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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两宋 修史观 时代特征 作者简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两宋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修史活动频繁。然而无论是官方修史还是私家修史，均离不开史家之“史观”，史观是史家的一种观念性认识，这种认识由个体主导，有自律性，往往贯穿于史家一生。史观受到史家个人思想、史学素养、政治立场以及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宋代修史制度建设、修史机构演变以及史学思想等，而对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念及其时代特征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拟从两宋社会与修史观念之关系角度，对这一时期修史观及其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作出系统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强化资治与鉴镜功能的修史观 宋代官方史学繁荣，史学成就显著，这不仅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高度繁荣的经济、比较自由的言论有关，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密切相关。其一，社会矛盾尖锐，各地小规模起义接连不断。宋初受五代战乱频仍的影响，土地荒废，社会生产恢复缓慢，尤其是流民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容易与其他困苦农民相呼应，造成多发的民变、农民起义、群体性事件等。如欧阳修曾上《再论置兵御贼札子》称：“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周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这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其二，逐渐突显的冗官、冗兵、冗费之“三冗”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载：“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两千员，今两千八百员。臣（张方平）判流内铨，取责在铨选人，毕竟不知数目，大约三员守一阙，略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官数如此，若更五七年后，其将奈何！”不只是官员增多，兵员也是逐年上涨，给北宋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再加上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等，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其三，与周边民族政权矛盾突出，战和不定。宋代崇文抑武，对军队战斗力带来消极影响。宋太宗两次与辽交战均以失败告终，此后转攻为守，不敢再轻言北征。宋朝对西夏出兵也胜少败多。宋金联合灭辽后，金开始攻宋，于靖康年间灭北宋，南宋时期宋金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宋和蒙古联合灭金后，试图收复“三京”失败，一直到蒙元攻陷临安，双方处于时战时议状态。 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大大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忧患意识。如修前朝史诏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太祖在开宝六年四月戊申，下诏修《五代史》，明确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宋代沿袭之前由宰相提举史馆修史的传统，开宝年间，由参知政事薛居正奉命监修，卢多逊、张澹等参编《五代史》，史载“（薛）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读书，为文敏贍。”有太祖的“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诏令在前，再加上薛居正稳重的个人性格和才学，该书重视通过记述五代史事来资治后世。如薛居正在《旧五代史》卷十《梁书十》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史臣曰：‘（梁）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惜哉！’”薛居正认为梁末帝未能识别奸伪，缺少能臣善吏辅佐，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一重大因素，以此来鉴镜后世帝王。 仁宗庆历到神宗熙丰年间，体现这种资治史观逐渐增强的首推司马光。由他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困学纪闻》评之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早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就已经将修撰好的《资治通鉴》的前身《通志》上呈给英宗御览，并受到了英宗赞赏，鼓励他继续完善扩充这部史籍，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进〈资治通鉴〉表》载：“先帝仍命（司马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官修史书是官方提供资料、场所、经费等，编修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有时甚至由朝廷任命专员编修，成书后也会有官方作序、赏赐编修人员之类的情况，而私家著述的《资治通鉴》却也享受了官修史书的待遇。书成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毫无疑问，以古鉴今，用历代君主的治乱兴衰来资治后代，正是司马光所重视的修史观。《资治通鉴·魏纪一》载：“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意，确然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可见，司马光正是抱着足以训诫后代的修史观来编撰这部史书，被后来历代君主所研读借鉴。司马光在《稽古录》中以“臣光曰”的编写形式，记述历代君王的治乱兴衰，提倡为君之道在于仁政和用人治国，以前代之得失资治于后代，取是舍非。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稽古”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希望宋代帝王能够借鉴前代兴亡得失，善于用人治国。在他看来，君王处在高高在上的地位，其决策足以影响国家治乱兴衰，应当慎重。 范祖禹在参修《资治通鉴》后编修的《唐鉴》，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资治目的非常强烈。范祖禹在记述史事的同时兼重史论，深刻评论唐代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因此也被尊称为“唐鉴公”，这是对他撰史成果的极大肯定。以史为鉴是范祖禹十分重视的史观，《进〈唐鉴〉表》载：“臣窃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验今，以前示后。”范祖禹希望通过记载前代君王得失，用唐朝历史事实做“现身”说法，作为本朝行事借鉴。《唐鉴·序》载：“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范祖禹通过对前代君王失德导致亡国的真实记载，同时在末尾以“臣祖禹曰”对其进行评价，极具借鉴意义。如《唐鉴》卷三载： 臣祖禹曰：太宗于是失言，《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谓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 范祖禹通过评论唐太宗关于周、秦之间征伐的看法，告诫帝王应以仁义治天下。 南宋初，因战乱不定，史馆体系尚未完全恢复，各种史书的编修进程非常缓慢，官方修史活动远远比不上私家修史，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私人编修史学巨著中十分突出的一部。李焘在编修时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希望能写一部“使众说咸会于一”的史籍。《文献通考》卷一九三之《续通鉴长编举要》说：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省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宵、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可见，李焘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整合和对当代史的编修，从而达到垂鉴于后世这一目的。《宋史》本传说：“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用人以昭陵为则。”李焘希望孝宗能够借鉴太祖、仁宗时期的执政经验，励精图治。与北宋史家们撰史所重视的垂鉴作用不同的是，北宋如欧阳修、孙甫等大都是通过记述唐、五代时期史事，以其治乱兴衰来警醒、垂鉴宋代帝王，而南宋本朝人记载本朝史，他们撰史，更多是希望南宋帝王们能够吸取北宋亡国的经验教训，借鉴有为君主的圣政。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由于北宋、南宋建立之初均面临复杂的内外矛盾，以及统治者注重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思想，使这一时期官私修撰前朝史活动都十分繁盛，通过记载前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以垂范后代。总的来看，两宋史家在资治方面要更甚于前代，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前朝史，也有本朝史，鉴史资治的史观更加强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