如何都是难现其身的。在此意义上，对人而言，不论是回忆过去还是展望未来，实际上都是文化意义的而绝对不是社会意义的，社会只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碎片化的存在，文化则与生俱来地有着一种整合性的自我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