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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通》自唐代行世后，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并形成多种版本。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曾五次校阅《史通》，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梳理近年出版的新资料，可知顾广圻不仅再校重阅《史通》是在嘉庆九年（1804）六月，而且其最早的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也是发生在当年当月，并非不能考察出具体年月；当时他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其所校《史通》乃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陆刻原本。 关键词：顾广圻；《史通》；嘉庆九年；张鼎思；陆深 作者简介：王嘉川 邹昕，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自行世以后，在唐宋元时期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明清时期还形成今传《史通》的多种版本，更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校勘，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1766-1835）就是其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其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那么，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最早在哪一年，开始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当年多大年龄？其所校又是哪一版本？这是考察顾广圻校勘《史通》成就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目前学界尚存在一些疑惑，故笔者试就管见所及，予以重新思考和研究。 一、顾广圻初校《史通》之时间 近现代著名藏书家邓邦述（1868-1939）认为，顾广圻在乾隆辛丑即四十六年（1781），“初阅”并“一校”《史通》，至其“再校”于嘉庆九年（1804），已相距二十余年，至道光三年（1823）见到何焯（1661-1722）校本而又跋于其上，先后共历四十三年，“真以校雠为性命者，先辈不可及也”。此即“乾隆辛丑”说。如果此说属实，则《史通》就毫无疑义地成为顾广圻生平所校第一书。但邓氏老友叶景葵（1874-1949）反对其有关初校时间的说法，认为这是邓氏所撰《史通》跋语中“三误”之首。叶景葵说：“考是年涧薲方十六岁，由京回苏。顾校所题‘辛丑’，乃过录孙潜夫（孙潜）识语（之文）。涧薲自识，仅言‘时寓无为州’，未记年月。近人所辑《顾千里年谱》，亦不载侨寓无为事，应再考定。以字体测之，其时距嘉庆甲子似不甚远。”并称“初校于无为州寓庐，未记年月，用墨笔；重校于嘉庆甲子，用朱笔”。这是第二种观点。其内容，一方面指出了邓氏之说的错误原因，是把顾广圻过录的明末清初藏书家孙潜识语中提到的乾隆辛丑，误认为了顾校时间。叶景葵曾收藏顾广圻这一手校本，他既见到顾广圻手校题跋原文，其言应属可信。另一方面，对顾广圻初校《史通》的时间，认为仅知是其寓居无为州时，但具体年月不详，推测是下距嘉庆甲子即嘉庆九年“似不甚远”。 对上述两种观点，当代顾广圻研究专家李庆认为，顾氏初校《史通》时间“似以叶说为是”。但此说并无具体年月，大概也正是因此，李先生《新订顾千里年谱》对顾广圻第一次校《史通》于无为州事不予记述，而是直接在嘉庆九年（1804）说：“六月，重阅钱遵王（钱曾）旧藏《史通》，略加圈点。”其注释也仅是对这一条记事的出处说明，别无他语。这不禁使人疑窦顿生：此次既是“重阅”，初阅又在何时？即使不知道具体时间，也该疏通文字，有所说明，否则“重阅”二字又从何说起？ 再看该谱，六月共有两条记事，紧接上一条，是“千里携惠松崖（惠栋）校《荀子》客无为州”之记事。据其注释可知，此条源于顾广圻《荀子二十卷（校本）》跋语。查顾氏原文，有“甲子六月，携（惠栋校《荀子》）客无为州”的明确记载。无为州即今安徽芜湖市无为县，清时属安徽庐州府。 考察顾广圻对这一版本《史通》的六条校记，无论是王欣夫所编《思适斋书跋》卷二《史通二十卷（校本）》、《顾千里集》卷十九《跋五·史通二十卷（校本）》，还是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六《史通二十卷（四册）》的完整过录，前两条的顺序都是相同的，第一是无为州事，第二才是“嘉庆九年六月重阅”。叶景葵之说当即是按照这个题跋顺序得出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考察出顾广圻何时寓居无为州。 通观上述内容，依据顾广圻《荀子二十卷（校本）》跋文中“甲子六月，携（之）客无为州”的自述，笔者以为：顾广圻初校与重阅《史通》是在同一时间，即嘉庆九年农历六月寓居无为州时。当月至无为州后，顾广圻开始了初校《史通》的工作，但校阅后所作题跋中未署年月。继而又于当月重阅，并在校记中明确写清了时间：“嘉庆九年六月重阅，略加点定。涧薲记。”叶景葵说，初校于寓居无为州的时间“距嘉庆甲子似不甚远”，实则不是“不甚远”，而就是在同一年的同一月内。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嘉庆九年六月有两条记事，不但颠倒了前后顺序，而且两条记事之间缺少一条初校《史通》的记事。顾广圻在嘉庆九年六月的行事，至少应是三条：先是携惠栋校本《荀子》做客无为州，继而在那里初校《史通》，接着又在当地当月完成了重阅《史通》并略加点定的工作。按照这一时间考察，《史通》并不是顾广圻生平所校第一书。顾广圻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即已开始了他一生的校书事业，并在当年至少开始了对明刊《管子补注》和元刊《困学纪闻》两部书的校勘工作。 据顾广圻校记题跋，在嘉庆九年六月两次校阅《史通》之后，他又在七月初一日、初三日两次“重阅”，九月寓居扬州时第四次“重阅”也就是第五次校阅《史通》，完成了其寓居二地（无为州和扬州）、五校《史通》的工作。 二、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龄 既然顾广圻初校《史通》于嘉庆九年（1804）六月，则其当时年龄本应容易推知。可惜关于顾广圻生卒年，学术界竟也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是大多数人所持的意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编《顾千里先生年谱》、赵诒琛编《顾千里先生年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均主此说；二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主此说。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认为前说正确，姜亮夫《综表》有误。李庆亦主前说，但其《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卒于“道光十五年”的记载后，紧接着在下页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却作“道光十九年”，仅隔一二页就如此自相矛盾，实在令人生疑。陈其弟则认为姜亮夫《综表》不误，乃专作《顾广圻生卒年考》一文予以辨析，列举《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和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都记载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为证。其实这两条证据可以认作是一条，因为《清史稿》的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于李兆洛《墓志铭》。陈先生根据这一证据，称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二谱所载卒年（道光十五年）为误，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是“得其月日而失其年，盖原引（书）不误，而（叶氏）抄录致误”，称“来先生当是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 2007年8月，黄明标点整理的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其《整理说明》中直接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70-1839”，这显然是赞同后一说法。当年12月，李庆整理的王欣夫所辑录之顾广圻《顾千里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出版说明》中明确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66-1835”，这无疑是坚持前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古籍出版事业中，向有“北中华”、“南上古”的雅称。而今两家出版社同年刊行同一学者的著作，所著录的生卒年竟然迥然不同，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此事发生在名不甚著的小人物身上，倒也不足为奇，但是顾广圻就不同了，他是“清代校勘学第一人”，甚至被推许为古今校勘学第一人，“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独步一时，无惭绝学”。对于这样一位顶级大学者，其去世距今也仅仅不足二百年的时间，当今学术界却竟然连其生卒年都不能取得定论，这是不是有些太说不过去，对不起古人呢？ 考察这两种观点和争辩之文，虽然各自所持生卒年相差四年，但对顾广圻享年七十则没有不同意见。由此可以肯定，双方都只是据李兆洛《墓志铭》所记载的卒年而推断生年的，只因传世的李氏记载有“道光十五年”和“道光十九年”两种不同说法，于是造成生年也相应地出现相差四年的两种不同说法。据笔者所见，道光二十九年（1849），经顾广圻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卷首录载有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卒年写作“道光十五年”，且全篇文字完整无缺漏。而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则写作“道光十九年”，另有个别重要文字缺漏，如称顾广圻“子四，镐”，其实应是“子四，镐，余殇”。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虽其自称所用是“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一《涧薲顾君墓志铭》”，但实则应是《思适斋集》卷首者，而谱后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氏《墓志铭》，于顾广圻卒年写作“道光十九年”，才是李氏文集本。正因他同时使用两种版本的《墓志铭》，才造成其书中卒年注释与资料附录仅一二页间，即出现两种不同卒年的自相矛盾。由王欣夫辑录，经过其学生徐鹏之手，最后由徐鹏学生李庆整理定稿而出版的《顾千里集》，书后附录中首先收录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其文字与《思适斋集》卷首者完全相同，且未注明资料来源，应该就是移录《思适斋集》卷首者，而不是有文字缺漏的李氏文集本。陈其弟认为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属于“原引不误，而抄录致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他不清楚《墓志铭》有两种版本传世，他自己使用的是李氏文集本，故作“道光十九年”，而叶昌炽应是采用《思适斋集》卷首者，故作“道光十五年”，这并非叶氏“抄录致误”，而是原文如此。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各自所编《顾千里先生年谱》采用卒于“道光十五年”之说，自然也是依据《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氏《墓志铭》；而姜亮夫采用卒于“道光十九年”之说，则是依据李氏文集本。至于陈先生称来新夏“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以及黄明、李庆各自依托“南上古”和“北中华”而出现的观点相左，则在准确考定顾广圻生卒年之后，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显而易见，在顾广圻生卒年的问题上，确实还需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无论这一工作如何开展，由卒年而推导生年的方法虽然科学，但卒年既已难定，推导自然也就难以定案。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只要找到顾广圻本人对自己年龄的记述，就能准确地做出最终判断。 要做到这一点，可靠的丰富资料是必不可少的。2007年，已故王欣夫先生四十年前辑录的《顾千里集》终于正式出版，虽仅一册四十多万字，却是顾广圻去世后一百八十余年来，其个人文字公开出版的集成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资料。通观全书，在卷六《与古楼记》中，顾广圻称自己“少壮受学，行且六十”，末署“道光四年岁甲申，十月庚申朔，元和顾千里撰”。据此可知，顾广圻在道光四年（1824）时，年龄将近六十，则其至晚应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而不会是之前。卷十三《古砖录序》末署“道光五年岁次乙酉，醉司明日，元和顾千里书于扬州新城双桥巷口之思适斋，时年六十”，与上文“行且六十”相比，这是一个毫不模糊的准确说法。道光五年为公元1825年，时年六十，则必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无疑。此外，卷六《漆沙砚记》末署“道光丙戌（六年）伏前一日，元和顾千里撰，时年六十有一”，卷十六《跋龙龛道场铭》（第二首）末署“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八月廿九日，时年六十有四”，《跋任令则神道碑》末署“己丑二月之望，时年六十四”。顾广圻这些自述年龄的文字，皆可证其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此，如果这些自述属实，顾广圻的生年就不该存在任何疑问。 顾广圻卒后，经过其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收录了上述条目中的绝大部分（仅无《跋后山先生集三十卷》一条），但都只有时间记载，而没有年龄说明。王欣夫先生在1935年辑录的《思适斋书跋》中，收录上述《抱朴子外篇五十卷（平津馆刻本）》、《笠泽丛书四卷（校本）》、《孙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班马字类五卷（景宋钞本）》和《王摩诘文集十卷（北宋刻本）》五篇跋语，其中时间、年龄性文字完全一样。此后编辑《顾千里集》，王先生又增录了上述另外九条有关时间和年龄的文字。这使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王先生编刊的《思适斋书跋》，以及汇编《思适斋集》和《思适斋书跋》并辅以其他文字而形成的《顾千里集》，其中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是否可信呢？换句话说，如果王先生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可信，则顾广圻生年存在不同说法的问题，自然就可迎刃而解。 2013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将该馆馆藏善本古籍上批写的学人题跋，影印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原书所题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之后，作者又将《真迹》整理标点，出版《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一书。其中，《孙可之集》上的顾广圻“道光丁亥，……时年六十有二”的这条题跋，文字与王先生所辑几乎完全一致，两者仅有个别文字缺漏之别，而无文字错误之分，特别是时间、年龄的表述绝无一字之差。此书的编纂者，只是客观如实地辑录原书所题各家题跋文字，以便与之前出版的《真迹》一书互相配合，并无其他主观目的。因此，这条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王先生所辑上述各条中的时间、年龄皆为顾广圻本人在原书所题。是则，前面那些自述年龄的文字，都出自顾广圻本人。如此，则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可谓确证无疑。 顾广圻生年既定，则自然可以引出两个定论： 一是顾广圻初校《史通》时的年龄可以正确推定。顾氏生年既已确知，其初校《史通》的时间也已考定为嘉庆九年（1804），则初校《史通》之时，顾广圻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邓邦述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叶景葵虽然否定16岁之说，但因未能考定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最终也就只能以间接旁证含糊推测。 二是顾广圻卒年可以正确推定。李兆洛曾与顾广圻“朝夕握手”，其所作《顾君墓志铭》，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说顾广圻卒年七十，则无疑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夏宝晋《奎文阁典籍顾君墓志铭》说他卒于道光十五年，“年六十有九”，当是以周岁计算。《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兆洛《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是正确的。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和《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均写作“道光十九年”，实为误书。而两相对比也可知道，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中的《顾君墓志铭》一文，其文字已有脱漏，反不如《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顾君墓志铭》更为完整准确。神田喜一郎、赵诒琛、叶昌炽和来新夏等人关于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说法是正确的，姜亮夫所持生于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十九年的观点是错误的；陈其弟以专文考证前者错误、后者正确，并称来新夏“疏于考察”、“以不误为误”，实则是他自己疏于考察，以致被“道光十九年”的错误记载所误导，真的“以不误为误”了。黄明标点整理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却忽略了书内顾广圻自己有关年龄、时间的记述，未能用以核实其生年，不免工作疏忽、识见未周，缺乏全局意识。 三、顾广圻初校《史通》之版本 对顾广圻在嘉庆九年用墨笔初校《史通》时所使用的版本，近代著名文献学家缪荃孙（1844-1919）曾发出“不知千里所见又何本”的慨叹。邓邦述认为是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校刻本，也就是《史通》今传明代第一刻。他于1908年在北京得到此书顾广圻“手校本”，“前有成都王阁序，后有嘉靖甲午陆深序，又乙未内江高公韶跋，又汉嘉彭汝寔序，又李佶跋，又丙申杨名跋”。第二年五月，邓邦述写跋语记之。之后，叶景葵赞同邓氏之说，也认为此书即是陆本；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嘉庆九年”条称之为“嘉靖刻本”，又在《顾千里校书考》中明确称之为“陆深蜀刻本，即《读书敏求记》著录之本”。他们三人的证据，就是顾广圻在该本第一条跋语中所说：“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陆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补注》《因习》《曲笔》《鉴识》四篇，残脱疑误，不可复读。文裕题其篇末，而无从是正，举世罕睹全书’云云，即此本也。”显然，顾广圻自己就认为他所校阅的“此本”《史通》，即是钱曾所著录之陆深刻本。 但另一著名文献学家傅增湘（1872-1949）通过比对自己旧藏陆本，发现钱曾所说陆本的字体、刊工“殊不类，及谛观之，乃万历时张鼎思所覆梓也”，认为钱曾著录之本，也就是顾广圻所校阅的“此本”，并非陆刻原书，而是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陆本。傅增湘所藏《史通》多有真本善本，据藏书家吴慈培（1884-1916）记述：1912年夏，傅增湘将自己所获“义门真本”即何焯手校《史通》“原本”出示于邓邦述。此前，邓氏藏有该书“传临之本”，是“同时过录之善本”，但尚不知悉，自以为所藏乃何氏“手校真迹”。“（邓氏）素能识别何氏书法，谓自藏是真迹，而傅丈所收者赝本乱真。越日，余（吴慈培）访正闇（邓邦述），一见即大呼曰：‘吾过矣。’盖以傅本与自藏互堪，则真者在傅丈，而乱真者转在正闇，因示予以真赝之别，不独书法美好有间，且傅本第七卷后，有义门康熙丙戌、癸巳题识二则及顾千里一跋，为邓本所无也。”对自己所藏过录本，大约半年后，邓邦述还不无感慨地说：“字迹端遒，颇能乱何（焯）之真，去取亦极有斟酌，惜其不肯直书校者姓氏。”“偶能（吴慈培）云，此本有补何校之未备者数十处。是此本又善于何矣。乃不详姓氏，使读者茫然，岂非一憾事耶？”从这个旁证看，傅增湘说钱曾、顾广圻所校乃张鼎思覆刻陆本，应该是可信的。分析傅增湘所揭示的情况，顾广圻误认为他所校《史通》即是陆深原刻本，应该既有刚刚接触《史通》，不熟悉其版本情况的客观原因，也有未能细细审阅，以致被乱真者所误的主观疏失。 1941年初，史学家洪业自美归国，路过上海时，顾廷龙“延至合众图书馆午餐，出示邓正闇旧藏顾千里手校陆刻本《史通》。其所谓陆刻者，虽有陆深、王阁、李佶、杨名、高公韶、彭汝寔诸氏序跋，虽亦每半叶十行，行廿字，而其字体乃与昔所见原梓、翻修陆刻诸本迥不相同（原注：似吴越，不似川蜀工手）。北归后，检读旧稿，疑其本乃《天一阁书目》中范尧卿（范钦）所谓第三刻本者之流，因函托起潜（顾廷龙）代雇书胥为我影抄一部。覆书谓书手不可得，拟从叶揆初（叶景葵）先生校录之本，手制勘表，以餍吾望。十二月一日寄到，共得廿六叶。……按：揆初先生所用底本，当是万历壬寅十月前张慎吾（张鼎思）豫章初刻之本。……至于其所谓陆本者，果非俨山（陆深）刻本，盖《鉴识》篇后陆跋已删削去，《因习》上篇后陆跋虽存，而篇中所聚错简乃皆已见《曲笔》《鉴识》二篇中，自与跋语相牴牾也。是不仅刻工字体一端，可断其非陆氏蜀刻矣。涧薲题识遽从遵王《敏求记》所述，以文裕（陆深）刻本相当，殆未细读《因习》篇后跋文，而竟为书前后之序跋所欺耳。……今检起潜此表，益证吾说不误。然则涧薲错认在乾嘉之代；……诸家目录校记沿顾之误而亦误者，指不胜数，毋论矣。”洪先生此跋最晚作于1946年春，他将自己如何判断顾广圻手校《史通》并非陆深原刻本的方法和过程，以及顾广圻错误之由，合盘托出，其详明真切，使人不容不信。而其执着于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亦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是则，顾广圻初校《史通》所用之本，虽然有陆深、王阁、高公韶、彭汝寔、李佶、杨名等人所作序跋，但并非如他自己和邓邦述、叶景葵所说，是嘉靖时陆深原刻本，而是傅增湘、洪业所确认的万历时期张鼎思覆刻陆本，其刻工字体、内容错简及陆深跋语等异同情况都可作证。而事实上，《史通》虽然在明朝前期有抄本传世，但因讹误较多，陆深初见之时即“苦于难读”，此后一直想寻求善本，二十多年后，他将明初蜀藩司翻刻的宋代蜀刻本《史通》补残刓缪、订其错简、还其缺文，校刻行世，“于是《史通》始可读”，因而当时社会对陆深刻本极为推崇，一些书贾在刊刻张鼎思覆刻陆本时，故意将张鼎思序言抽去，“欲以充陆深原本”。明代《史通》刊刻的这一情况，也为后人误认张鼎思覆刻陆本为陆深原本，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因此，误判也就成为难以避免且容易发生的事情，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招，为书贾所欺。 据顾广圻自言，他在初校《史通》之前，已经收得一部张鼎思重刻陆本，该本为孙潜手校，“用叶石君（叶树廉）校定本对读者，亦既于脱简处一一补录完好矣，错误处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在嘉庆九年八月之前的外出行程中，顾广圻“携之行箧，寻览数过，每叹其佳”，于是将孙潜“多所是正”处，“照临一过”，即临写到他正在校订的所谓陆本之上。其实他是一时疏忽，没能看出他正在校订之本也是张鼎思覆刻陆本，而不是陆深原刻本。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