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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专业性学术机构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中以学院或科系为基础的大学，实为形塑近代中国史学学科体制、培养史学人才、建立史学研究规范最重要的载体。以大学的历史学科为研究对象，观察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已经成为当下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近代上海为例，至少有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以及教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曾设有历史学科，数量居全国之最。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些大学历史学科的认知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此，本文将视角投向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丰富学界对近代中国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的认识。 从课程、学程到科系、院系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最早以课程的形式出现，从各大学创办之始即已开设。 1879年成立的圣约翰书院，在建校早期的正馆（相当于本科）课程中，设有用英文讲授的历史课程“英文史纪”和“近世史记”。1896年，圣约翰书院增加了用中文讲授的历史课程，是正馆学生每年必修的科目。1906年，圣约翰书院正式改制为大学，课程体系因而兴革，历史课程的数量随之增加。 1906年成立的上海浸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类似。该校早期将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要求第一班到第五班的学生分别修读“中国史”“希腊与罗马史”“欧洲中世和近世史”“英国史”“美国史”，最高级的第六班，需要修读“伦理学及性理学史”等历史学课程。1914年，浸会大学改为沪江大学，改分班制为预科制和正科制（相当于本科），课程计划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历史类课程。 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办学之初亦将历史课程作为必修课之一。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设有高等正科（相当于本科）第一部（包括政法科、文科、商科、预科）和高等正科第二部（包括理科、工科、农科、预科）。历史课程是高等正科第一部学生的必修课，学生第一年必修“本国政治历史”，第二年必修“法政学”之下的“宪法史”和“政治史”、“欧洲近世史”等3门课程。 通过上述三校的考察可知，当时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已经意识到历史课程的重要性，将历史教育视为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大学的通识教育色彩逐渐隐去，开始具有更为明确的分科意识。1917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史学门的成立，为其他地区大学历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提供了参照依据。1919年，圣约翰大学在文科之下设有史学科（学程），其下包括7门课程，供学生选读。1919年，沪江大学设有文、理、社会科学、道学4科，社会科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4个学程。同一时期，复旦大学亦设置历史地理部，包括4门历史类课程。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从通识教育向分科制转型，由课程制发展为学程制，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独立，仍带有通识教育的烙印。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进一步专业化，历史学科本身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不断廓清自己的学科界域，进一步积极寻求学科的主体性，最终向专业系科演变。 总之，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和发展，普遍经历了一个从课程到学程，再到科系、院系的专业化发展过程。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足，近代上海高校历史系林立的背后，亦存在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和内在限制。 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发展的危机与限制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将建制落到实处，常常仅有历史系之名，缺乏历史系之实。由于这些大学的历史系普遍缺乏稳定性、延续性，难以建立起健全、正规的学科体系，更无法提供全面的历史学教育。 首先，以师资为例，大学的历史学科教师队伍常常只有一两人或两三人，流动性极大，平均任期短，不足以支撑成系。而且，教师中真正出身于史学者少，相当大一部分教师是从其他学科转教史学，由此更削弱了其专业性。而教会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几乎都是西方人或在西方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华裔。 其次，以学生为例，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学生人数普遍较少。因目前档案资料缺乏，难以精确统计在读生的人数，只能利用各种数据综合分析。光华大学建校前十年间，历史系总毕业人数仅9人，平均每年不足1人。1929年，复旦大学史学系仅有6位学生在读。1930年，大夏大学历史学系共有22人在读，平均至4个年级，亦不过每年级5—6人。1927年，国立暨南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创立时并无学生。 民国时期各大学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规模原本不大。历史学科作为大学里的“小众学科”，社会需求有限，院系规模偏小，师生人数偏少，亦属正常现象。然而，考察其实际的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方案，便会发现存在颇为严重的问题。复旦、光华、大夏之类的私立大学，其历史学科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盲目求大求全，千校一面，学科定位模糊，未能根据学校的性质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相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历史学科开设的课程比较符合实际能力。然而，由于这些大学的师资水平不高，其历史系仅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无法培养学术人才，更多是给毕业生一种文学士的“资格”。 总之，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虽然起步早，但普遍缺乏师资，生源不足，培养方案不切实际，学科内部发展严重失衡，实现基本教学功能尚勉为其难，更遑论实现研究功能。由于设置历史学科的高校数量过多，又导致师资和学生资源严重分散，无法形成集中优势，进一步限制了各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因此，1932年前后，多数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实际已经举步维艰，出现了生源进一步减少或暂时停办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各校当局或历史学科的主事者要继续生存发展还是听任结束，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不同发展模式 1．国立化 1932年以后，国家增加对国立大学的投入，不再拖欠教育经费，鼓励大学集中优势发展基础学科。暨南大学便是一例。在教学方面，暨南大学史地学系的必修课程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地理三组。除此之外，还设有“历史哲学”“史学通论”“社会进化史”“文化人类学”“史料研究”等10门选修课程。暨南大学史地学系在注重教学之余，亦重视发挥研究功能。其学术主旨为：“对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中国民族之海外发展史及南洋史地研究，尤为注重。”由此，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和南洋研究成为暨南大学史地学系的特色。 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历史学科得以迅猛发展，典型案例是复旦大学。1942年，已经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改为国立，抗战前业已停办的历史学科得以重建。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历史学科得到大力发展，长期任教于暨南大学的周谷城转任复旦大学，在短时间内，复旦大学史地系教师队伍颇具规模、梯队分明。 1946年，国立同济大学在校友、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特批下设立文学院。1948年，开设历史学系，当年7月，该系招收学生，初试录取学生11名。由传统的工科国立大学白手起家建设历史系，显示出国立大学发展历史学科的巨大优势。 2．师范化 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王国秀担任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硕士孟寿椿、东京大学法律史博士杨鸿烈担任历史学系教授。三人均有留学海外学习的背景，开始对历史学科的课程和培养计划进行改革。 首先，王国秀、杨鸿烈在培养计划上做减法。当年，大夏大学历史学系的普通学程从39门削减为21门，研究学程从14门削减为8门，空头课程都被取消。其次，他们将历史学系改称历史社会学系，其后又改为史地社会学系，试图容纳其他学科，赋予历史学更宽广的内涵。史地社会学系有意识地将课程内容与师范教育对接。1935年，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系历史学方面的培养计划已经都是通史类课程。为了增加大夏大学历史学科的师范色彩，1935年以后，大夏大学以梁园东为主任，以史地社会学系师资为主体，设立了师范专修科史地组，专门培养历史学方面的师范人才。 3．融合化 对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而言，发展历史学科的做法是将历史学融入政治学。1935年，沪江大学成立政治学系，将历史学彻底并入政治学。沪江大学政治学系实际是以政治学为表，历史学为里的一种学科结合体，将两者紧密结合，并发挥两者的集中优势，以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功能。 4．停滞化 对近代上海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积极寻求转型，继续按照固有的模式办学，不能与国立大学有所区隔，其结果往往是逐渐陷入停滞化和边缘化的境地。在这方面，私立光华大学的例子比较典型。光华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极具专业水准且不失均衡，然而此种设置或更适合于暨南大学等师资健全的国立大学历史系，并不适合近似于“一师一生”的私立大学历史系。 结语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普遍经历了从课程到学程，再从科系到院系的发展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各校除极个别未立案高校，基本出现了文学院或文理学院之下独立的历史系或近似于历史系的建制。然而，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虽然获得积极发展，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危机和困境。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高校设置历史学科者高达7所，导致学科重复设置严重，资源配置分散，非但无法实现整体水平的提升，更对各校历史学科的发展造成内在限制，无法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功能。加之各校历史学科普遍对自身发展定位不清，未能根据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因势利导，到20世纪30年代初便迅速衰落，甚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 由于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未及繁盛便显颓势，并不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整顿文法科的“拟调整”之列。各校的历史学科若要突破困境，还需依靠其自身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此种情况下，有高校借助国立化以后的优势，加强历史学科的学术人才培养功能，亦有高校选择因势利导，将历史学科与中等师范教育对接，还有高校将历史学科融入其他学科发展，以实现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回顾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发展以及转型的历程，对我们今天面临或解决相似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田粉红/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