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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道光庚戌进士。历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因敢言直谏，触怒了皇帝，不仅被罢官，险些被砍头。 事情是这样的：满族官员成禄为新疆乌鲁木齐提督，诬民为逆，大开杀戒，滥杀当地百姓，并向朝廷虚报“胜状”，此事被左宗棠上书举劾。廷议核实后，已定成禄之罪，上报给皇帝的疏稿也已完成。可这时事情发生了逆转，醇亲王后至，袖中藏一稿，当众宣读，不仅不治成禄之罪，反要严惩“言者”，就是主张追查和惩办成禄的人，他们的罪名是：“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这究竟是怎样的罪名呢？恐怕无法翻译成现代语言。主管刑部尚书桑春荣在疏稿上愤然写道：“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将疏稿上报。在王朝中，无所谓事实和法律，谁权大听谁的。其实醇亲王也是个传话的，王朝中权力最大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此时清王朝年号叫同治，皇帝（五岁即位）是个几岁的孩子，他要袒护成禄，而撞在枪口上的恰恰就是要求惩办成禄的吴可读。他在疏奏中陈列成禄之罪，指出滥杀百姓的成禄有可斩之罪十，不可缓者五。小皇帝撒泼大哭，喊叫道：“吴可读欺负我！”现在满朝公卿大臣不是要根据法律和事实，分清是非，惩办罪犯，而是要如何安抚任性撒泼的小皇帝，于是，把上疏的臣子吴可读逮捕，论斩，是非颠倒以致如此！王朝围绕一个任性撒泼的孩子在转，所有自以为满腹经纶的臣子其实皆是王朝体制的奴才，归根结底，他们头顶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皇帝。吴可读悲愤之极，再次上疏，语云：“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小皇帝听了这话，更加不依不饶，非要吴可读的脑袋不可，下旨斩立决，立刻砍掉吴的脑袋，以平心中怒气。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所有王朝的法律机关“十三堂官”即十三个主管官员都已签字画押，独有一人不肯签字，最后，吴可读免官流放。吴可读并非是一个冥顽迂执的庸人，他是有是非有见解的读书人，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读书人，一个把自己的学识货于帝王家的“仕”，他的“是非见解”只能诉诸朝廷，朝廷不接受，他的“是非见解”便等于乌有，甚至带给他杀身之祸。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我们也不必感叹了，因为数千年所谓王朝政治本无是非可言，权力是最终的裁决者，最大的权力当然是皇权，中国人祈盼的无非是好官好皇帝而已。即使是坏皇帝，中国人也愿意用世间最美好的言词歌颂他，认为他的恩典高于生养自己的父母并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吴可读侥幸拣得一条性命，他虽然满腔悲愤，但他对皇帝的忠心非但未有丝毫减弱，反而愈加坚定，好比一个被父母责罚的孩子，越打我越爱你，最后我死给你看！光绪五年，撒泼想要砍他脑袋的小皇帝已死去五年（同治帝五岁即位，死时十九岁，据说因偷偷出宫嫖娼染上梅毒而死），这年举行盛大仪式，把他的尸体送到皇陵安葬，已被罢官流放的吴可读要求随仪仗而行。回程队伍到了蓟州，他宿在一座废寺中，因早已做了准备，遂自缢，但未死，又仰药自尽。他是因怨恨执意要他命的小皇帝而死吗？非也，人们从他的怀里发现一封要呈送朝廷的遗疏，内容是请求为死去无后的同治皇帝立嗣的事。呜呼，其忠如此！忙着追到阴司地府的这名臣子倘若见了死去的皇帝，皇帝还会认得他吗？会为当年任性哭着闹着要杀他的往事愧悔吗？会为这名臣子的忠心而感动吗？吴可读自杀事件被朝中士大夫名之为“尸谏”，就是自杀陈尸以示忠诚，遂引起朝野士人的一片唏嘘！吴可读“尸谏”的想法萌生已久，他留给儿子一封遗书交待后事，其言曰： 吾儿之恒知之，尔闻信切不可惊惶过戚，致阖家大小受惊，尔母已老，尔妇又少，三孙更幼小可怜，尔须缓缓告知，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以轻生为忧。 ……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身自爱，及入官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践前日心中所言，以全毕生忠爱之忱，并非因数年被人诬谤而然。 其遗书中交待家事及身后事毕悉，读至“三小孙要紧，不及复见矣，书至此泪下，搁笔逾时矣！”不由酸鼻。作为爷爷，牵念小孙，疼爱有加，却决心赴死，写遗书时竟至泪下搁笔。问其何以弃亲人而“甘心以死”，不过想表达对“先皇”的“忠爱之忱”。呜呼，数千年王朝“忠孝节义”的思想灌输，成就了这样丧心病狂的“忠臣”，谈何自由思想，独立意志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