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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12汶川大地震至今十余年间，受灾地区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到地方文化都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和重构。北川地处民族交融地区，民众的文化身份从明清到民国都相对模糊，在民族识别后的六十余年中，北川民众在羌族认同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又因为其羌族文化的薄弱而感到焦虑。震后北川所获得的资源和关注让当地文化精英有机会重塑地方文化形态。聚焦北川羌族自治县异地重建后的新北川县城，将羌族萨朗舞蹈置入文化展演的框架中，可以考察北川民众在灾后所展现的身份焦虑和文化需求。地方文化展演群体对萨朗本真性的争论背后呈现的是对羌族身份本真性的需求和协商，而观察者在讨论文化本真性的时候，也应该从地方文化脉络和主体性出发来看待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建构。 关键词：灾后重建；羌族；文化展演；本真性 灾难对某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突发性冲击可能会导致该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网络等方面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因此灾难本身也常常被看做是社会变迁中的转折点。对于北川而言，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这样一个时空节点。在过去十年间，北川作为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地区之一，曾获得极高的曝光度，在中央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下的灾后重建也对北川民众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幸存者”是北川人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他们首先是遭受了灾难的冲击和创伤，被迫离开生息的家园，从原有的生活空间和场域中被剥离开来；之后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空间的高度集中、资源的缺乏和生活的困苦都造成了人们的种种不适；最后，当异地重建的新北川县城完工后，人们迁入新城，在陌生的环境中继续重建生活。在此期间，人们会不断地回想起、被询问到或者对自己所处的地方和身份感到茫然恍惚。加之地震后高密度的报道和历年的回访，当地人一次又一次被放到聚光灯下，面对媒体的凝视、救援者的关注和领导的慰问，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当灾后紧急救援过去后，四面八方的人们也涌向灾区，他们既震惊于灾难给一个地方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关心受灾地区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对“我是谁”和“我在哪里”的不断追问中，北川人的身份认同在长时间内经历着不断地改变和重塑。 “羌族”是很多受灾群体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地震发生几年后，“幸存者”身份逐渐淡去，而羌族作为国家认定的少数民族身份持续存在，有时候甚至成为“幸存者”的替代表述。地震受灾地区和羌族聚居区高度重合，因而对羌族文化的保护也是社会对于地震受灾区域的一个关注点。据羌族研究专家李绍明记载，在2008年5月至7月期间，举行了约10个关于保护和传承羌族的文化的相关会议，可见政府和学术界对羌文化保护的重视。不久，2008年6月，“羌年”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09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羌族沙朗”由北川县申报成为了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大羌族地区，萨朗成为每到节庆活动必然出现的民族集体舞蹈，而地震所带来的社会重构也促进了萨朗在北川的普及、传播和转变。 基于对北川灾后重建地区长达十年的关注，以及对本文所讨论北川羌族萨朗舞群体一年以上连续的参与观察，本研究主要通过羌族民间传统舞蹈萨朗的变迁和在北川新县城的重构来考察北川人所存在的身份焦虑。研究认为，灾难带来的社会剧变一方面加剧了北川人的身份焦虑，另一方面异地重建也给了北川人一个机会，来重构其羌族文化继而强调其羌族身份的本真性。 “本真性”是讨论民族或民俗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本文中，北川人羌族身份“本真性”讨论是在文化展演的框架下展开。“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一词常常被用于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语境中，指当地人在特定场合向外来者以及本地人表演其文化结构中的特别事项，如婚礼、庙会、诗歌、戏剧、舞蹈、音乐剧等。而本文中使用的意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向观者呈现地方的文化，并与通过与观者的互动而对该文化事项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将地方展演者之间、以及北川人与外界的相关讨论看做是“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其中既呈现表演者和地方群体自身的态度和认同，也造成了某些社会形态的转变。虽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存在不少文化重构的现象：除了羌族萨朗遍地开花，成为城镇居民的健身娱乐；“羌年”“瓦尔俄足”等节庆不仅成为全羌族的文化节日，更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层申报中成为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表征；此外，羌绣2010年进入上海世博会，2014年在APEC峰会上被展示给各国政要，并且在震后十年间持续地经历着商品化和产业化过程。上述每个文化事项的重构，都有着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的多方力量的参与，绝不是单一动机的产物。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表象，我们在考察的时候都应该谨记当前现象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素，将文化展演背后所掩藏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动机纳入到考察范畴，继而充分理解文化展演的变迁动因，从而挖掘出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在面对上述情况的时候，本研究希望能够回答灾后重建地区人们的心理和态度如何通过文化展演进行呈现?当今羌族地区所流行的萨朗如何成为现在的形态?跳萨朗对新北川民众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展演和地方塑造 地方社会的灾后恢复不仅关乎基础设置和房屋的重建，同样，人们心理创伤的修复、社会关系的重建以及异地搬迁后地方感的生成等方面，都是地方恢复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从学者们对于受灾社区的文化考察中可以看出，文化展演是地方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勳男在考察日本311地震及海啸后的受灾社区时发现，当灾后生活无法安定，房屋也还没重建之时，人们就已经开始致力于恢复地方的民俗舞蹈；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振奋精神，在灾后的困顿和慌乱中更是需要通过文化活动来获得与灾前生活的连续性。容邵武对台湾921地震后南投南港村再造鹿神祭的研究揭示出，文化展演不仅有疗伤止痛的作用，同时也是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的载体，人们在祈求未来繁盛的同时致力于将关于灾难的叙述传递下去，以避免未来的灾害。在对卡克里娜飓风后新奥尔良的研究中，学者发现音乐是灾后表达悲伤和释放情绪的方式，音乐家灾前的社交网络和对地方的依恋也促使他们回到家乡，因此音乐产业的复苏也对城市的恢复有所促进。同样在新奥尔良，爵士葬礼(Jazz funeral)的恢复和传承，也展示出文化延续性和创造性对于地方社会重建的重要性，人们能够通过音乐去理解和消化灾难，而文化的凝聚力也让人们回到家乡参与重建。 在今天推行民族文化旅游的地区的文化展演，常常被看做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对传统仪式或民俗活动的“发明”，是一种可营造的脱离地方生活的场面，将地方民众的生活割裂为前台和台后。当然，在北川呈现的萨朗展演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和政治的目的，但也不应该就此忽视地方群众因为其身份焦虑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以羌族萨朗为切入点，基于地震后北川的两个文化团体对羌族萨朗的习得、推广和改造，来考察人们如何通过展演羌族萨朗来强调其羌族身份的真实性，从而解释大量的萨朗舞蹈展演对地方民众的意义和对社区的影响。 由于北川地处汉羌交汇的族群融合地区，这里人们的身份焦虑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王明珂的研究指出：在王朝国家时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人们为了避免在“一截骂一截”的污名化中被叫做“蛮子”，都称自家为“湖广填四川”的后代；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有政策倾向性的民族政策出台以后，他们又“一截攀一截”地寻求羌族身份。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身份的改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实现。虽然北川在2003年被正式批准成为羌族自治县，可是当人们提起羌族的时候，通常指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茂汶理三县。在羌族内部，阿坝州境内的羌族觉得北川大部分地区汉化较深，因此对北川认同比较低，甚至阿坝州的羌族在面临外界关于文化真实性的谴责时，也会转而指责北川，让处于羌族边缘地区的北川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由此可见，两头为难的身份让北川人有着更强烈的意愿通过建构羌族文化去重塑其羌族身份。 由于人们对于文化展演真实性的苛求，北川羌族身份的本真性问题常常成为当地文化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假羌族”这个标签三十余年来一直刺激着北川人的神经，而地震带来的关注又将这种焦虑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灾后重建加速了他们的“羌族化”过程；另一方面，汉族游客还是抱怨在这里看不到“真”的或者“正宗”的羌族。在新北川，常常听到游客对北川人从文化展演到羌族身份的否定。游客想要在这里看到羌族的“真实生活”，当北川所展现出来的真实生活和游客的日常生活区别不大时，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因而会不断追寻更“真”的羌族。或者，除了谴责商业化对文化本真性的影响，外来观察者应该有更多经验性的参与，学习用一种主位的、过程性的、比较性的视角来看待新北川的现状。与此同时，在政府推动和自主学习中，跳萨朗成为更多新北川人掌握的技能，萨朗也通过仪式节庆和广场舞活动更加深入地嵌入地方生活。萨朗展示从舞台性质的展演变成了戈夫曼所讨论的“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成为一种希望让别人形成对自己的某种印象的展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