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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洞穴壁画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艺术创作,在史前人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是探讨史前人类生活、信息与思想传递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本文将聚焦雕塑,重点考察欧亚大陆距今4万年到距今7000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相关考古材料,揭示雕塑的出现和变化过程以及区域特征,以了解史前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一、欧洲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被广泛视为人类认知飞跃、技术创新与文化繁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石叶技术和骨角器得到广泛应用,现代人具有更加有效、灵活和多样的生计策略,令人尤为关注的是象征思维和行为的发展。欧洲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丰富的、具有象征意义或“隐性”社会内涵的物品与现象,比如雕塑、洞穴壁画、带有刻划纹饰的物品、墓葬等,对史前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反映出区域文化关联与多样性。 德国南部施瓦比河谷(Swabian Valley)的霍菲尔(Hohle Fels)、弗戈赫尔德(Vogelherd)、盖森克罗斯特勒(Geihenkl?steler)等遗址出土了距今4～3万年前,主要以象牙为材料的雕塑,属于奥瑞纳文化,是欧洲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雕塑(图一,1～5)。这些雕塑有动物造型、狮头人身像和人物造型,其中以动物造型居多。动物雕塑所表现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猛犸象、马、狮子、熊,以及鸟、乌龟等。雕塑栩栩如生,雕刻精细。动物的腿部、腹部、背部等位置还可见到交叉的“X”形或其他形式的刻划纹。上述种类动物的骨骼在遗址中也几乎都有所发现。也就是说,雕塑所刻画的动物是狩猎采集人群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或利用的。在东欧的俄罗斯也发现有用象牙制作的动物雕塑。在这些地区猛犸象是受人类偏爱并被重点开发利用的一项资源,象牙尤其得到充分利用,不仅制作成雕塑和装饰品,也被广泛开发作为日常生活所需,比如制成矛头工具、用于搭建房屋等。  相比动物题材的艺术品,人形雕塑(常被称为“维纳斯”)或具有人的形象的艺术品更多出现在距今3万年以后,尽管最早的人像在德国霍菲尔遗址距今3.5万年的堆积层位中已有所发现。人形雕塑在东欧、中欧和西欧都有分布并具有相同的造型特征——突出的胸部和臀部,这种雕塑多被视为女性丰产的象征,但也有其他解释,如母亲崇拜、女性“自画像”或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 中欧摩拉维亚(Moravia)地区在格拉维特时期(距今2.9～2.2万年)出现了用黏土烧成的雕塑(距今2.6万年前),是欧洲最早的陶土技术发明的标志。捷克多尼·维斯顿采(Dolní Vêstonice)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陶塑动物,包括熊、狮子、猛犸象、披毛犀、马、狐狸等,而且大量陶塑作品是不完整的、破裂的。有人推测这些雕塑可能是在某种仪式中一次性使用的,在仪式过程中被打破。结合雕塑的动物种类考虑,这样的仪式可能与祈祷狩猎成功和安全有关。此外,该遗址还发现有少量陶塑人像。 雕塑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创新,其制作展现出稳定、娴熟的技能,反映出人类认知和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雕塑艺术品我们也可以看到风格多样的区域文化,比如动物雕塑主要出现在中欧,在西欧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少见,但是西欧存在丰富的刻划动物图案的石头、骨头、象牙和鹿角等;人形雕塑分布广但形态细节具有地区差别;不同地区雕塑的主要材质存在差异等。这些都反映出不同地区和环境中的文化特色与文化选择。 二、西亚地区 西亚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前已开始出现用贝壳制作的装饰品,并在墓葬中发现可能具有象征意义的赭石。然而,雕塑艺术品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纳吐夫文化(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14600～11700年)才开始显现,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有极少量带刻划的石灰岩石块和动物骨头(多为抽象线条)。纳吐夫文化是西亚史前文化变革的重要代表,这个时期的狩猎采集人群开始定居或半定居;使用新的工具技术,从事更加有效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人与动物之间新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所体现,比如安·马拉哈(Ain Mallaha)遗址中狗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里。纳吐夫文化的遗址发现有以石灰岩为材料的动物雕塑,其形态包括乌龟、羚羊等,有的雕塑其两端分别为狗和猫头鹰,有的雕塑一端为人,另一端为动物(图二)。人形雕塑少见,即使出现,也多为人头部。此外,一些工具上还有刻划的动物图案。  在前陶新石器时代(PPNA和PPNB),黎凡特地区的社会再次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从事作物栽培、饲养动物的社会群体。这个时期出现新的原料开发利用策略和新技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遗迹增加,人口规模显著增长、社会复杂程度上升。前陶新石器时代雕塑的数量较纳吐夫文化时期明显增加,其中包含大量人形雕塑(多为女性)。前陶新石器时代A时期(PPNA,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11700～10650年)的女性雕塑(特点为胸部突出)用石灰岩、石膏或黏土制成,其意义似乎在于突显女性的地位,比如吉嘎尔(Gilgal)、纳哈尔·奥兰(Nahal Oren)、穆瑞贝(Mureybet),哈格达(Netiv Hugdud)等遗址的发现(图三,1、2、4)。很多人形雕塑都是破损、不完整的,仅为头部或身体部分;有些发现于用火遗迹中,可能是被扔在火中故意烧坏的,是某种仪式的反映。动物雕塑包括有蹄类动物和鸟类。  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PPNB,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10650～8400年),各类雕塑艺术品尤为发达和繁荣。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遗址都包含动物雕塑和人物雕塑。安·噶扎尔('Ain Ghazal)、加泰土丘(?atal H?yük)、查约努(?ay?nü)、哈霍瑞(Kfar HaHoresh)、纳哈尔·赫马尔(Nahal Hemar)等遗址发现的雕塑比较多,其材质包括陶、灰泥、石灰岩、骨头等(图三,3、5～10)。这一时期的动物雕塑造型丰富多样,包括牛、羊、马、猪等,其中牛的雕塑数量突出,且牛的形象常见于其他形式的物品上,可能具有尤为重要的象征意义[30]。人像明显增加,包括女性、男性和不能判断性别的头像或身体像。有些人像的特点似乎代表了真实与幻想形象的结合。雕塑多出自房屋或特殊的埋葬坑与储存遗迹。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还特别呈现出仪式活动或象征思维的多样化表达,例如带雕刻纹饰的物品、用灰泥和其他材料塑形和装饰的人头骨、石面具、墙壁绘画,与仪式活动相关的建筑或遗迹现象也比较丰富。戈贝克力(G?bekli Tepe)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处区域性仪式活动中心,其中的“T”形石柱上雕刻有各种野生动物形象,比如野牛、野猪、狮子、狐狸、蛇、鸟类等;安·噶扎尔遗址房屋二层的某个区域发现5对羚羊角;查约努和加泰土丘等遗址的房屋里或坑里发现带有牛角的完整牛头;哈霍瑞遗址的一处灰坑中发现有肢解的人骨与羚羊骨,并且被刻意地摆成动物的轮廓;杰里科(Jericho)遗址发现有集中存放人头骨的遗迹。这些现象暗示了象征思维的变化和新的信仰的产生,体现了动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新内涵,其发生以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社会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社会组织与人群关系的复杂化为背景。 三、中国境内 在中国境内,具有象征性的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以装饰品和赭石颜料的形式存在,例如北京山顶洞遗址发现的穿孔贝壳、穿孔小砾石,辽宁小孤山遗址的穿孔贝壳和穿孔动物牙齿,山西柿子滩遗址的穿孔鸵鸟蛋壳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等遗址也发现有装饰品。然而,最早的雕塑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9000～7000年)才开始出现。例如在北方地区,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二期房址里发现一件石雕人像,靠近室内中央火塘,该房屋被认为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场所。此外,该遗址还发现有石雕熊、人面蚌饰和人面石饰等(图四,3～5)。内蒙古哈克遗址第一阶段文化遗存中发现有一件象牙人面小雕像。河北北福地遗址一期遗存发现有动物形象面具和大量人面面具,前者包括猪、猴和猫科动物,该遗址所出面具基本都属于陶制品(图四,1),仅一件为石质。面具多见于房址,其次为灰坑。此外,遗址的祭祀场中还发现一件石雕动物头像,其形态似猪头。河南裴李岗遗址发现猪头陶塑2件、羊头陶塑1件,以及1件似羊头陶塑(图四,2)。河南莪沟北岗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一件人头陶塑,呈现出宽鼻深目、下颏前突的特征,陶塑颈部以下残断。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塑,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有的则造型过于抽象。陶塑形态总体上不甚清晰,随意性强。山东小荆山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一件陶猪,形态较清晰但造型简单。西河遗址的房址中发现有一件陶猪和一件人面陶塑。甘肃大地湾遗址灰坑中发现有一件陶塑,形状近椭圆形,上下左右均向外突出,造型模糊,很难判断其所代表的形象。  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更多遗址出现雕塑。例如,内蒙古赵宝沟遗址发现有陶人面像;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女性陶像,牛河梁遗址出土大型陶塑女性头像、人像残块(上身部分)以及动物陶塑;北京上宅遗址二期遗存出土有陶猪头、陶羊头、石羊头、石猴、石龟;山东焦家遗址出土陶猪和陶狗;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陶人像(上身部分),何家湾遗址出土陶猪头、陶鸟、骨雕人头像等。  南方地区的早期雕塑也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例如,江苏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出土一定数量的陶塑,包含人面和动物面部造型,陶塑制作比较简单,形态不甚清晰,造型种类的辨识度不高。湖南彭头山遗址的彭头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两件陶塑,形态似家畜动物。湖南八十垱遗址的彭头山文化遗存中有一件较完整的鸟形陶塑(图五,3),出自房屋建筑内;另一件陶塑残破,形态不明。此外还有一件以砂岩为材料的似人头像(图五,1),出自地层中。八十垱遗址还发现了可能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高台式建筑。安徽双墩遗址发现有石质雕塑和陶塑(图五,2、4)。石质雕塑2件,以灰色砂岩为材料,形象似人头但不清晰,面部无雕刻痕迹,但头后部有。陶塑若干件,包括人头像、动物形象以及似玩具小物件。有1件人头像最为清晰,五官齐全且生动形象。动物雕塑以及有的人面雕塑比较粗糙,形态不甚清晰。双墩遗址没有发现仪式性或具有特殊功能的遗迹,雕塑出自地层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雕塑显著发展,以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陶塑(有猪、羊、狗、鱼等形象)和人头像陶塑、象牙雕塑以及田螺山遗址第3A层的象头形陶塑为代表。湖北邓家湾遗址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陶塑,包括动物和人物形象(前者多于后者)。人像雕塑姿态各异,有很多为全身像;动物陶塑的种类非常多样,既有家养动物,也有野生哺乳动物、鸟类和水生动物。陶塑主要出自灰坑、灰沟和地层中,但灰坑很多位于祭祀遗址边缘或分布在祭祀遗迹之间,暗示了这些陶塑可能存在特殊社会意义。湖北柳林溪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晚于城背溪文化而早于大溪文化)中发现有一件石雕人像,人物呈蹲坐状,形象非常清晰生动,是史前雕塑技术发展的重要代表。大溪文化汤家岗遗址出土似人头和似狗头陶塑。总之,新石器时代晚期雕塑数量显著增加,通常具有更加清晰、生动逼真的形象,工艺也更加精细。 总的来看,我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雕塑(指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现)包含动物造型、人像以及人面具,既有陶质也有石质,动物雕塑和人形雕塑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出现。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这个时期的雕塑数量很有限,人像更少(个别遗址例外),大多数雕塑造型简单,有些非常抽象,制作风格和技艺比较简单且不稳定。人像或人面具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更为突出,并多与特殊遗迹相关。早期的人形雕塑主要是面具,或者是人头像,几乎不见全身雕塑。雕塑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出现略早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发现的雕塑多出自房屋或灰坑中,与雕塑同时出现并逐渐增加的还有具有特殊功能和内涵的埋葬现象以及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遗迹。例如,在查海遗址,人们用玄武岩石块摆塑成龙的形象,有一处房址出土装饰浮雕蛇衔蛙的大陶罐,可能为仪式所用的特殊器物。北福地遗址发现一处祭祀场,该遗迹位于高台地上,祭祀活动面上分组排列不同类型的祭祀遗物,包括中小型陶器、磨制石器、玉器、石雕动物头像、水晶等。磁山遗址发现有诸多储存粮食的窖穴,有的在粮食堆积的底部出土猪或狗的骨骸。贾湖遗址发现有专门埋葬狗的坑,有的分布在墓地或边缘地带,有的则位于居址之中或房基旁边。此外,还发现在灰坑中埋葬龟甲以及将龟甲置于房基中等特殊现象。顺山集遗址第一期发现有埋葬整具狗骨的坑,位于居住区房址附近。南方地区的早期雕塑主要发现于地层中,并且很少发现与雕塑同时的具有鲜明仪式性或特殊功能的遗迹,这或许暗示了南、北方地区通过雕塑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方式有所区别。 四、结语 人类的艺术创作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雕塑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雕塑以及相关的仪式性遗存反映出人类思想世界的变化,例如人类对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新的角度观察和看待,包括人类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认识的改变。这些变化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生存环境、生存压力密切相关,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早期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从雕塑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出现与发展的过程来看,雕塑这种艺术创作源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现代人认知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动物雕塑于现代人在欧洲出现的早期阶段就集中出现,主要分布在中欧,其中陶塑尤其具有强烈的地区特点。西欧地区的动物形象更多地以刻划纹样出现在骨头、鹿角上或者绘在洞壁上,说明不同地区的狩猎采集者采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和表达日常生活,特别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人像雕塑与动物雕塑基本同时出现,后来人像雕塑更为广泛地分布在东欧、中欧和西欧。人像的形态细节虽然存在差异,但造型主旨一致,反映了更广泛空间中的文化和情感交流以及共同的信仰。这或许暗示人形雕塑和动物雕塑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把旧石器时代的雕塑放在更大的空间尺度来看的话,它们反映了欧洲地区在人口密度增加、人群关系更加密切的背景下狩猎采集社会的特有文化。欧洲的雕塑可能通过人群迁移和文化交流影响着西亚旧石器时代末期雕塑的出现,但交流和影响究竟如何发生还需要通过更多考古材料和研究来认识。雕塑在中石器时代的欧洲有衰落之趋势,但仍可以见到在砾石上的绘画、带刻划的木头、带装饰的骨头和鹿角。 欧亚大陆早期雕塑中,动物形象非常多样,呈现出一个地区存在的动物种类,人们通过这样的物品或方式记录下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人在自然界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加强,生存能力大大提升;在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下能够有效地获取到想要利用的多种动物资源,对动物的情况“了如指掌”。人们很可能通过雕塑展现对动物和环境的熟知,甚至是崇拜和敬畏,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太容易获取或难以接近的凶猛强壮的动物。另一方面,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人群认为“万物有灵”,人与动物之间是可以进行交流的,不存在控制或依附的关系,动物雕塑可能是人与动物沟通的一种媒介。欧洲奥瑞纳文化中发现的狮头人身雕塑(见图一,5)可能用于特定的仪式,反映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人类用这样的方式把真实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结合起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早期雕塑能够以可视的方式传递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信息,是史前人群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媒介,甚至代表了特定的时空格局中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共同信仰。在此基础上,群体可以开拓、维系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他们开发新环境、度过自然或社会危机等。雕塑的这种意义无论在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人群,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人群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西亚地区的雕塑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纳吐夫文化,数量有限,其中多为动物造型,少有人的造型,多为石灰岩材料。前陶新石器时代的雕塑数量显著增加,其中人形雕塑增加明显且形态更为多样,雕塑技术进一步发展,陶塑比例增加,也有仍用石灰岩制作的。在前陶新石器时代的西亚地区,动物雕塑包含丰富的野生动物形象,也包含饲养的动物形象。当时的社会采取着栽培作物、饲养动物,兼有狩猎的生计方式,动物雕塑依然融于并记录着日常生活,然而动物雕塑之于人类,也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特别是在人类新的习俗和信仰中。比如在很多遗迹中都发现有动物骨骼的特殊处理和埋藏情况,或者动物骨骼与人骨埋葬在一起,多种类的动物形象被刻画在公共仪式空间中的石柱上等。人形雕塑,以及与人像相关的象征性物品(包括灰泥人形塑像、涂灰泥的人头骨、人面面具等)在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显著增加,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新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对于自身角色、群体发展的新认识。人像及面具等可能用于家庭或公共的仪式活动中,反映了群体中新出现的人物角色或特殊身份、地位的人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特别的是,仪式性空间和公共活动场所与建筑在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有着丰富发现,进一步表明仪式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其角色不断得到彰显和强化,促进了集体记忆的形成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境内的雕塑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动物雕塑和人形雕塑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出现,包括陶塑和石质雕塑。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其他材质的雕塑,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动物形象的陶器和作为陶器附件的动物雕塑。我国早期的陶塑制作较粗糙,多为头部或面部,很难见到全身完整造型,多数陶塑所代表的形象不清晰或非常简单。与欧亚大陆西部相比,中国早期雕塑的数量较少,精细和复杂程度有限。由多数中国早期动物雕塑的出土单位、雕塑所刻画的动物种类,以及在晚期大量作为陶器附件的动物雕塑和动物形状陶器出现等情况来看,动物雕塑充分体现着日常的生产生活。同时,人与动物之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新的关联,动物在人类生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情况相似。早期动物雕塑所反映的主要动物种类,如猪和狗,与埋葬坑中或墓葬中随葬的动物种类相似,暗示这些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关联着人的生与死。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我国早期雕塑在北方地区的出现相对更早。人像、人面具更多地出现于淮河以北地区,尤以华北和东北地区居多,结合这些地区早期的仪式性遗迹来看,突出代表了区域性的习俗和信仰。同时,暗示北方地区与欧亚大陆西部存在可能的文化交流。相比早期动物雕塑,人像和面具的仪式性意义更加突出,与之有关的仪式活动可能与祈求多产丰收有关,也可能与家庭或族群的祖先,或者想象中的“神”或超自然力量有关。当然,中国早期的信仰,特别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还蕴意于其他材质或形式的文化遗存,比如刻符骨头、陶器、玉器等,并且在逐渐发展的以仪式空间和墓葬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中显现。 综上,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西部雕塑数量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欧亚大陆东部雕塑也开始出现,与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及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蕴含新的涵义。这个时期东、西方雕塑都主要是陶质和石质,都具有动物雕塑、人形雕塑、面具等。本文认为雕塑是复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雕塑、仪式空间和特殊埋葬行为等为依托的象征体系促使文化传统的建立和社会整体性的维持,并有可能促使更加复杂社会的形成。这种体系在西亚新石器时代早期建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然而不同地区早期雕塑的风格和出现频率不甚相同,与之共存的仪式空间及涵义亦有不同,结合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和过程来看,雕塑所承载的象征文化具有地区多样性,象征体系在欧亚大陆东西方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旧石器时代旧大陆东西方人类技术比较研究”(编号16CKG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曲彤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宥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10期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