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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东都洛阳宫城里建成，这座称为“万象神宫”的明堂是睿宗作为唐朝天子时建造的。建造的地点不是在传统的“国阳丙巳之地”，而是在洛阳城宫城核心区。明堂是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自我作古，用适于事”的创举。明堂的建成为武则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以至于在边远的沙州，都流传着“圣母神皇，爰构明堂”的歌谣。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的建成，是武则天“于彼新邑，造我旧周”的最有力说明，从都城空间上表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理念。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烧毁，大周皇帝武则天积极应对，一方面下罪己诏，去除尊号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诏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为“通天宫”，武则天亲自举行大享之礼。 洛阳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在两次转换过程中，武则天与明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是她不同人生时段不同立场的不同创造。本文利用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拟讨论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以及明堂在武则天政治转换过程中的作用。 武则天明堂的建设 明堂是祭祀与布政的礼制建筑，其建筑形制具备某种“宇宙秩序”的复杂象征意义。汉代以来，明堂祭祀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汉平帝以来，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后，明堂成为都城空间重要的南郊礼制建筑。 西汉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汉长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曹魏和西晋时期仍然沿用并且重修了东汉的明堂建筑。此时期明堂建筑的中央空间称为通天台，这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一个枢纽。南北朝时期，明堂制度发生变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南朝的宋、齐、梁、陈，以简洁的“十二间殿”作为明堂，进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礼仪。隋朝建国之初就计划建造明堂，由宇文恺担任方案的设计与规划。唐高祖李渊建国，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顾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议立明堂。明堂之制因诸儒意见不一，终被搁置。唐高宗永徽年间，诏令详议明堂制度，却最终未来得及建造，高宗便驾崩了。 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以高宗总章明堂方案为基础，极力推进建造明堂之事。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此前洛阳虽号为东都，然而却没有相应的首都设施。明堂，作为国家礼制建筑，其礼仪虽具有宗教色彩，但却赋予象征国家统治的功能。在洛阳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阳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阳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通过明堂的规划、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礼仪程序等一系列视觉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国使节感受到首都洛阳的国家权威。因此武则天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围绕着明堂建造，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明堂建成后，武后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其主要功用为“布政之宫”，宣明政教，发布政令。祭祀天地与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 武则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被考古发现。明堂夯土台基呈八边形，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台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边沿分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基址五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2008—2012年，隋唐洛阳城核心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有关明堂更详细的资料。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明堂宫院内，明堂基址位于宫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质量相同。另外发现了明堂正南的砖铺道路，就是正对宫院正南门乾元门，连接乾元门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台明也是八角形。考古发现的明堂遗址有以下特点：一是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宫院中，明堂置于宫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为八边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仅是武则天明堂的台基部分而不是台明，柱网遗迹已经荡然无存。 综合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的建筑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筑高大宏伟。二是明堂下方上圆，象征天圆地方。三是明堂为上、中、下三层。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楼阁建筑。五是装饰特色，九龙朝凤，寓意深刻。武则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意义，渗透到其建筑的各个部件，可谓用意至深。 考古发现的八角形夯土基址，与文献记载“上圆下方”的武则天明堂明显不同，所以有学者曾怀疑，甚至否认其为明堂。其实这一问题，要从武则天的政治意图来进行探讨。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礼作乐的著名政治象征，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礼制建筑。所以武则天在国家礼仪和装饰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以体现上追宗周的意识形态。明堂基址选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遗愿。另一方面，明堂八边形基础，是古代亚形明堂的变体。八边形是处于圆形与正方形之间的过渡体，能更好地处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层方形、十二边形和二十四边形的转换。八边形是亚形明堂布局的变体，通过八边形可以与亚形之间进行互通，达到天人沟通的目的。 武则天明堂的政治活动 巫鸿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续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堂绝对是一座纪念碑性的建筑。 武则天在明堂建成之后的诏书中表达了受天命眷顾的欣喜。万象神宫成为武则天的政治舞台，她要在这个象征新政权符号的地方，实现她的政治理想。武则天仿照周礼的礼仪，频繁地亲享明堂，大赦天下，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让复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识中慢慢地生根、发芽，最后成为意识的主流，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时还频繁地在明堂内举行各种政治活动，从而将舆论和公众视线转移到明堂上来，为自己登基制造声势减少阻力。她不仅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还在这里完成了政权更替，在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从688年到705年之间，武则天十余次亲自享祀明堂，将明堂作为她君权神授的标志。从“圣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进，明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证圣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烧毁。武则天诏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新明堂取名“通天宫”。新建成的通天宫，是武则天成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宫的命名，赋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实现天人沟通，保江山永固。武则天在通天宫建成之后，亲自御通天宫的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其目的是为把明堂月令与政治结合，预示通天宫顺应四时，年寿永久。另一项与明堂有关的政治活动则是安置九鼎于明堂庭。武则天通过九鼎的铸造，希望将明堂大火对武周政权的影响降至最低。而铸九鼎置于明堂中，是武则天在依赖佛教的意识形态统治失败之后，主动回归到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法。然而，这样的回归终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权的命运。 武则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禅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阳作为首都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构建，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武则天明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制建筑，完善了洛阳的首都礼仪空间；作为武周政权的代表建筑景观，雄居宫城核心，成为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但当李唐王朝重新掌权之后，明堂成为最先改造的对象，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响的重要举措。安史之乱中，明堂最终被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