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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陈鑫、郭辉的《南开校父严修画传》，我想起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质量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段话虽然不是为严修而讲，但用在严修身上却很合适。 严修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寿命也不是很长，他一生处在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治学和做事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远远没有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就立言和事功而论，严修也不是同时代的佼佼者。 然而，严修的人格却极少有能与之匹敌者，而且，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严修人格的卓越和难以企及。 严修的人格主要不是体现在他平时的待人接物，也不是体现在他为官的清正廉洁，而是体现在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 张佩纶是严修的老师，严修的学业深受张佩纶的引导，严修对他非常尊重。但是，严修坚持择善而从、独立思考，他对于老师“若夫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当为‘五通’之学”的告诫言听计从，但对老师关于“通经实不足以致用”“宋元明书万不必看”的说法则持保留态度。他一方面在小学、史学上下功夫，同时将宋儒的义理之学当作自己的立身之本，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性。他尊重老师，但并不盲从，更不把老师的主观论断当作判定是非的标准。老师在朝中如日中天一言九鼎之时，严修并不上前攀附，而当老师在马尾海战中一败涂地，国人群情激奋、皆曰可杀，清廷将其革职遣戍的时候，严修却依然保持对老师的同情和尊重，并试图筹集资金，赎回在张家口军台效力的张佩纶。当有人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地写诗、作联嘲讽张佩纶时，严修及时阻止，称文人的轻薄之作，不可存留。 如果说张佩纶之于严修还是学业上的引导，那么，徐桐则对严修恩同再造。严修的乡试、会试、朝考，徐桐都是重要考官。徐桐对严修极为赏识，给严修的进身之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政治主张上，师生二人存在很大的分歧，严修主张维新，徐桐极力守旧。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的一系列新举措让徐桐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以致连续四次让严修吃“闭门羹”，并在门房贴出字条：“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这无异于把严修逐出了师门。对此，严修非常痛苦，但又无法在恩师面前进行辩解，只能负重前行，在革新的道路不断推进。虽然不能拜见老师，但对老师却充满了感激之情。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徐桐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自杀殉清。严修闻讯，泫然落泪说：“吾师仁人，为人误耳。” 在处理同袁世凯的关系方面，严修的卓越人格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徐世昌的引荐，严修结识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甚为投缘。严、袁二人，一文一武，均有维新之志，因此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期间，力荐严修为学部侍郎，使严修得以一展所长，二人常常会面，配合默契。但是，好景不长，1908年，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后，皇权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载沣慑于袁世凯的权势，上台不久即削夺袁世凯之权，命其回河南老家养病。袁世凯被夺权时，他的旧部、同党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惟有严修冒死上疏，坦陈利害。他在《奏为重臣去位关系国家大局宜谋补救之法以定人心事》中指出：“但论外交一事，自李鸿章而后，能为吾国增重者，实惟袁世凯一人。”“处此群雄角逐之世，又值危急存亡之顷，外人汲汲，协以谋我，厝火积薪，祸在旦夕，仅得一恢闳奇伟之才，犹恐不足以搘持而抵御，而又举此恢闳奇伟之才摈而投诸闲散，损国威而快敌志，臣窃以为失计甚矣！”为了给皇帝保存面子，严修还提出可以给袁世凯若干天的假期，限令其假满回京复职。在这份奏折的最后，严修说：“臣与袁世凯诚有私交，感其礼遇，但全局安危所系，断不敢有党同之私，亦不敢因避小嫌举‘心所谓危’者不以入告。”可惜的是，严修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朝廷不予理会。袁世凯被迫出京回原籍，而前往车站送行者仅有严修等寥寥数人。严修的冒死进谏，触怒了摄政王载沣，时隔不久，朝廷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罚俸半年，不准抵消”进行惩戒和警告，严修只好请病假辞职归隐。对此，严修并不后悔，因为他的上疏并非出于私交，而是“本为衰朝惜异才”。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重掌大权，反复邀请严修作为南北议和代表为其效力，但严修力辞不就，因为他对混乱的时局并不看好，深知自己难有作为。但他仍尽一己之力，积极为各方牵线搭桥，希望通过和谈解决纷争。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总统，以教育总长委任严修，又遭严修婉拒。为了避官，严修自请率袁氏诸子赴欧洲游学，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 严修与袁世凯私交甚笃，但是，在事关朝纲国体社稷安危问题上，严修却没有丝毫的含糊。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推行帝制造舆论。对此，严修先是托人向袁世凯进言，随后又于8月19日进京面见袁世凯，表示“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公虽欲为之，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严修不顾私交，力阻袁世凯称帝，意在“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言”。但是，袁世凯称帝之意已定，已经听不进严修的逆耳忠言，严修规劝无效，即和袁世凯拉开距离，决不参与其事。 不出严修所料，袁世凯刚一称帝，天下哗然，蔡锷云南起义，发兵讨袁，多方响应，袁世凯四面楚歌，被迫宣布退位。一时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此时，严修却专程进京看望袁世凯。对此，袁世凯颇为感慨，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1916年6月6日晚，严修听到袁世凯亡故的消息，一早便赴京吊唁，并亲自送袁世凯的灵柩回河南章德安葬，极尽朋友之道。 不因私谊乱国本，不以成败绝故交，这就是严修的人格。 对于学生晚辈，严修也决不以年高德劭自居，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他认为“人各有志，奚能相强”，但他特别强调学生要涵养道德，培育人格，成为“有志之少年”。他在给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的训词中说：“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周恩来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他的品格与才干给严修留下了深刻印象，称他“有宰相之才”。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军警拘捕，迫于压力，南开大学只能让其退学，为此，严修特意设立“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后来，有人告诉严修，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可否停止奖学金，严修的回答是：“士各有志”，仍一如既往予以资助。 严修是旧时的“士”，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身处乱世独立不移、洁身自爱、重情好义、公而忘私的卓绝人格，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正如张伯苓所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严修的人格对于张伯苓的投身教育、创立和发展南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严修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南开校父”，百年南开应该永远记住严修，把严修的人格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