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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争影响中的修史观 自宋仁宗庆历年间逐渐兴起的党派之争，到了神宗熙丰年间以后，新、旧党互相倾轧，身处不同党派的史家们的不同政治立场影响着史籍编撰的整个过程。如神宗时，由王珪、蒲宗孟等编修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编修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载：“《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寇准和丁谓都曾任宰相，但寇准为人刚直，机智果敢，而丁谓虽有些才能，却为人奸邪、阴险。《两朝国史》这种颠倒是非的记载，显然和史家的政治立场、职业素养不高、以私意修史紧密相关。此外，党争时期部分史家的史观深受政治影响，其中关于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不切实际的。如史载：“绍圣间，蔡卞合曾布献（《王氏日录》）于朝，添入《神宗实录》。陈莹中谓安石既罢相，悔其执政日无善状，乃撰此书，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于是著《尊尧集》及《日录不合神道论》等十数书。”陈莹中即陈瓘，由于他不同于王安石的政治立场，在编修《王氏日录》时，归错于他人而美饰于己，这种有失公允的价值评价，严重影响了修史观的公正立场。 党争中新派、旧派互相攻伐，新派对史学一直持打压态度，甚至建议禁止史学。《能改斋漫录》卷一二载：“崇宁初，薛门下昂为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薛辄黜落。”薛昂属于蔡京、蔡卞等新党阵营，仅因史学避讳问题就严惩程文，元符中，还曾上殿乞罢史学，但被“哲宗斥为俗佞”。新派人士禁止士人学习旧派学术，即元祐学术，甚至还曾谋划毁掉《资治通鉴》，后被陈瓘所阻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载：“瓘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推尊安石而挤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瓘闻之，用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不复敢议毁矣。”新、旧派政治上的斗争对史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修史时受到激烈党争强烈干扰的，当数四次编修的《神宗实录》。第一次是元祐元年，朝廷诏修《神宗实录》，由蔡确等人负责，但是蔡确在当时为旧党所不容，很快就被罢相改由司马光负责监修，而之前同司马光一起编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也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范祖禹是反对王安石的旧党派，在他编修过程中就表现了其对人不对事的态度。《宋史》卷四三四《范冲传》载：“（范）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到了哲宗亲政，又开始起用变法派，蔡卞、章惇等新党人士开始掌权，绍圣元年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请修消息传出，马上就有人上书言事。《宋史》卷三五六《刘拯传》载：“绍圣初，（刘拯）复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毀先烈，愿明正国典。”之后蔡卞根据王安石《日录》，修改了很多之前范祖禹等人所修的《神宗实录》。《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载：“以卞兼国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录》，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他书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皆获深谴，迁翰林学士。”即使到此，编修《神宗实录》斗争也还没结束，随后在徽宗时开始了第三次编修。《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载：“章惇为相，乃置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以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廷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且面论曰：‘已焚之矣’。”这是右仆射韩宗彦上书请罢编类局，表面上只是言将编类文书“纳之禁中”，但实际还是与新旧党编修《神宗实录》的斗争相关联。而第四次编修《神宗实录》则是在宋高宗时期，《群书考索·续集》卷一六《国史》载：“徽宗初，陈瓘、陈次升相继论列，虽常降诏刪修，然卒为卞、京所蔽，不克是正。在绍兴间，高宗皇帝灼见邪正之实，乃命范冲等重修，天下之议始定。”可见，随着新旧两党轮流上台掌权，在编写《神宗实录》时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即使编修了四次，也难以成为以“以信传世”为目的的信史。 而在其后编修的《哲宗实录》，更是由蔡京一手操控，以私意取舍史事，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史书修撰工作。《宋史》卷三七六《常同传》载： （常同）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毀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 此外，由于宋高宗强化“朕最爱元祐”这一政治导向，并曾下令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但受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行为，以及私意修定《哲宗实录》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官方史料真伪难辨、留存无几。因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这一时期史事时，除了参照《哲宗实录》，更多的是引用了曾布的《曾布日录》，据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小注，其中自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正月引用《曾布日录》高达400多处。而曾布是党争最激烈时期的重要人员，其编修的《曾布日录》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色彩。李焘引用《曾布日录》与宋高宗对曾布修史的推崇有关，高宗曾赞赏曾布《三朝正论》称：“昨观布《正论》，其言皆正当，至如载哲庙册立事及宣仁圣烈皇后圣语，皆是当时所闻，必不妄。”可见，纵然像李焘这样优秀的史家，在修史时都不得不使用诸多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史料，这种党争影响下的复杂修史观，是宋代修史的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熙丰年间激烈的党争活动，严重的政见分歧，使官私修史人员撰史曲笔掩恶现象严重，如《神宗实录》的重修历程，新旧党派掌权后以私意修改史籍记载。而步入南宋，许多史籍在北宋亡国的混乱过程中丢失，历史记载出现断层，更加难以甄别前人所修史事之真伪，研究当时史家之史观也就更为复杂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